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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 作者：徐誌頻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從1882年2月上任，到1884 年 3 月卸任，左宗棠擔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兩年。兩年內，他集中精力做了四個方麵的事：興修水利、整頓海防、開發礦業、興辦洋務。[1]
從1866年籌劃福州船政局起，左宗棠辦洋務已經有16個年頭了。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發展，弊病這時開始顯露出來：國家所有製與私人產權發生激烈的衝突。
16年來，洋務運動在全國陸續興起，模式一直是“官辦”。用今天話說，政府辦企業。這個模式利少弊多，左宗棠發現弊病主要是“所鑄之器不精，而費不可得”。
怎麽克服“國辦企業”產品毛糙、生產出來還要賠本的弊端呢？
左宗棠找原因，發現是產權不清所致。他從理論上先分清國家、私人、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結論是：“與民爭利，不若教民興利”，“不奪民間固有之利，收迴洋人奪取之利，更盡民間未盡之利”，“民利仍還之民”。左宗棠下令放權：商業的事情，商人自己說了算。
在實施中怎麽保證商人獨立自主，商人利益歸商人，而不被國家剝奪？左宗棠的方法，是在體製中做變通。 1882 年，他奏請朝廷批準創辦利國驛煤礦，該礦名義上仍是“官督商辦”，實際上已是“商督商辦”，股東有了基本的獨立自主權。[2]
利國驛煤礦辦後贏利，左宗棠將成功的經驗推廣。
1885 年，左宗棠在督辦福建軍務期間，還向朝廷上折，建議中國學習西方製糖技術建廠，左宗棠建議，將企業全部由“官辦”轉軌成“商辦”。
他鼓勵民間自己開辦新式企業，從這裏嚐到了甜頭，也看到了振興國家經濟的希望：如果政府不去自己辦企業，隻負責鼓勵老百姓多賺錢，老百姓必然對有錢的商人心生羨慕（“如官倡其利，民必羨之。”），老百姓紛紛去從事經商活動，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發家致富了，政府通過稅收槓桿，不要搭進成本，還可以收取商業稅。這大大節省了“官督商辦”模式中政府派官員去企業支付的管理成本。（“官本既還，隻收稅課，不必派員管廠。”）
左宗棠從18歲自學經世致用學問，又沒有任何體製內教育經驗束縛思維，以旁觀者的眼光，對比中西差別，他一眼就看出導致中國落後的根源，出在中國文化身上：中國人將智慧都消耗在四書、五經、八股這些大而無當的虛空學問上，外國人的聰明都落到了科學與技術構建起來的經濟實體方麵（“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人將倫理道德作為立國的根本，把科學技術看成是末等小事，外國人則不然，他們推崇科學技術，看輕倫理道德。（“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中國文化一味追求務虛，導致近代工業完全落後。
左宗棠決定通過辦洋務來改造中國文化。作為一個受中華文化哺育成長起來的讀書人，他有著很強的文化本位心理，看清楚了中國的短處，但接受不了這種文化自卑：雖然中國人的長處不如外國人，但也沒什麽了不起，我們跟著他們學習就可以了，讓西方獨霸科學技術專長，那是不行的。（“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
左宗棠讀過魏源的《海國圖誌》，接受了“師夷長技以製夷”觀點。大權在握的總督，接受了就要頂著責罵與非難，毅然去實踐推行。他給二哥左宗植寫信說，湖南本土的老鄉們頑固保守，如果在家鄉聽你說起我要學習洋人，一定怕汙染了耳朵，罵我被外國人洗腦叛變了。（“湘人固閉，殆必聞而掩耳，謂我變於夷矣。”）他希望二哥幫自己向鄉親解釋清楚。
為了大力扶持民營企業，與西方列強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爭得一席之地， 1882年，左宗棠推薦胡雪岩到上海開辦蠶絲廠。
眼下，胡雪岩已經成了左宗棠扶持起來的中國首富了。
1862年，胡雪岩藉助王有齡開辦阜康錢莊，做上了商人；1874年，他依靠左宗棠的支持，創辦胡慶餘堂，做成了大商人。
胡雪岩的商業才華，因與左宗棠合作而找到舞台。左宗棠發現，胡雪岩是個商業奇才，完全可以勝任“後勤部長”。
早在1864年，楚軍攻陷杭州，左宗棠出麵支持，將領們在戰爭中獲得的數百萬兩銀子都存進阜康錢莊，胡雪岩用這些錢做資本，從事投資，“歲獲利數倍，不數年，家資逾千萬，富甲天下”。
後來，西征軍的糧草、槍炮、子彈，左宗棠都放心交給他去辦。
胡雪岩積極幫左宗棠從國外販來軍火，而且都是當時國際上最先進的武器。 1875年，左宗棠在蘭州前線，胡雪岩從上海販到“來複槍”1萬多支。他還幫左宗棠為前線指揮官每人配備了一個雙筒望遠鏡。
胡雪岩利用官商結合，一方麵通過販賣軍火，大發戰爭財，另一方麵也為西征勝利立了大功，清廷不吝獎勵：禦賜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
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以來，商人屬於四民之末，“商而優則仕”實屬破天荒。亦官亦商，官商結合，胡雪岩暴富，總資產接近4000萬兩白銀，是清政府一年財政總收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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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66年籌劃福州船政局起，左宗棠辦洋務已經有16個年頭了。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發展，弊病這時開始顯露出來：國家所有製與私人產權發生激烈的衝突。
16年來，洋務運動在全國陸續興起，模式一直是“官辦”。用今天話說，政府辦企業。這個模式利少弊多，左宗棠發現弊病主要是“所鑄之器不精，而費不可得”。
怎麽克服“國辦企業”產品毛糙、生產出來還要賠本的弊端呢？
左宗棠找原因，發現是產權不清所致。他從理論上先分清國家、私人、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結論是：“與民爭利，不若教民興利”，“不奪民間固有之利，收迴洋人奪取之利，更盡民間未盡之利”，“民利仍還之民”。左宗棠下令放權：商業的事情，商人自己說了算。
在實施中怎麽保證商人獨立自主，商人利益歸商人，而不被國家剝奪？左宗棠的方法，是在體製中做變通。 1882 年，他奏請朝廷批準創辦利國驛煤礦，該礦名義上仍是“官督商辦”，實際上已是“商督商辦”，股東有了基本的獨立自主權。[2]
利國驛煤礦辦後贏利，左宗棠將成功的經驗推廣。
1885 年，左宗棠在督辦福建軍務期間，還向朝廷上折，建議中國學習西方製糖技術建廠，左宗棠建議，將企業全部由“官辦”轉軌成“商辦”。
他鼓勵民間自己開辦新式企業，從這裏嚐到了甜頭，也看到了振興國家經濟的希望：如果政府不去自己辦企業，隻負責鼓勵老百姓多賺錢，老百姓必然對有錢的商人心生羨慕（“如官倡其利，民必羨之。”），老百姓紛紛去從事經商活動，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發家致富了，政府通過稅收槓桿，不要搭進成本，還可以收取商業稅。這大大節省了“官督商辦”模式中政府派官員去企業支付的管理成本。（“官本既還，隻收稅課，不必派員管廠。”）
左宗棠從18歲自學經世致用學問，又沒有任何體製內教育經驗束縛思維，以旁觀者的眼光，對比中西差別，他一眼就看出導致中國落後的根源，出在中國文化身上：中國人將智慧都消耗在四書、五經、八股這些大而無當的虛空學問上，外國人的聰明都落到了科學與技術構建起來的經濟實體方麵（“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人將倫理道德作為立國的根本，把科學技術看成是末等小事，外國人則不然，他們推崇科學技術，看輕倫理道德。（“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中國文化一味追求務虛，導致近代工業完全落後。
左宗棠決定通過辦洋務來改造中國文化。作為一個受中華文化哺育成長起來的讀書人，他有著很強的文化本位心理，看清楚了中國的短處，但接受不了這種文化自卑：雖然中國人的長處不如外國人，但也沒什麽了不起，我們跟著他們學習就可以了，讓西方獨霸科學技術專長，那是不行的。（“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
左宗棠讀過魏源的《海國圖誌》，接受了“師夷長技以製夷”觀點。大權在握的總督，接受了就要頂著責罵與非難，毅然去實踐推行。他給二哥左宗植寫信說，湖南本土的老鄉們頑固保守，如果在家鄉聽你說起我要學習洋人，一定怕汙染了耳朵，罵我被外國人洗腦叛變了。（“湘人固閉，殆必聞而掩耳，謂我變於夷矣。”）他希望二哥幫自己向鄉親解釋清楚。
為了大力扶持民營企業，與西方列強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爭得一席之地， 1882年，左宗棠推薦胡雪岩到上海開辦蠶絲廠。
眼下，胡雪岩已經成了左宗棠扶持起來的中國首富了。
1862年，胡雪岩藉助王有齡開辦阜康錢莊，做上了商人；1874年，他依靠左宗棠的支持，創辦胡慶餘堂，做成了大商人。
胡雪岩的商業才華，因與左宗棠合作而找到舞台。左宗棠發現，胡雪岩是個商業奇才，完全可以勝任“後勤部長”。
早在1864年，楚軍攻陷杭州，左宗棠出麵支持，將領們在戰爭中獲得的數百萬兩銀子都存進阜康錢莊，胡雪岩用這些錢做資本，從事投資，“歲獲利數倍，不數年，家資逾千萬，富甲天下”。
後來，西征軍的糧草、槍炮、子彈，左宗棠都放心交給他去辦。
胡雪岩積極幫左宗棠從國外販來軍火，而且都是當時國際上最先進的武器。 1875年，左宗棠在蘭州前線，胡雪岩從上海販到“來複槍”1萬多支。他還幫左宗棠為前線指揮官每人配備了一個雙筒望遠鏡。
胡雪岩利用官商結合，一方麵通過販賣軍火，大發戰爭財，另一方麵也為西征勝利立了大功，清廷不吝獎勵：禦賜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
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以來，商人屬於四民之末，“商而優則仕”實屬破天荒。亦官亦商，官商結合，胡雪岩暴富，總資產接近4000萬兩白銀，是清政府一年財政總收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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