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裏很難設想能有一個正常的具有社會主義方向的政府。而在我國這種政治紛爭的條件下聯合政府是一個具有爆炸危險的、簡直是有致命威脅的物品。
那麽，專家治國型的廠長經理政府呢?
有一陣我也動搖起來。
我同尤裏·斯科科夫進行了一次認真的會晤。他同意在危機的形勢下取代蓋達爾。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迫在眉睫。從議會各黨派團體、各派政治運動、各個經濟學流派、經濟工作者和企業家等方麵來的排山倒海的壓力令我無法招架。所有各方都要求撤換蓋達爾……一次，兩次，三次地要求……
由於我們沒能信守諾言，反對派在幸災樂禍，他們在新一屆代表大會上還要變本加厲地實行毀謗攻擊，破壞我們政策和思想的威信，使國家形勢動蕩不安。
＊＊＊
1992年6月12日是俄羅斯獨立日第一個周年紀念日。就在這天，發生了衝突事件：瘋狂的安皮洛夫分子企圖用暴力奪取"奧斯坦基諾"電視中心。
維克托·安皮洛夫原是一名記者，國家電視廣播係統派往尼加拉瓜的特派記者。正像人們常說的那樣，這是一個在革命浪漫主義情調中有點"忘乎所以"的人。
在社會生活中他選擇了一條危險的路，他想成為街頭領袖、街壘將軍。他的選擇一害自己，二害周圍的人。在社會上可能會出現俄羅斯第一個有組織恐怖活動團體。
特別惡劣的是，安皮洛夫把一批富有戰鬥精神的老年鬥士集中於自己麾下。我能理解他們的情感以及他們與當前諸事格榴不入的情緒。難道說用警棍驅散之後，還應當給他們增加養老金嗎?！這已經不是什麽革命浪漫主義，而是公開的無恥行徑。
民主派組織的上百萬人的群眾大會上也沒出現過此類行為。沒有任何人受傷，到處秩序井然。人民代表保證參加大會的隊伍安全，在必要的時候，他們會把到會群眾與特種警察分開，因為事先已經同政權當局關於所有問題達成了協議。
而好鬥的安皮洛夫分子採取的完全是另一種立場。他們需要製造流血事件，因為流血事件能證明政權無法控製局勢，流血是災難的標誌，是無政府狀態的標誌。因此，他們不擇手段地企圖釀成流血事件。
最高蘇維埃和哈斯布拉托夫把他們稱之為"人民運動"，但就在當時，這種運動的基本特點已經昭然若揭了。盡管他們當中有相當多的老年人，他們舉著革命的紅旗，還有一些別的特色——這純屬法西斯主義的策略。這是新納粹分子在全世界常用的、為進行野獸般的進攻而採取的策略。當時，在"奧斯坦基諾"電視中心附近，該中心的工作人員遭到狗血琳頭的辱罵，一些下了夜班走在迴家路上的電視台技術人員遭到毆打。他們痛擊被圍的年輕民警，大打出手地殘害警察。
很明顯，這是一群危險人物。更確切地說，有一批危險人物在幕後操縱這些瘋狂的鬧事者。很可能這些肇事者得到有勢力的國家政權中人物的支持。沒有鐵腕人物的支持，在莫斯科製造如此局麵是根本不可能的。
看了10分鍾實況錄像，我心中產生了令人恐怖的焦慮。我記起了在"奧斯坦基諾"電視中心附近出現的一些麵孔。這不是自發的不滿情緒的爆炸，而是企圖有計劃地向政府施加壓力。他們打算觸動一下"民粹黨分子"葉爾欽的主要痛點，據說葉爾欽非常在乎人民的情緒和他們的社會自覺。有人認為，這種人為的爆炸是精心策劃的正確策略。
可我的感覺是，他們打算恫嚇我。我感覺到這是一件號稱人民運動的、令人噁心的腰品。我感覺到這裏有克格勃在插手。
夜間絮語
我的朋友是些什麽人?
……這是一個很難迴答的問題，盡管乍一看來是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本性而言我是個相當坦率的人，很喜歡交際，喜歡與親近的人相聚，開玩笑，娛樂，唱歌但是，我的所有的真正的、年輕時代的我們常說的"經得起考驗的"朋友卻留在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現在稱之為時卡捷琳堡。例如，米沙·卡拉西克、亞抄·奧爾科夫、安德烈·莫基爾尼科夫等青年時期的夥伴。
我同這些人當時是莫逆之交。在那個時代的夥伴當中如今與我在一起的隻剩下我的妻子——我的最親近的人。我與她是同齡人，個人經曆的開始也是非常相似的。她大概是唯一終生了解我的人。
人們也常常提起一些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人，仿佛這些人因我個人的好感而得到升遷，他們當中有我的助手伊柳辛，布爾布利斯(我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工作時根本不認識此人)，洛博夫，彼得羅夫……但是，同這些人的關係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上下級關係和工作夥伴關係，這種關係的前提是相互承認工作才幹，盡力把一些誌同道合的人配備在一個強有力的集體當中。
我想順便提一下，凡我不得勢的時候，出麵支持我的、到我這裏來做客的恰恰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大學時期的朋友們，關於這一點我在第一本書裏已有所述。我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黨委工作時的幾位副手總與我保持相當的距離，有時幹脆就離得遠遠的，躲著我。但我對他們沒有任何抱怨，從來沒有埋怨過他們，因為我了解，再一次重複，我了解，在我們的交往當中保持著一種適度。在必要的時候，我甚至把他們當中的某個人召來重新一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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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專家治國型的廠長經理政府呢?
有一陣我也動搖起來。
我同尤裏·斯科科夫進行了一次認真的會晤。他同意在危機的形勢下取代蓋達爾。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迫在眉睫。從議會各黨派團體、各派政治運動、各個經濟學流派、經濟工作者和企業家等方麵來的排山倒海的壓力令我無法招架。所有各方都要求撤換蓋達爾……一次，兩次，三次地要求……
由於我們沒能信守諾言，反對派在幸災樂禍，他們在新一屆代表大會上還要變本加厲地實行毀謗攻擊，破壞我們政策和思想的威信，使國家形勢動蕩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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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12日是俄羅斯獨立日第一個周年紀念日。就在這天，發生了衝突事件：瘋狂的安皮洛夫分子企圖用暴力奪取"奧斯坦基諾"電視中心。
維克托·安皮洛夫原是一名記者，國家電視廣播係統派往尼加拉瓜的特派記者。正像人們常說的那樣，這是一個在革命浪漫主義情調中有點"忘乎所以"的人。
在社會生活中他選擇了一條危險的路，他想成為街頭領袖、街壘將軍。他的選擇一害自己，二害周圍的人。在社會上可能會出現俄羅斯第一個有組織恐怖活動團體。
特別惡劣的是，安皮洛夫把一批富有戰鬥精神的老年鬥士集中於自己麾下。我能理解他們的情感以及他們與當前諸事格榴不入的情緒。難道說用警棍驅散之後，還應當給他們增加養老金嗎?！這已經不是什麽革命浪漫主義，而是公開的無恥行徑。
民主派組織的上百萬人的群眾大會上也沒出現過此類行為。沒有任何人受傷，到處秩序井然。人民代表保證參加大會的隊伍安全，在必要的時候，他們會把到會群眾與特種警察分開，因為事先已經同政權當局關於所有問題達成了協議。
而好鬥的安皮洛夫分子採取的完全是另一種立場。他們需要製造流血事件，因為流血事件能證明政權無法控製局勢，流血是災難的標誌，是無政府狀態的標誌。因此，他們不擇手段地企圖釀成流血事件。
最高蘇維埃和哈斯布拉托夫把他們稱之為"人民運動"，但就在當時，這種運動的基本特點已經昭然若揭了。盡管他們當中有相當多的老年人，他們舉著革命的紅旗，還有一些別的特色——這純屬法西斯主義的策略。這是新納粹分子在全世界常用的、為進行野獸般的進攻而採取的策略。當時，在"奧斯坦基諾"電視中心附近，該中心的工作人員遭到狗血琳頭的辱罵，一些下了夜班走在迴家路上的電視台技術人員遭到毆打。他們痛擊被圍的年輕民警，大打出手地殘害警察。
很明顯，這是一群危險人物。更確切地說，有一批危險人物在幕後操縱這些瘋狂的鬧事者。很可能這些肇事者得到有勢力的國家政權中人物的支持。沒有鐵腕人物的支持，在莫斯科製造如此局麵是根本不可能的。
看了10分鍾實況錄像，我心中產生了令人恐怖的焦慮。我記起了在"奧斯坦基諾"電視中心附近出現的一些麵孔。這不是自發的不滿情緒的爆炸，而是企圖有計劃地向政府施加壓力。他們打算觸動一下"民粹黨分子"葉爾欽的主要痛點，據說葉爾欽非常在乎人民的情緒和他們的社會自覺。有人認為，這種人為的爆炸是精心策劃的正確策略。
可我的感覺是，他們打算恫嚇我。我感覺到這是一件號稱人民運動的、令人噁心的腰品。我感覺到這裏有克格勃在插手。
夜間絮語
我的朋友是些什麽人?
……這是一個很難迴答的問題，盡管乍一看來是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本性而言我是個相當坦率的人，很喜歡交際，喜歡與親近的人相聚，開玩笑，娛樂，唱歌但是，我的所有的真正的、年輕時代的我們常說的"經得起考驗的"朋友卻留在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現在稱之為時卡捷琳堡。例如，米沙·卡拉西克、亞抄·奧爾科夫、安德烈·莫基爾尼科夫等青年時期的夥伴。
我同這些人當時是莫逆之交。在那個時代的夥伴當中如今與我在一起的隻剩下我的妻子——我的最親近的人。我與她是同齡人，個人經曆的開始也是非常相似的。她大概是唯一終生了解我的人。
人們也常常提起一些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人，仿佛這些人因我個人的好感而得到升遷，他們當中有我的助手伊柳辛，布爾布利斯(我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工作時根本不認識此人)，洛博夫，彼得羅夫……但是，同這些人的關係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上下級關係和工作夥伴關係，這種關係的前提是相互承認工作才幹，盡力把一些誌同道合的人配備在一個強有力的集體當中。
我想順便提一下，凡我不得勢的時候，出麵支持我的、到我這裏來做客的恰恰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大學時期的朋友們，關於這一點我在第一本書裏已有所述。我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黨委工作時的幾位副手總與我保持相當的距離，有時幹脆就離得遠遠的，躲著我。但我對他們沒有任何抱怨，從來沒有埋怨過他們，因為我了解，再一次重複，我了解，在我們的交往當中保持著一種適度。在必要的時候，我甚至把他們當中的某個人召來重新一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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