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找到了這個乍看起來行不通的出路。總之，不去是因為不解決問題。這種說法在世界上還沒有過，它超出了禮儀範圍。出訪就是為了解決問題，為了達成協議。
但是，來自日本方麵的極大壓力使我不得不尋找一個相等的答覆，而且我覺得自己找到了答覆的方式。我給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先生打去電話，對未能成行的訪問表示歉意。然後，又給韓國總統盧泰愚打電話，因為我訪問日本之後還要對韓國進行正式訪問。韓國總統對我改期訪問的請求表示理解。
當然，這使許多人感到有失體麵，不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克裏姆林宮的辦公室裏，都大有人在。我們國內的報刊也做出了驚奇、有的甚至是嘲弄的反應。至於日本人的反應，就更別提了。
這陣喧譁大約持續了兩個星期，爾後才平息下來。顯而易見的是，日本方麵似乎也已明白過來。日本人開始客觀地研究形勢，不再像這次未成行的訪問之前那麽神經過敏，那麽斤斤計較。
重大的秘密
在國與國之間，除了簽署重大的國家級文件和協定之外，保持非正式接觸也是重要的，這種接觸不是政治家的接觸，而是民族感情的接觸。如果相互之間有不愉快的秘密，終究要解開它們。
我們曾向美國人提供在我國尋找美國戰俘的機會。
我們把1956年的記錄運送到匈牙利，記錄中載明了在那些悲慘的日子裏有誰，在幹什麽。
我們還決定把被擊落的波音飛機的"黑匣子"轉交給韓國。這些"黑匣子"是我們的特工機關從海底打撈上來的，並作為機密保存在國防部。在訪問開始前兩三天，我給國防部長格拉喬夫打了電話，他通報說，他的同事們已經為那個內有記錄裝置的橙黃色圓球準備好專門的包裝箱，隨時準備把"黑匣子"轉交給朝國方麵。
把"黑匣子"交給韓國總統的一剎那，的確使訪問達到了最高潮。我們交出這場災難的關鍵秘密之一，不僅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們的立場的公開性，同時也間接地為那次事故道了歉。
我們迴國以後，韓國專家打開了"黑匣子"，發現裏邊隻有複製件，而且還被刪改過。原件多半早已被克格勃替換了，一切都被按良好的蘇聯風格做得天衣無縫。
格拉喬夫非常認真地執行了命令——轉交"黑匣子"，不是，是轉交那些在國防部保存了好多年的橙黃色圓球，但裏邊有什麽東西，卻不是他職權範圍的事。
不過，原件最終還是找到了，並移交給了事故原因調查國際委員會，從整體來說，避免了一次國際醜聞。
＊＊＊
今天，可以用1993年10月訪問日本的成果充實一下這部劄記的內容。
我有一種感覺，似乎上帝不願意讓我跟日本領導人會晤！可又應該見麵……然而，這一次卻是日本人自己建議我不要去，因為計劃中的訪問正趕上10月叛亂。不去的原因是完全正當的：形勢剛好進入緊急狀態。
但這一次我又破壞了外交禮節，不過，跟上次恰好相反。
於是，報刊再一次出現了不理解，出現了譏諷性的評論：昨天坦克還在莫斯科開炮，而第二天總統卻啟程去正式訪問!
不過，我認為必須去。假如這次不是訪問日本。或許會取消訪問。要是再次使全體人民失望，就意昧著要毀壞今後一個時間的兩國關係，兩國間不信任的冷漠狀態仍將持續下去。要知道，體驗別國事件畢竟不像體驗本國事件那樣深刻。日本人仍在期待著我的訪問。
……對於我們——俄羅斯人來說，史達林的罪行是個巨大的黑洞，整個曆史似乎都可以往那裏推。直到現在我們還未研究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和如何發生的。但實際上，每個國家對史達林時代的俄羅斯都有一筆特殊的帳要算，其中就包括日本。
西伯利亞集中營的日本戰俘大量死亡，那裏的條件對於日本戰俘來說。確實是極端嚴酷的，別的暫且不說，氣候和自然環境跟日本就完全不同。日本人在那裏過著幾乎跟廣島悲劇一樣的艱難生活。
對於受過注重禮儀禮節、敬重過去的教育的日本人來說，來自俄羅斯方麵的姿態是非常重要的。
我認為有必要做出表示歉意的姿態。在目前情況下，日本在那場戰爭中支持了侵略者並不重要。
這樣一來，我們會談的氣氛本身、對話的調子和方向都發生了變化，也打破了交易的呆板公式：我們給你們什麽，你們給我們什麽。我覺得，這種呆板公式從一開始就是不能接受的。我們走上了一條互利經濟合作的道路，同時不忘長期的目標，即解決日本方麵要求非常強烈也非常敏感的"北方領土"問題。
有損禮節嗎?
一般來說，在我們俄羅斯非常不喜歡履行任何準則、法規、指示、命令，也不喜歡遵守萊種事先製定的議事規程。我們是不非常守時的人民，議事規程對我們來說，簡直是如芒刺在背。
人們經常問我這些禮儀細節——向哪兒邁步，站在哪兒等等，是否使我感到為難呢？我又如何做好這一切呢?
起初，我對自己的確沒有多大把握。因為事先並未考慮到如此細微的細節，如站在右邊還是站在左邊，是向前邁一步或是在旗子旁邊停住，要不要轉過臉去，是不是低頭，等等。那時，我就自己打量周圍的人，試圖依葫蘆畫瓢照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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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來自日本方麵的極大壓力使我不得不尋找一個相等的答覆，而且我覺得自己找到了答覆的方式。我給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先生打去電話，對未能成行的訪問表示歉意。然後，又給韓國總統盧泰愚打電話，因為我訪問日本之後還要對韓國進行正式訪問。韓國總統對我改期訪問的請求表示理解。
當然，這使許多人感到有失體麵，不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克裏姆林宮的辦公室裏，都大有人在。我們國內的報刊也做出了驚奇、有的甚至是嘲弄的反應。至於日本人的反應，就更別提了。
這陣喧譁大約持續了兩個星期，爾後才平息下來。顯而易見的是，日本方麵似乎也已明白過來。日本人開始客觀地研究形勢，不再像這次未成行的訪問之前那麽神經過敏，那麽斤斤計較。
重大的秘密
在國與國之間，除了簽署重大的國家級文件和協定之外，保持非正式接觸也是重要的，這種接觸不是政治家的接觸，而是民族感情的接觸。如果相互之間有不愉快的秘密，終究要解開它們。
我們曾向美國人提供在我國尋找美國戰俘的機會。
我們把1956年的記錄運送到匈牙利，記錄中載明了在那些悲慘的日子裏有誰，在幹什麽。
我們還決定把被擊落的波音飛機的"黑匣子"轉交給韓國。這些"黑匣子"是我們的特工機關從海底打撈上來的，並作為機密保存在國防部。在訪問開始前兩三天，我給國防部長格拉喬夫打了電話，他通報說，他的同事們已經為那個內有記錄裝置的橙黃色圓球準備好專門的包裝箱，隨時準備把"黑匣子"轉交給朝國方麵。
把"黑匣子"交給韓國總統的一剎那，的確使訪問達到了最高潮。我們交出這場災難的關鍵秘密之一，不僅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們的立場的公開性，同時也間接地為那次事故道了歉。
我們迴國以後，韓國專家打開了"黑匣子"，發現裏邊隻有複製件，而且還被刪改過。原件多半早已被克格勃替換了，一切都被按良好的蘇聯風格做得天衣無縫。
格拉喬夫非常認真地執行了命令——轉交"黑匣子"，不是，是轉交那些在國防部保存了好多年的橙黃色圓球，但裏邊有什麽東西，卻不是他職權範圍的事。
不過，原件最終還是找到了，並移交給了事故原因調查國際委員會，從整體來說，避免了一次國際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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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可以用1993年10月訪問日本的成果充實一下這部劄記的內容。
我有一種感覺，似乎上帝不願意讓我跟日本領導人會晤！可又應該見麵……然而，這一次卻是日本人自己建議我不要去，因為計劃中的訪問正趕上10月叛亂。不去的原因是完全正當的：形勢剛好進入緊急狀態。
但這一次我又破壞了外交禮節，不過，跟上次恰好相反。
於是，報刊再一次出現了不理解，出現了譏諷性的評論：昨天坦克還在莫斯科開炮，而第二天總統卻啟程去正式訪問!
不過，我認為必須去。假如這次不是訪問日本。或許會取消訪問。要是再次使全體人民失望，就意昧著要毀壞今後一個時間的兩國關係，兩國間不信任的冷漠狀態仍將持續下去。要知道，體驗別國事件畢竟不像體驗本國事件那樣深刻。日本人仍在期待著我的訪問。
……對於我們——俄羅斯人來說，史達林的罪行是個巨大的黑洞，整個曆史似乎都可以往那裏推。直到現在我們還未研究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和如何發生的。但實際上，每個國家對史達林時代的俄羅斯都有一筆特殊的帳要算，其中就包括日本。
西伯利亞集中營的日本戰俘大量死亡，那裏的條件對於日本戰俘來說。確實是極端嚴酷的，別的暫且不說，氣候和自然環境跟日本就完全不同。日本人在那裏過著幾乎跟廣島悲劇一樣的艱難生活。
對於受過注重禮儀禮節、敬重過去的教育的日本人來說，來自俄羅斯方麵的姿態是非常重要的。
我認為有必要做出表示歉意的姿態。在目前情況下，日本在那場戰爭中支持了侵略者並不重要。
這樣一來，我們會談的氣氛本身、對話的調子和方向都發生了變化，也打破了交易的呆板公式：我們給你們什麽，你們給我們什麽。我覺得，這種呆板公式從一開始就是不能接受的。我們走上了一條互利經濟合作的道路，同時不忘長期的目標，即解決日本方麵要求非常強烈也非常敏感的"北方領土"問題。
有損禮節嗎?
一般來說，在我們俄羅斯非常不喜歡履行任何準則、法規、指示、命令，也不喜歡遵守萊種事先製定的議事規程。我們是不非常守時的人民，議事規程對我們來說，簡直是如芒刺在背。
人們經常問我這些禮儀細節——向哪兒邁步，站在哪兒等等，是否使我感到為難呢？我又如何做好這一切呢?
起初，我對自己的確沒有多大把握。因為事先並未考慮到如此細微的細節，如站在右邊還是站在左邊，是向前邁一步或是在旗子旁邊停住，要不要轉過臉去，是不是低頭，等等。那時，我就自己打量周圍的人，試圖依葫蘆畫瓢照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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