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宮對麵的橋上，人們擋住了軍用裝甲車輛的去路。加裏寧大街和環城路上均已設置了用無軌電車築成的路障。人們躺到坦克底下，將鐵棍插進停下來的軍車的履帶中。驚恐的作戰小組人員除了通過無線電台聽到"保持鎮靜"的命令外，再也聽不到其他任何指示。
還有另一個緊張的中心，那就是緊靠紅場和克裏姆林宮前麵的馬涅什廣場。沿著馬涅什廣場排起了一列由坦克、裝甲運輸車和手待衝鋒鎗的士兵組成的長隊。他們正在把人群趕離馬涅什廣場。從赫爾岑大街開進廣場的兩輛裝甲運輸車相撞了。大劇院附近也發生了裝甲運輸車相撞的事件。
亞納耶夫發布的在莫斯科實行緊急狀態的命令出籠了。這意味著即將施行宵禁。
所有人都等待著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新聞記者招待會。
＊＊＊
所有這一切消息源源不斷地傳向白宮。我不知道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們是什麽時候明白發生在首都的一係列事件的性質的。我想他們不是馬上明白了這一點。但如果他們更早一些意識到這一切的話，叛亂也許會以更為激烈的方式向前發展。
湧進市區的軍車和武器不僅沒有"安撫"和平息局勢，反而激發了全民的憤怒。
到了傍晚。這種憤怒便匯成了人們自發組織的白宮保衛戰。現在大家正緊張地構築街壘，用手把空的無軌電車推來，開來各種貨車，發表演講，向報紙和電台傳送各種消息……
看來，俄羅斯人同莫斯科有著一套特殊的溝通手段。雖然人們經常責罵和詛咒莫斯科，但同時又從內心深愛著它。莫斯科的威脅被人們不約而同地視為民族的威脅、全俄羅斯的威脅，視為對某種民族神靈的褻瀆。在具有正常思維和感情的人們心中，那一天仿佛發生了一場個人的民族解放革命。蘇維埃帝國與祖國的形象徹底地分離了。俄羅斯徹底地擺脫了蘇聯。這一點尤其涉及到俄羅斯的軍官和士兵們，因為這一天對他們是一場最嚴峻的道德考驗。
人們清楚地知道"戈巴契夫被拋棄了"。而且這一消息，從大體上說引起了各種相互矛盾的意見。總書記不成功的改革，他那冗長而令人費解的演講已經讓許多人生厭。許多人主張建立強有力的政權，一些社會人士不滿民主化所帶來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
發動叛亂鬧劇的克格勃分析家們的如意算盤正是基於上述情形。
在這種尖銳而複雜的形勢下，一些次要的細節和心理因素似乎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不僅沒有"內部的"領袖(這一點我上麵已經談到)，甚至連"外部的"、"充當門麵"的領袖也沒能找到。克留奇科夫本人的形象讓人陰鬱地聯想起史達林時代的迫害。亞佐夫元帥不適於一個文職的角色。帕夫洛夫因為強行兌換盧布和價格改革而在很短的時間內遭到人們深惡痛絕的唾棄。虛偽狡詐的盧基揚諾夫當然也引不起人們的任何好感，因為他是一個冷酷而老於世故的人物。
也許應當推薦某個類似巴克拉諾夫的新人物來充當"魁首"。但政變者們又害怕有違憲之嫌。於是他們把副總統亞納耶夫推到了前台，寄希望於他的頑強與自信：但政變者們的希望落空了。
盡管人們對戈巴契夫的態度複雜而矛盾，但他那飄忽不走的命運頓時讓他贏得了比整個改革年代更高的總統威望。蘇聯總統在人們的眼裏變成了一個無辜的(或許是"無辜麵須"的)犧牲品。
最後，笨拙而毫無秩序地沿莫斯科市區行進的坦克和裝甲車，更加點燃了人們的心頭之火。像"聾予的耳朵"一樣擺在大街小巷的武器，激起了人們憤怒的抗議。緊急狀態的社會基石一分一秒地迅速瓦解。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們的又一個失敗原因是所謂的集體責任製，確切地說，是發生事件的整個無責任狀態。
如果事先能逼迫戈巴契夫"退位"，正式剝奪其總統全權、或許事發前夕克裏姆林宮的連夜聚會能有某種意義。但由於代表團從克裏米亞無功而返(這個結果本在預料之中)，國家高級領導人的聚首(其中許多人是從休養所和療養院緊急召迴的)就具有了完全另一種潛在的意義。其含義的實質就是典型的"連環保"和見風使舵。一切行動必須經謹慎的多方協商，結果是承諾者們的領導層內缺乏動力和"進攻中心"。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重操勃列日涅夫式(而非戈巴契夫式)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的舊模式——有名無實的領袖，強有力的幕後人物，複雜的幕後鬥爭。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決議沒有署名，以無個性的麵目出現，照理說，這些決議本應當也像在停滯年代一樣，讓人們感到一種神聖的戰慄並被視為不可抗拒的旨意。但在戈巴契夫改革的這些年裏，人們的心理發生了許多根本的變化。人們已經習慣於我們社會中出現的一些個性人物，包括領導者的個性。好也罷，不好也罷，但是出現了有個性的領導人物。戈巴契夫周圍就出現相當多光芒四射的人物。
所做決定的"集體性"和"勃列日涅夫"式的工作風格——一小撮最高領導做出決定，而他們的勤勉的執行者去執行——幫了克留奇科夫及其同夥的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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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另一個緊張的中心，那就是緊靠紅場和克裏姆林宮前麵的馬涅什廣場。沿著馬涅什廣場排起了一列由坦克、裝甲運輸車和手待衝鋒鎗的士兵組成的長隊。他們正在把人群趕離馬涅什廣場。從赫爾岑大街開進廣場的兩輛裝甲運輸車相撞了。大劇院附近也發生了裝甲運輸車相撞的事件。
亞納耶夫發布的在莫斯科實行緊急狀態的命令出籠了。這意味著即將施行宵禁。
所有人都等待著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新聞記者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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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一切消息源源不斷地傳向白宮。我不知道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們是什麽時候明白發生在首都的一係列事件的性質的。我想他們不是馬上明白了這一點。但如果他們更早一些意識到這一切的話，叛亂也許會以更為激烈的方式向前發展。
湧進市區的軍車和武器不僅沒有"安撫"和平息局勢，反而激發了全民的憤怒。
到了傍晚。這種憤怒便匯成了人們自發組織的白宮保衛戰。現在大家正緊張地構築街壘，用手把空的無軌電車推來，開來各種貨車，發表演講，向報紙和電台傳送各種消息……
看來，俄羅斯人同莫斯科有著一套特殊的溝通手段。雖然人們經常責罵和詛咒莫斯科，但同時又從內心深愛著它。莫斯科的威脅被人們不約而同地視為民族的威脅、全俄羅斯的威脅，視為對某種民族神靈的褻瀆。在具有正常思維和感情的人們心中，那一天仿佛發生了一場個人的民族解放革命。蘇維埃帝國與祖國的形象徹底地分離了。俄羅斯徹底地擺脫了蘇聯。這一點尤其涉及到俄羅斯的軍官和士兵們，因為這一天對他們是一場最嚴峻的道德考驗。
人們清楚地知道"戈巴契夫被拋棄了"。而且這一消息，從大體上說引起了各種相互矛盾的意見。總書記不成功的改革，他那冗長而令人費解的演講已經讓許多人生厭。許多人主張建立強有力的政權，一些社會人士不滿民主化所帶來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
發動叛亂鬧劇的克格勃分析家們的如意算盤正是基於上述情形。
在這種尖銳而複雜的形勢下，一些次要的細節和心理因素似乎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不僅沒有"內部的"領袖(這一點我上麵已經談到)，甚至連"外部的"、"充當門麵"的領袖也沒能找到。克留奇科夫本人的形象讓人陰鬱地聯想起史達林時代的迫害。亞佐夫元帥不適於一個文職的角色。帕夫洛夫因為強行兌換盧布和價格改革而在很短的時間內遭到人們深惡痛絕的唾棄。虛偽狡詐的盧基揚諾夫當然也引不起人們的任何好感，因為他是一個冷酷而老於世故的人物。
也許應當推薦某個類似巴克拉諾夫的新人物來充當"魁首"。但政變者們又害怕有違憲之嫌。於是他們把副總統亞納耶夫推到了前台，寄希望於他的頑強與自信：但政變者們的希望落空了。
盡管人們對戈巴契夫的態度複雜而矛盾，但他那飄忽不走的命運頓時讓他贏得了比整個改革年代更高的總統威望。蘇聯總統在人們的眼裏變成了一個無辜的(或許是"無辜麵須"的)犧牲品。
最後，笨拙而毫無秩序地沿莫斯科市區行進的坦克和裝甲車，更加點燃了人們的心頭之火。像"聾予的耳朵"一樣擺在大街小巷的武器，激起了人們憤怒的抗議。緊急狀態的社會基石一分一秒地迅速瓦解。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們的又一個失敗原因是所謂的集體責任製，確切地說，是發生事件的整個無責任狀態。
如果事先能逼迫戈巴契夫"退位"，正式剝奪其總統全權、或許事發前夕克裏姆林宮的連夜聚會能有某種意義。但由於代表團從克裏米亞無功而返(這個結果本在預料之中)，國家高級領導人的聚首(其中許多人是從休養所和療養院緊急召迴的)就具有了完全另一種潛在的意義。其含義的實質就是典型的"連環保"和見風使舵。一切行動必須經謹慎的多方協商，結果是承諾者們的領導層內缺乏動力和"進攻中心"。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重操勃列日涅夫式(而非戈巴契夫式)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的舊模式——有名無實的領袖，強有力的幕後人物，複雜的幕後鬥爭。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決議沒有署名，以無個性的麵目出現，照理說，這些決議本應當也像在停滯年代一樣，讓人們感到一種神聖的戰慄並被視為不可抗拒的旨意。但在戈巴契夫改革的這些年裏，人們的心理發生了許多根本的變化。人們已經習慣於我們社會中出現的一些個性人物，包括領導者的個性。好也罷，不好也罷，但是出現了有個性的領導人物。戈巴契夫周圍就出現相當多光芒四射的人物。
所做決定的"集體性"和"勃列日涅夫"式的工作風格——一小撮最高領導做出決定，而他們的勤勉的執行者去執行——幫了克留奇科夫及其同夥的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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