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這些猜疑，我打電話給參加製定新聯盟條約的幾個最大共和國的領導人。
(白宮內的政府通訊被切斷了，但事發前不久剛剛給我的助手伊柳辛安裝的電話卻能用，它沒有被列入"紅色電話簿"——政府電話名單，因此它就成了我們的一部秘密電話……)
幾個共和國的領袖們起初的反應簡直讓我感到驚訝，他們的談話十分謹慎。
盧基揚諾夫的聲明也使他們感到不安，在表態之前也想知道戈巴契夫的真正角色。但最主要的是想遠離莫斯科事件，保持哪怕是表麵的、形式上的主權，簡言之，就是保持佐政權。以平等夥伴的身份與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進行對話，幾個共和國的領導人應採取中立的立場，那樣，可能還會給他們留下某種主權。至少，他們將保住內閣和某些特權。這是純機械的、而不是政治的邏輯，是狡猾的、但卻可輕易識破的外交手段。
他們怎麽也不理解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公然反對聯盟條約，麵如果最高蘇維埃會議賦予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以法律效力(這一點他們好像並不懷疑)，叛亂就會在一周內轉變成不可逆轉的全球性事件，它將震驚整個世界，更不用說震驚各加盟共和國了。軍隊將被派駐基輔、阿拉木圖、塔什於和其他共和園的首都，在那裏叛亂分子藉助裝甲車和坦克就地進行小規模的地方政變，那些聽命於中央的地方緊急狀態委員會將奪取政權。難道他們沒有看到過類似事件發展的情況嗎?
而克留奇科夫想促成的正是這種漸進的政變。他取消了擬定的逮捕行動，雖然一切都已準備就緒。正如我所說的，曾有過一個包括俄羅斯領導人、"戈巴契夫的"自由派及莫斯科政府領導人在內的名單。外部監視係統開始工作了，以便能在一小時內逮捕所有被"記錄在案的人"——但鎮壓的機器卻突然剎閘了。
我想，克留奇科夫認為把所有的人逮捕起來當然是可以的。但是，第一，這會立即引起人們的抵抗，那麽衝突和流血將不可避免。第二，這會過於急劇地喪失"戈巴契夫的"解凍局麵。新的領導人不僅將受到大量的國際製裁，還可能麵臨與世界完全斷絕關係。對於像我們這樣一個在全球各個角落都有著眾多利益的國家——這是極其有害的。這個狡詐的情報人員考慮得很全麵。
按克留奇科夫的想法，起恐嚇作用的不是克格勃，而是軍隊。被運往和平城市大街上的大量軍事裝備，應能渙散民主派的意誌。在武力麵前進行反抗是愚蠢的。
克留奇科夫寄希望於機構的政變，寄希望於盧基揚諾夫這樣的人物的出現，會急劇改變雙方力量對比。當然，這並不是一開始就使這個叛亂看上去"非常可怕"的唯一原因。
19日早晨，對於緊急狀態委員會來說，首要任務是向社會輿論界證明政變的合法性。
大約早晨10點鍾，我徹底明白了：俄羅斯白宮將成為近期事件的主要進攻基地。
蘇維埃大樓是什麽樣的建築呢?這可能是莫斯科市裏按特殊需要建築的第一座如此規模的新一代大樓。建築師契丘林進行了精心的設計。要走完大樓所有走廊，需要一天多的時間。大量的隔離式房間、辦公室、地下倉庫和大樓的地下出口構成了良好的安全係統。
就是說，我應該坐在白宮裏，一直坐下去。我在這裏坐的時間越長，對他們就越糟；圍困的時間越長，對他們不利的政治醜聞就越多，已出現的情況不明的間歇越是持續下去，他們徹底失敗的機會就越多。
我用某種新的凝聚的目光環顧著周圍，覺得怎麽也習慣不了這些冰冷的大辦公室。難道我還要在這一個地方呆很長時間？真不知道這種莫名其妙的事情什麽時候結束……
我，魯茨科伊、布爾布利斯、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沙赫賴和其他俄羅斯領導人聚在一起討論著盧基揚諾夫的聲明所引起的新情況。麵前放著我們的文件：已經被送往全國各地的俄羅斯領導人的告俄羅斯人民書和關於追究所有道反俄羅斯聯邦憲法的組織和人士責任的命令草案。當時俄羅斯還是蘇維埃社會主義的聯邦，其憲法也是蘇聯的憲法。但即使按這部憲法，國家的最高首腦也該是總統。沒有其最高領導機構的同意，不能把主權的俄羅斯納入緊急狀態！
窗外，停著一輛坦克，看似荒唐卻是實實在在的。我再次看了看窗外，一群人圍著一輛裝甲車，司機從窗口探出腦袋。人們不怕靠近它，何止是這樣，簡直是撲到達些坦克底下。即使是蘇維埃體製培養出來的蘇聯人也不怕子彈的迎頭射擊，不怕坦克的履帶，不怕無線電和電視每時每刻播放的威脅他們的刑事責任。
突然，我感到一種強烈的心靈撞擊——此刻，我應該到那裏，和他們站在一起。
準備這個簡單的行動無需多少時間。警衛已跑到街上，我也毅然地下樓走向人群，爬上裝甲板，挺起胸膛。也許就是在這時。我才清楚地感到：我們不會失敗，勝利屬於我們。同時也感到我與我周圍的人們心心相印，團結一致。他們人很多，吹著曰哨，大聲唿喊著。人群中有許多新聞記者、電視攝影師和照相師。我拿起一頁告俄羅斯人民書，喊聲停止了。我念起來，聲音很大，聲音幾乎變了調……然後我和坦克指揮官及士兵們交談，從他們的臉上和眼睛看出：他們不會向我們開槍。跳下坦克後幾分鍾，我又迴到自己的辦公室，但已經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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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內的政府通訊被切斷了，但事發前不久剛剛給我的助手伊柳辛安裝的電話卻能用，它沒有被列入"紅色電話簿"——政府電話名單，因此它就成了我們的一部秘密電話……)
幾個共和國的領袖們起初的反應簡直讓我感到驚訝，他們的談話十分謹慎。
盧基揚諾夫的聲明也使他們感到不安，在表態之前也想知道戈巴契夫的真正角色。但最主要的是想遠離莫斯科事件，保持哪怕是表麵的、形式上的主權，簡言之，就是保持佐政權。以平等夥伴的身份與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進行對話，幾個共和國的領導人應採取中立的立場，那樣，可能還會給他們留下某種主權。至少，他們將保住內閣和某些特權。這是純機械的、而不是政治的邏輯，是狡猾的、但卻可輕易識破的外交手段。
他們怎麽也不理解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公然反對聯盟條約，麵如果最高蘇維埃會議賦予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以法律效力(這一點他們好像並不懷疑)，叛亂就會在一周內轉變成不可逆轉的全球性事件，它將震驚整個世界，更不用說震驚各加盟共和國了。軍隊將被派駐基輔、阿拉木圖、塔什於和其他共和園的首都，在那裏叛亂分子藉助裝甲車和坦克就地進行小規模的地方政變，那些聽命於中央的地方緊急狀態委員會將奪取政權。難道他們沒有看到過類似事件發展的情況嗎?
而克留奇科夫想促成的正是這種漸進的政變。他取消了擬定的逮捕行動，雖然一切都已準備就緒。正如我所說的，曾有過一個包括俄羅斯領導人、"戈巴契夫的"自由派及莫斯科政府領導人在內的名單。外部監視係統開始工作了，以便能在一小時內逮捕所有被"記錄在案的人"——但鎮壓的機器卻突然剎閘了。
我想，克留奇科夫認為把所有的人逮捕起來當然是可以的。但是，第一，這會立即引起人們的抵抗，那麽衝突和流血將不可避免。第二，這會過於急劇地喪失"戈巴契夫的"解凍局麵。新的領導人不僅將受到大量的國際製裁，還可能麵臨與世界完全斷絕關係。對於像我們這樣一個在全球各個角落都有著眾多利益的國家——這是極其有害的。這個狡詐的情報人員考慮得很全麵。
按克留奇科夫的想法，起恐嚇作用的不是克格勃，而是軍隊。被運往和平城市大街上的大量軍事裝備，應能渙散民主派的意誌。在武力麵前進行反抗是愚蠢的。
克留奇科夫寄希望於機構的政變，寄希望於盧基揚諾夫這樣的人物的出現，會急劇改變雙方力量對比。當然，這並不是一開始就使這個叛亂看上去"非常可怕"的唯一原因。
19日早晨，對於緊急狀態委員會來說，首要任務是向社會輿論界證明政變的合法性。
大約早晨10點鍾，我徹底明白了：俄羅斯白宮將成為近期事件的主要進攻基地。
蘇維埃大樓是什麽樣的建築呢?這可能是莫斯科市裏按特殊需要建築的第一座如此規模的新一代大樓。建築師契丘林進行了精心的設計。要走完大樓所有走廊，需要一天多的時間。大量的隔離式房間、辦公室、地下倉庫和大樓的地下出口構成了良好的安全係統。
就是說，我應該坐在白宮裏，一直坐下去。我在這裏坐的時間越長，對他們就越糟；圍困的時間越長，對他們不利的政治醜聞就越多，已出現的情況不明的間歇越是持續下去，他們徹底失敗的機會就越多。
我用某種新的凝聚的目光環顧著周圍，覺得怎麽也習慣不了這些冰冷的大辦公室。難道我還要在這一個地方呆很長時間？真不知道這種莫名其妙的事情什麽時候結束……
我，魯茨科伊、布爾布利斯、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沙赫賴和其他俄羅斯領導人聚在一起討論著盧基揚諾夫的聲明所引起的新情況。麵前放著我們的文件：已經被送往全國各地的俄羅斯領導人的告俄羅斯人民書和關於追究所有道反俄羅斯聯邦憲法的組織和人士責任的命令草案。當時俄羅斯還是蘇維埃社會主義的聯邦，其憲法也是蘇聯的憲法。但即使按這部憲法，國家的最高首腦也該是總統。沒有其最高領導機構的同意，不能把主權的俄羅斯納入緊急狀態！
窗外，停著一輛坦克，看似荒唐卻是實實在在的。我再次看了看窗外，一群人圍著一輛裝甲車，司機從窗口探出腦袋。人們不怕靠近它，何止是這樣，簡直是撲到達些坦克底下。即使是蘇維埃體製培養出來的蘇聯人也不怕子彈的迎頭射擊，不怕坦克的履帶，不怕無線電和電視每時每刻播放的威脅他們的刑事責任。
突然，我感到一種強烈的心靈撞擊——此刻，我應該到那裏，和他們站在一起。
準備這個簡單的行動無需多少時間。警衛已跑到街上，我也毅然地下樓走向人群，爬上裝甲板，挺起胸膛。也許就是在這時。我才清楚地感到：我們不會失敗，勝利屬於我們。同時也感到我與我周圍的人們心心相印，團結一致。他們人很多，吹著曰哨，大聲唿喊著。人群中有許多新聞記者、電視攝影師和照相師。我拿起一頁告俄羅斯人民書，喊聲停止了。我念起來，聲音很大，聲音幾乎變了調……然後我和坦克指揮官及士兵們交談，從他們的臉上和眼睛看出：他們不會向我們開槍。跳下坦克後幾分鍾，我又迴到自己的辦公室，但已經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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