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情況下是這樣，但在這件事上不行。”迪布勒伊說。他像放連珠炮似地快速說了起來。顯而易見，這些話早就憋在他的心頭了。“抵抗運動，這很好，有一小部分人也就足夠了。別人所需要的，簡單地說就是要造成混亂。鬧事、破壞、抵抗，這是少數人的事。可一旦提出搞建設，那完全是另一碼事了。我們原來以為趁我們還在興頭上，可以一鼓作氣幹下去，但是被占領時期和解放後的時期被徹底分割。拒絕與敵合作，這是我們自己的事；以後的事情嘛，與我們也沒有任何關係。”
“這跟我們還是有點關係的。”亨利說道。他十分清楚迪布勒伊為何要持相反的論調。老先生不願意認為自己也有過行動的可能性，可惜利用不當。他寧願譴責自己判斷有誤，而不願承認自己失敗。但是，亨利堅信不疑，在1945年，前途還是廣闊的，他決不是憑自己的一時興趣摻和到政治中去的。他清楚地感到周圍發生的一切都與他息息相關。“我們的努力失敗了。”他說，“但這並不證明我們當初不該去努力。”
“噢！我們沒有加害於任何人，”迪布勒伊說道，“搞政治和酗酒一個樣，也許對身體害處還要少一點兒。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完全錯了！要是別人再讀讀我們在1944年與1945年間寫的東西，準會忍俊不禁：您自己就去試試瞧！”
“我揣摩我們當時太樂觀了。”亨利道，“這可以理解……”
“若您願意，我可以為我們提供各種可減輕罪過的情況！”迪布勒伊道，“抵抗運動勝利，解放的歡樂，我們可以據此得到廣泛的原諒。正義取得了勝利，前途賦予善良的人們，我們這些人都帶有古老而深刻的理想主義背景，巴不得相信這一切。”他聳了聳肩：“我們都是些孩子。”
亨利沒有吭聲。他眷戀這段過去的曆史，恰似眷戀兒時的往事。對，在這段曆史裏，敵友分明，善惡分明，生活就像埃皮納勒的畫片一般純樸，一切都酷似人的童年。他不願否認這段曆史，這本身就說明迪布勒伊言之有理。
“那依您之見，我們當時應該怎麽辦呢？”他問道，接著微微一笑：“我們應該加入共產黨嗎？”
“不。”迪布勒伊答道，“正如您從前有一天跟我說過的那樣，人們要思考問題，這是不可避免的，誰也不可能擺脫自身。要不，我們準都是些極壞的共產黨員。”他生硬地補充了一句：“再說，他們幹了些什麽？什麽也沒有。他們也同樣進退維穀。”
“那怎麽辦呢？”
“那就什麽都不做。沒有什麽可為的。”
亨利又為自己斟了一杯酒。迪布勒伊也許說得有理，但這樣一來，一切也就荒誕可笑了。亨利重又迴想起了那一個春日，充滿眷戀之情凝望著垂釣者的那個春日。他對納迪娜說：“我沒有時間。”他從來就沒有空暇，要幹的事情太多了。可實際上，從來就沒有過什麽事情要做。
“真遺憾沒有更早醒悟到這一點。不然可以避免多少麻煩啊。”
“我們不可能醒悟得更早！”迪布勒伊說，“假設我們屬於一個五等小民族，屬於一個早已過時的年代，要認識到這一點可不是一天的事情。”他搖搖頭：“必須經過一番艱苦的努力，才會甘心承認自己無能為力。”
亨利以滿含欽佩的目光望著迪布勒伊。漂亮的一手戲法！並沒有過什麽失誤，隻不過是一次失誤。而且失誤也是情有可原，因此也就一筆勾銷，無所謂失誤。過去這段曆史就像墨魚的骨頭一般清晰明朗，迪布勒伊本人是曆史必然性的一個無可指摘的受害者。這確實不錯，但是亨利對此絲毫也不感到滿意。他不願意承認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打一開始就是身不由已被逼著走的。他曾有過心靈上的激烈鬥爭，有過疑慮，也有激情，可照迪布勒伊說來，仿佛輸贏早有定局。他常常反問自己是何人，現在別人給了他答案：他是一個法國知識分子，曾被1944年的勝利所陶醉，又在事態的發展中被迫清醒地意識到了自己毫無作用。
“真怪，您竟變成了一個宿命論者！”亨利說道。
“不。我並沒有說一般意義上的行動是不可能的。隻是眼前對我們來說不可能。”
“我已經拜讀了您的書。”亨利說道，“簡言之，您認為隻是眼前跟共產黨走才可能有所作為。”
“對。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處境光明，而是除了他們，別的一無所有。這是事實。”
“可是您並沒有跟他們走嘛！”
“我不可能再改造自己了。”迪布勒伊說，“他們的革命與我以前希望的革命相去甚遠。我錯了。不幸的是，一個人並不因為發現了自己的錯誤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搖身一變，變成另一個人。您年輕，或許還可能下決心改造自己，可我不行了。”
“哈！我呀，我早就沒有興趣去摻和什麽事情了。”亨利說，“我想隱居鄉間，甚至幹脆跑到國外，去寫作。”他淡淡一笑：“依您之見，人們連寫作的權利都沒有了。”
迪布勒伊也淡然一笑：“我也許有點誇張。不管怎麽說，文學並不那麽危險。”
“可您覺得它再也沒有任何意義了。”
“您認為還有？”迪布勒伊反問道。
“對，既然我還繼續在寫。”
“這不是什麽理由。”
亨利懷疑地看了看迪布勒伊：“您是繼續在寫作呢還是再也不寫了？”
“僅僅證明怪癖毫無意義，那是絕對改變不了癖好的。”迪布勒伊說道，“不然瘋人院早就空了。”
“哈！得了。”亨利說道，“您連自己還沒有說服呢，我看這樣很好。”
“也許哪一天我會被說服的。”迪布勒伊神態狡黠地說。他緊接著故意岔開話題：“噢，我想跟您通個氣：昨天有個人來訪，真怪，就是那個小塞澤納克。我不知道您到底妨礙了他什麽事，反正他對您可不善。”
“我把他從《希望報》開除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亨利道。
“他一開始就沒頭沒腦地給我提出了一大堆問題。”迪布勒伊說，“問我認識不認識一個叫梅爾西埃的，問我在1944年的某一天是不是在巴黎，具體日期我記不清了。首先我什麽都記不清，再者，這些事與他又有何幹？我相當生硬，把他拒絕了，於是他便編造起一個荒誕的故事來。”
“有關我的？”
“對，那個小夥子，是個神話癖子。他可能是個危險分子。他跟我說您為洗刷蓋世太保的一個密探作了偽證；說什麽肯定是通過那個小貝洛姆對您進行了訛詐。必須阻止他到處傳播這種事情。”
亨利心中的石頭落了地。聽迪布勒伊說話的口氣，他明白了迪布勒伊從來就沒有想過塞澤納克說的是事實。隻要淡然一笑，隨便說一句無關緊要的話，這件節外生枝的事就可了結。可他怎麽也找不出話來。迪布勒伊有點兒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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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跟我們還是有點關係的。”亨利說道。他十分清楚迪布勒伊為何要持相反的論調。老先生不願意認為自己也有過行動的可能性，可惜利用不當。他寧願譴責自己判斷有誤，而不願承認自己失敗。但是，亨利堅信不疑，在1945年，前途還是廣闊的，他決不是憑自己的一時興趣摻和到政治中去的。他清楚地感到周圍發生的一切都與他息息相關。“我們的努力失敗了。”他說，“但這並不證明我們當初不該去努力。”
“噢！我們沒有加害於任何人，”迪布勒伊說道，“搞政治和酗酒一個樣，也許對身體害處還要少一點兒。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完全錯了！要是別人再讀讀我們在1944年與1945年間寫的東西，準會忍俊不禁：您自己就去試試瞧！”
“我揣摩我們當時太樂觀了。”亨利道，“這可以理解……”
“若您願意，我可以為我們提供各種可減輕罪過的情況！”迪布勒伊道，“抵抗運動勝利，解放的歡樂，我們可以據此得到廣泛的原諒。正義取得了勝利，前途賦予善良的人們，我們這些人都帶有古老而深刻的理想主義背景，巴不得相信這一切。”他聳了聳肩：“我們都是些孩子。”
亨利沒有吭聲。他眷戀這段過去的曆史，恰似眷戀兒時的往事。對，在這段曆史裏，敵友分明，善惡分明，生活就像埃皮納勒的畫片一般純樸，一切都酷似人的童年。他不願否認這段曆史，這本身就說明迪布勒伊言之有理。
“那依您之見，我們當時應該怎麽辦呢？”他問道，接著微微一笑：“我們應該加入共產黨嗎？”
“不。”迪布勒伊答道，“正如您從前有一天跟我說過的那樣，人們要思考問題，這是不可避免的，誰也不可能擺脫自身。要不，我們準都是些極壞的共產黨員。”他生硬地補充了一句：“再說，他們幹了些什麽？什麽也沒有。他們也同樣進退維穀。”
“那怎麽辦呢？”
“那就什麽都不做。沒有什麽可為的。”
亨利又為自己斟了一杯酒。迪布勒伊也許說得有理，但這樣一來，一切也就荒誕可笑了。亨利重又迴想起了那一個春日，充滿眷戀之情凝望著垂釣者的那個春日。他對納迪娜說：“我沒有時間。”他從來就沒有空暇，要幹的事情太多了。可實際上，從來就沒有過什麽事情要做。
“真遺憾沒有更早醒悟到這一點。不然可以避免多少麻煩啊。”
“我們不可能醒悟得更早！”迪布勒伊說，“假設我們屬於一個五等小民族，屬於一個早已過時的年代，要認識到這一點可不是一天的事情。”他搖搖頭：“必須經過一番艱苦的努力，才會甘心承認自己無能為力。”
亨利以滿含欽佩的目光望著迪布勒伊。漂亮的一手戲法！並沒有過什麽失誤，隻不過是一次失誤。而且失誤也是情有可原，因此也就一筆勾銷，無所謂失誤。過去這段曆史就像墨魚的骨頭一般清晰明朗，迪布勒伊本人是曆史必然性的一個無可指摘的受害者。這確實不錯，但是亨利對此絲毫也不感到滿意。他不願意承認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打一開始就是身不由已被逼著走的。他曾有過心靈上的激烈鬥爭，有過疑慮，也有激情，可照迪布勒伊說來，仿佛輸贏早有定局。他常常反問自己是何人，現在別人給了他答案：他是一個法國知識分子，曾被1944年的勝利所陶醉，又在事態的發展中被迫清醒地意識到了自己毫無作用。
“真怪，您竟變成了一個宿命論者！”亨利說道。
“不。我並沒有說一般意義上的行動是不可能的。隻是眼前對我們來說不可能。”
“我已經拜讀了您的書。”亨利說道，“簡言之，您認為隻是眼前跟共產黨走才可能有所作為。”
“對。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處境光明，而是除了他們，別的一無所有。這是事實。”
“可是您並沒有跟他們走嘛！”
“我不可能再改造自己了。”迪布勒伊說，“他們的革命與我以前希望的革命相去甚遠。我錯了。不幸的是，一個人並不因為發現了自己的錯誤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搖身一變，變成另一個人。您年輕，或許還可能下決心改造自己，可我不行了。”
“哈！我呀，我早就沒有興趣去摻和什麽事情了。”亨利說，“我想隱居鄉間，甚至幹脆跑到國外，去寫作。”他淡淡一笑：“依您之見，人們連寫作的權利都沒有了。”
迪布勒伊也淡然一笑：“我也許有點誇張。不管怎麽說，文學並不那麽危險。”
“可您覺得它再也沒有任何意義了。”
“您認為還有？”迪布勒伊反問道。
“對，既然我還繼續在寫。”
“這不是什麽理由。”
亨利懷疑地看了看迪布勒伊：“您是繼續在寫作呢還是再也不寫了？”
“僅僅證明怪癖毫無意義，那是絕對改變不了癖好的。”迪布勒伊說道，“不然瘋人院早就空了。”
“哈！得了。”亨利說道，“您連自己還沒有說服呢，我看這樣很好。”
“也許哪一天我會被說服的。”迪布勒伊神態狡黠地說。他緊接著故意岔開話題：“噢，我想跟您通個氣：昨天有個人來訪，真怪，就是那個小塞澤納克。我不知道您到底妨礙了他什麽事，反正他對您可不善。”
“我把他從《希望報》開除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亨利道。
“他一開始就沒頭沒腦地給我提出了一大堆問題。”迪布勒伊說，“問我認識不認識一個叫梅爾西埃的，問我在1944年的某一天是不是在巴黎，具體日期我記不清了。首先我什麽都記不清，再者，這些事與他又有何幹？我相當生硬，把他拒絕了，於是他便編造起一個荒誕的故事來。”
“有關我的？”
“對，那個小夥子，是個神話癖子。他可能是個危險分子。他跟我說您為洗刷蓋世太保的一個密探作了偽證；說什麽肯定是通過那個小貝洛姆對您進行了訛詐。必須阻止他到處傳播這種事情。”
亨利心中的石頭落了地。聽迪布勒伊說話的口氣，他明白了迪布勒伊從來就沒有想過塞澤納克說的是事實。隻要淡然一笑，隨便說一句無關緊要的話，這件節外生枝的事就可了結。可他怎麽也找不出話來。迪布勒伊有點兒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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