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貝爾，報社裏又一個青年編輯兼記者，他頗具才華，也有上進心與正義感，但他老一副“困惑的麵孔”，對自己想做的一切都沒有把握，顧慮重重，猶疑不決，需要別人幫他作出決斷，在複雜的現實中，他終於不由自主地迷失了方向。
納迪娜，迪布勒伊與安娜的女兒，她曾經有過純真的少女時代，但戰爭在她心靈上造成的創傷使她變成了一個毫無生活目標的人。她像一隻迷航的船在人生海麵上漂蕩，從這個學科轉到另一種職業，從這一個男人的床上轉到另一個男人的床上；更令人憂慮的是她那看起來似乎已經無藥可救的精神危機：她玩世不恭，對任何有價值的事物都採取嘲諷的態度，對任何有意義的事物都拒不承認。
這是戰後法國困頓迷茫的一代，他們幾乎都在那個特定的環境中無所適從，隻不過有的人自覺意識到了這一點，有的人還沒有完全自覺意識到這一點而已。不論是哪一種情況，基本的事實是：在戰後這個時期裏，“要做的事情何其多，可又有多少人不知做點什麽為好”，即使有人知道應該去幹什麽，但不是在幹毫無意義的事，就是自己看不出所幹的事有什麽意義。而在這樣一個充滿了困頓的時代與世界裏，自己的境況與前景將會怎樣，個人的命運將怎樣，誰也不能預料。這一批在抗德時期曾風流一時的知識精英的迷茫感與迷茫狀態是如此深重，以致全書是以“誰知道呢”、“誰知道呢”這兩個迷茫色彩十足的疑問句作為結束。
他們的迷茫困頓，與其說來自戰後法國的衰頹與蕭條，不如說來自現實世界的複雜。這種複雜性既存在於國際形勢中，也存在於國內狀態裏。在國際形勢方麵，當他們在1944年歡慶即將完全實現的勝利時，曾熱情洋溢地歡唿過“美利堅萬歲”，也真誠地舉杯“為蘇聯的健康幹杯”，而今他們卻親眼看見了美國為了自己的戰略利益在歐洲支持那些殘存的法西斯獨裁政權，使那些地方的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不得解放；親眼看見了美國如何成為歐洲的統治者，美國的勢力如何咄咄逼人地伸入法國的現實社會、甚至幹預他們自己的事業領域，利用他們的困難，對他們苦心經營的報紙進行要挾。另一方麵，被他們視為人類希望的蘇聯，卻又被揭露出存在著集中營與勞役製度，這也是他們作為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如何看待世界的這兩大現實的真相，已經構成了他們認知能力上的巨大負擔，而這兩大力量的摩擦、對抗與鬥爭及其對法國現實生活的直接影響，對他們來說更是巨大的尖銳的挑戰。在國內狀況方麵，同樣也存在著兩大勢力，戴高樂派與法共的對立、《費加羅報》與《人道報》的對立，這種對立不時提出尖銳的問題，要求人們作出明確的迴答，而這些問題又無一不是複雜的、多方麵的，很難作出絕對的截然的答案。與此同時，他們深感過去在反抗德國占領的時期，人群中的敵與友、善與惡都是一清二楚、一目了然的，但在戰後的年代，這種簡單的截然的劃分已經不適用了。現實生活中的人有了複雜的分化與變化，很多人似乎是處於一種臨界的、模稜兩可的狀態。塞澤納克這個抗戰時期英武的青年戰友因為吸毒而淪落成為了密探，他是否還曾有光榮的過去？是否本來就是一個惡棍？薩瑪澤爾原是一個赫赫有名的遊擊英雄，而今身上發散出政客的氣息，成為了左派的對手；特拉利奧是個實力雄厚的大資產者，但卻資助並參與了左派《希望報》的事業而又一直試圖改變它的方向；著名的作家斯克利亞西納是他們熟稔的朋友，但他親美反蘇的言行又不時與他們發生衝突；拉舒姆與拉福利都是法共在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他們有時像朋友有時又像仇敵；即使是朱利安與勒諾瓦這兩個早年從超現實主義到超人運動一直誌同道合的朋友，如今也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並由此而反目成仇。這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筆下的各種派別和各種傾向的名士雜然混跡、互相為鄰、互相製約、互相矛盾、互相撞擊的錯綜複雜的現實社會境況，這種境況是嚴峻的國內外形勢的具體化。正是這種嚴峻的形勢使得一代知識精英感到迷茫。
但他們在這使自己深感迷茫的社會環境中之所以陷入了困頓，卻又既不是由於他們落伍於時代、站在逆時代潮流的立場上、缺乏理想與激情，也不是由於他們行動上的消極與無力。恰巧相反，他們一直是滿懷著進步的理想與革命的激情，一直在奮鬥著，不甘於碌碌無為，不甘於放棄自己的職責，甚至寧可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迪布勒伊為了組織一個獨立的左派與法共進行聯合行動，不惜放棄了寫作；為了使這個左派組織具有實際內容，又不惜使用了勸說、施壓等各種手段使自己的好友與跟隨者亨利就範，獻出了他心愛的《希望報》；他全身心地不知疲倦地進行各種政治社會活動，製定綱領、參加集會、撰寫文章、進行磋商、接待追隨者，等等；在兩大勢力、兩大陣營對峙的複雜形勢下，他要求自己所有一切言論行動都嚴格以不損害蘇聯與共產黨為準則，為此，他又犧牲了與亨利的友誼；而後來，為了繼續為理想而奮鬥、為了籌辦新的刊物，他又拋棄前嫌，主動與亨利修好；盡管讀者經常見他是在書房裏伏案，但他卻是一個堅持自己的方向、不斷行動的人物，用亨利的話來說，他是一個永遠“朝自己的方向衝去”的人物，是一個“將不斷地超越自己、超越別人，直到生命終結”的人物。同樣，亨利也是一個既有進步理想又有積極行動的人物，他在社會政治傾向上一直是迪布勒伊的最親密的追隨者和合作者，幾乎就是迪布勒伊的影子。他充滿了朝氣蓬勃的活力，在戰後複雜的境況裏居然頗有所為，作為一個新聞記者與報刊主筆，他對葡萄牙獨裁政權、對馬達加斯加人權問題的揭露，都是十分有力的。作為一個作家，他努力堅持自己的文學創作，在困頓的境況中也頗有成績，而他的那種顧全大局的革命感情，則從他克服了思想矛盾、把自己創辦的《希望報》獻給了“革命解放聯合會”一事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他與迪布勒伊有什麽不同的話，那就是他沒有迪布勒伊那樣強烈的黨派精神與自覺的陣營意識，因此，他在如何對待蘇聯存在集中營與勞役製度的問題上才與迪布勒伊分道揚鑣。
像這樣的知識精英似乎不該陷入困頓與失敗，但事實上，他們的困頓很嚴重，他們的失敗很徹底。迪布勒伊全心全意為之奮鬥的獨立的左派組織完全瓦解了。亨利的《希望報》也被右派奪走了，他還由於在私生活上落入了若賽特這個妙齡美女的陷阱，竟做出了違反他一貫的誠實正直品德的錯事，為附敵分子提供了偽證，差一點身敗名裂。而迪布勒伊與亨利團結在他們自己身邊的一個有為的班子，也四分五裂、分崩離析：安娜心不在巴黎，三番兩次飛往美國與情夫歡聚，她在私情中的失意使她感到自己的生活不再有任何意義，險些走上了自殺的絕路；朗貝爾在困頓中奔突了一陣子後，幾經猶疑與矛盾，終於投向右翼，並公開撰文“反戈一擊”；塞澤納克可恥地死去；樊尚成為了一個不可救藥的恐怖分子；薩瑪澤爾也投靠了戴高樂派。經過這樣一個從奮鬥、困頓到失敗的過程，迪布勒伊與亨利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艱苦努力完全無濟於事，自己想要有所作為而註定了將無所作為，“我們又迴到了零點”。那麽，“怎麽會落到這一步呢？”他們的困頓與失敗究竟來自哪裏？迪布勒伊自己寫書進行了總結，他終於認識到了，“法國已經淪為一個五等的小民族”，在戰後的世界上，“鬥爭在蘇聯與美國之間展開，我們完全被排斥在外”，而他們這一批左派知識分子卻天真地“想要保持獨立”、“抵抗兩個陣營”，其結果必然“無能為力”，他們的“革命解放聯合會”也就“註定是要滅亡”的了。
</br>
納迪娜，迪布勒伊與安娜的女兒，她曾經有過純真的少女時代，但戰爭在她心靈上造成的創傷使她變成了一個毫無生活目標的人。她像一隻迷航的船在人生海麵上漂蕩，從這個學科轉到另一種職業，從這一個男人的床上轉到另一個男人的床上；更令人憂慮的是她那看起來似乎已經無藥可救的精神危機：她玩世不恭，對任何有價值的事物都採取嘲諷的態度，對任何有意義的事物都拒不承認。
這是戰後法國困頓迷茫的一代，他們幾乎都在那個特定的環境中無所適從，隻不過有的人自覺意識到了這一點，有的人還沒有完全自覺意識到這一點而已。不論是哪一種情況，基本的事實是：在戰後這個時期裏，“要做的事情何其多，可又有多少人不知做點什麽為好”，即使有人知道應該去幹什麽，但不是在幹毫無意義的事，就是自己看不出所幹的事有什麽意義。而在這樣一個充滿了困頓的時代與世界裏，自己的境況與前景將會怎樣，個人的命運將怎樣，誰也不能預料。這一批在抗德時期曾風流一時的知識精英的迷茫感與迷茫狀態是如此深重，以致全書是以“誰知道呢”、“誰知道呢”這兩個迷茫色彩十足的疑問句作為結束。
他們的迷茫困頓，與其說來自戰後法國的衰頹與蕭條，不如說來自現實世界的複雜。這種複雜性既存在於國際形勢中，也存在於國內狀態裏。在國際形勢方麵，當他們在1944年歡慶即將完全實現的勝利時，曾熱情洋溢地歡唿過“美利堅萬歲”，也真誠地舉杯“為蘇聯的健康幹杯”，而今他們卻親眼看見了美國為了自己的戰略利益在歐洲支持那些殘存的法西斯獨裁政權，使那些地方的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不得解放；親眼看見了美國如何成為歐洲的統治者，美國的勢力如何咄咄逼人地伸入法國的現實社會、甚至幹預他們自己的事業領域，利用他們的困難，對他們苦心經營的報紙進行要挾。另一方麵，被他們視為人類希望的蘇聯，卻又被揭露出存在著集中營與勞役製度，這也是他們作為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如何看待世界的這兩大現實的真相，已經構成了他們認知能力上的巨大負擔，而這兩大力量的摩擦、對抗與鬥爭及其對法國現實生活的直接影響，對他們來說更是巨大的尖銳的挑戰。在國內狀況方麵，同樣也存在著兩大勢力，戴高樂派與法共的對立、《費加羅報》與《人道報》的對立，這種對立不時提出尖銳的問題，要求人們作出明確的迴答，而這些問題又無一不是複雜的、多方麵的，很難作出絕對的截然的答案。與此同時，他們深感過去在反抗德國占領的時期，人群中的敵與友、善與惡都是一清二楚、一目了然的，但在戰後的年代，這種簡單的截然的劃分已經不適用了。現實生活中的人有了複雜的分化與變化，很多人似乎是處於一種臨界的、模稜兩可的狀態。塞澤納克這個抗戰時期英武的青年戰友因為吸毒而淪落成為了密探，他是否還曾有光榮的過去？是否本來就是一個惡棍？薩瑪澤爾原是一個赫赫有名的遊擊英雄，而今身上發散出政客的氣息，成為了左派的對手；特拉利奧是個實力雄厚的大資產者，但卻資助並參與了左派《希望報》的事業而又一直試圖改變它的方向；著名的作家斯克利亞西納是他們熟稔的朋友，但他親美反蘇的言行又不時與他們發生衝突；拉舒姆與拉福利都是法共在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他們有時像朋友有時又像仇敵；即使是朱利安與勒諾瓦這兩個早年從超現實主義到超人運動一直誌同道合的朋友，如今也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並由此而反目成仇。這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筆下的各種派別和各種傾向的名士雜然混跡、互相為鄰、互相製約、互相矛盾、互相撞擊的錯綜複雜的現實社會境況，這種境況是嚴峻的國內外形勢的具體化。正是這種嚴峻的形勢使得一代知識精英感到迷茫。
但他們在這使自己深感迷茫的社會環境中之所以陷入了困頓，卻又既不是由於他們落伍於時代、站在逆時代潮流的立場上、缺乏理想與激情，也不是由於他們行動上的消極與無力。恰巧相反，他們一直是滿懷著進步的理想與革命的激情，一直在奮鬥著，不甘於碌碌無為，不甘於放棄自己的職責，甚至寧可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迪布勒伊為了組織一個獨立的左派與法共進行聯合行動，不惜放棄了寫作；為了使這個左派組織具有實際內容，又不惜使用了勸說、施壓等各種手段使自己的好友與跟隨者亨利就範，獻出了他心愛的《希望報》；他全身心地不知疲倦地進行各種政治社會活動，製定綱領、參加集會、撰寫文章、進行磋商、接待追隨者，等等；在兩大勢力、兩大陣營對峙的複雜形勢下，他要求自己所有一切言論行動都嚴格以不損害蘇聯與共產黨為準則，為此，他又犧牲了與亨利的友誼；而後來，為了繼續為理想而奮鬥、為了籌辦新的刊物，他又拋棄前嫌，主動與亨利修好；盡管讀者經常見他是在書房裏伏案，但他卻是一個堅持自己的方向、不斷行動的人物，用亨利的話來說，他是一個永遠“朝自己的方向衝去”的人物，是一個“將不斷地超越自己、超越別人，直到生命終結”的人物。同樣，亨利也是一個既有進步理想又有積極行動的人物，他在社會政治傾向上一直是迪布勒伊的最親密的追隨者和合作者，幾乎就是迪布勒伊的影子。他充滿了朝氣蓬勃的活力，在戰後複雜的境況裏居然頗有所為，作為一個新聞記者與報刊主筆，他對葡萄牙獨裁政權、對馬達加斯加人權問題的揭露，都是十分有力的。作為一個作家，他努力堅持自己的文學創作，在困頓的境況中也頗有成績，而他的那種顧全大局的革命感情，則從他克服了思想矛盾、把自己創辦的《希望報》獻給了“革命解放聯合會”一事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他與迪布勒伊有什麽不同的話，那就是他沒有迪布勒伊那樣強烈的黨派精神與自覺的陣營意識，因此，他在如何對待蘇聯存在集中營與勞役製度的問題上才與迪布勒伊分道揚鑣。
像這樣的知識精英似乎不該陷入困頓與失敗，但事實上，他們的困頓很嚴重，他們的失敗很徹底。迪布勒伊全心全意為之奮鬥的獨立的左派組織完全瓦解了。亨利的《希望報》也被右派奪走了，他還由於在私生活上落入了若賽特這個妙齡美女的陷阱，竟做出了違反他一貫的誠實正直品德的錯事，為附敵分子提供了偽證，差一點身敗名裂。而迪布勒伊與亨利團結在他們自己身邊的一個有為的班子，也四分五裂、分崩離析：安娜心不在巴黎，三番兩次飛往美國與情夫歡聚，她在私情中的失意使她感到自己的生活不再有任何意義，險些走上了自殺的絕路；朗貝爾在困頓中奔突了一陣子後，幾經猶疑與矛盾，終於投向右翼，並公開撰文“反戈一擊”；塞澤納克可恥地死去；樊尚成為了一個不可救藥的恐怖分子；薩瑪澤爾也投靠了戴高樂派。經過這樣一個從奮鬥、困頓到失敗的過程，迪布勒伊與亨利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艱苦努力完全無濟於事，自己想要有所作為而註定了將無所作為，“我們又迴到了零點”。那麽，“怎麽會落到這一步呢？”他們的困頓與失敗究竟來自哪裏？迪布勒伊自己寫書進行了總結，他終於認識到了，“法國已經淪為一個五等的小民族”，在戰後的世界上，“鬥爭在蘇聯與美國之間展開，我們完全被排斥在外”，而他們這一批左派知識分子卻天真地“想要保持獨立”、“抵抗兩個陣營”，其結果必然“無能為力”，他們的“革命解放聯合會”也就“註定是要滅亡”的了。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