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頁
從蔡元培到胡適-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作者:嶽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離奇的c.c.特務案(3)
1939年9月,晉察冀軍區鋤奸部懷疑熊大縝等知識分子是天津國民黨特務機關--“天津黨政軍聯絡辦事處”(按:據中共黨史資料顯示,該辦事處是抗戰初期,根據中共的指示,由國共兩黨共同商定建立的統一戰線的秘密組織。)派到冀中軍區的c.c.係特務、漢奸,在未經過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批準的情況下,就通過冀中軍區鋤奸部擅自將熊大縝及180餘名來自清華及全國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識分子秘密逮捕。這批人“有押入邊區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訓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銬腳鐐,遭到刑訊逼供,殘酷折磨。呂正操雖是冀中軍區司令員,但他原是張學良的副官,剛加入共產黨不久,對於上級派來的鋤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無權過問,因而眼看著熊氏等青年知識分子被捕卻無力施以援手。
在熊大縝等“技術社”人員被關押、審訊期間,由於沒有科技人才製造武器彈藥用於抗戰中的消耗補給,導致冀中軍區官兵在一個時期內隻能手拿空槍,用秸稈塞在彈袋裏假裝子彈與敵人作戰、周旋,緊急時候隻能用拚刺刀的方式與敵肉搏,死傷慘重。當這一悲劇性的秘密被敵人知曉後,連徒手的漢奸都難以嚇住,結果引來了敵偽軍猖狂進攻和掃蕩,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受到從未有過的重創。
就在這個曆史時刻,葉企孫已離開天津抵達昆明,並在西南聯大開始了特種事業的研究生涯。時在重慶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通過天津“黨政軍聯絡辦事處”得知這一不幸消息,立即給昆明的葉企孫拍發急電,謂熊“生死莫卜”。葉接電後速給朱迴信,請朱設法予以營救。與此同時,葉還通過與中共人物親近的陶孟和,請其設法向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反映,幫助營救。這年7月,日軍開始趁呂正操部武器彈藥供給不足的空隙,展開對冀中抗日根據地大規模掃蕩,呂部力不能敵,最終被迫進行戰略轉移。當時熊由冀中軍區鋤奸部看押,在轉移途中,為防熊大縝逃跑,惡念頓生,殺機畢露。在一番密謀後,鋤奸部一負責看押的頭目親自找來一塊石頭,將熊大縝引入一塊高粱地,舉起石塊從背後猛擊頭部數下。熊當場鮮血噴濺,腦漿迸裂,倒地斃命,鋤奸部人員棄屍而去。據說,那個親手砸死熊大縝的頭目,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河北省的主要領導者之一,一直活到20世紀80年代。
1940年1月23日,朱家驊在接到國民黨天津市執行委員許惠東對熊大縝等人被捕事件的密報,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的名義致函國民政府行政院,提出解決意見。當時朱尚不知熊已被秘密處死,函文稱:“其中張方(按:燕大化學係畢業生,由熊引薦到冀中軍區技術研究社。)受刑最慘,兩手四肢全斷;其次為熊君及李琳,殊乖聽聞。查熊君純係熱誠愛國抗日青年,其一切均為惠所深知。若誣為漢奸,實為不倫。務祈嚴飭邊區政府,迅即釋放,並嚴予製止,嗣後不再發生此類事件等事情。”此函由國民政府行政院轉報蔣介石,蔣迅速作出指示,“轉電朱(德)彭(德懷)兩總副司令查明、釋放”。在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的壓力,以及延安中共高層指示下,“四肢全斷”的張方等人得以釋放,僥幸撿了一條性命,而熊大縝卻未等到這一天即命赴黃泉,成為冤死之鬼。
日夕涼風至(1)
日夕涼風至
60年代初,葉企孫在頤和園新中國成立後,葉企孫一直為熊大縝的冤案奔走唿號,尋找為其平反昭雪的機會。殊未料冤案未昭,自己卻又橫遭禍端。“文革”開始不久,葉同其他教授一樣,作為“黑幫”和“反動學術權威”外加“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紅衛兵抄家、揪鬥、關押,站“鬥鬼台”,送“黑幫勞改隊”改造。後來,隨著原東北軍出身的將領張學思(張學良胞弟)、呂正操等相繼被逮捕、關押,熊大縝再度死屍複活,幽靈突現,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1968年4月,中央軍委辦公廳“呂正操專案組”將葉企孫作為國民黨c.c.特務逮捕,送入大牢關押起來,進行無休止的審訊,令其交待與熊的關係和自己從事的特務活動。在押期間,專案組進行了大量的“內查外調”,除葉本人外,曾對眾多人員、包括許多知名人士如翁文灝、馮友蘭、趙訪熊、戴世光、何成鈞、周仁、周同慶、吳澤霖,以及清華大學秘書長沈履、原清華庶務科長畢正宣等等進行調查、審問。一時間,搞得雞飛狗跳,人人自危,凡與葉企孫熟悉的朋友、同事皆處在驚慌恐怖之中。在威逼恐嚇下,有的被審問者始終堅持了高尚的人格魅力與文化良知,以事實相告,而另有部分人出於各自的目的,信口開河,甚至有些神經質地胡言亂語,使本來並不複雜的一個案件,變得撲朔迷離,難辨真偽,最後導致許多人捲入案中蒙受不白之冤。如清華大學一位中層行政幹部在專案組單獨調查、審問時,“揭發交待”說:“中統(特務組織)在清華,梅貽琦、吳澤霖、沈履、葉企孫、戴世光等人是領導核心。梅貽琦總其全權,在北平由國民黨市黨部情報組直接領導。”又說:“清華的幾個院長如馮友蘭、陳岱孫、湯佩鬆等人都是中統分子……在清華反動組織中統骨幹分子的分工,據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負責職工方麵的工作,戴世光負責學生方麵;吳澤霖負責教師方麵的。沈履在一次談話中還說到過葉在校內監視進步教師的一些活動”等等。
麵對這位清華中層幹部的口供,專案組一次又一次地找相關人員進行調查、審問。當調查到被“揭發”的戴世光時,戴迴答說:“我沒有聽說過清華有什麽中統組織,我想,中統大概是指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組織,而不是國民黨時代的中國統計學會。我參加過中國統計學會,是會員,但清華沒有統計分會。葉企孫沒有,也不會參加中國統計學會。”
如此往複調查、審訊,葉企孫在獄中反覆解說、迴憶、爭辯、檢討、坦白、認罪,在極度恐慌、無休止的坦白交待與花樣百出的折磨中,身體狀況急劇下降,即將斃於獄中。專案組認為“葉證據不足,不能定特務”,但又不知如何處置,遂將情況上報,在周恩來的批示下,於1969年底,葉企孫被放出監獄,但仍由北大紅衛兵組織繼續對其實行“隔離審查”。也就是說,中央軍委專案組曆時一年半未能搞清的案情,將由“神通廣大”的紅衛兵小將們來完成。葉企孫出了監獄又步入地獄,從此落入紅衛兵的棍棒皮帶之下,經受更嚴酷的淩辱與折磨。經過一陣審查訊問和亂拳加亂棍的摔打錘鍊,葉企孫神經紊亂,“幻聽症”再度複發。早在葉入獄之前,葉就在紅衛兵組織無休止的揪鬥批判中,神經錯亂。從葉的侄子、畢業於清華的物理學家葉銘漢被迫寫下的“揭發材料”中,可以看到葉企孫當時的“真實麵目”。
“材料”交待說:今年(1967)11月,反革命分子葉企孫被揪出,北大貼出打倒葉企孫的大字報,我去看了一下,才知道所謂的“抗日遊擊”,實際上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務活動。新北大公社的大字報說,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葉的材料,並曾上報中央文革,因案情嚴重,牽涉到很多人,所以沒有公布。葉曾對我說過,“他的問題是曆史反革命性質,要等到下次人大後才能定案”。葉又說,照案情應該坐牢,也許可以寬大處理,在監外執行,可以住在家中。今年2月初,有一次葉忽然說,井岡山開辦學習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岡山電台天天點名批判他。以後葉每次來我家都說一件事,並說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聽到井岡山的廣播。還說“有一種小聲的特殊廣播,是專門為他的。有時井岡山和新北大兩個電台為他的問題而辨論”。6對這一說法,葉銘漢開始感到不合情理,後來才意識到是叔叔的神經出了問題。3月中旬,葉銘漢專門找到物理學家、北大副校長、“文革”中出任“井岡山兵團”第一任核心組組長(亦稱井岡山“寨主”)的周培源,說明來意和葉企孫的反常舉動,問“井岡山兵團”有沒有這種廣播。周與葉企孫是幾十年的老友,說沒有聽到這類廣播,又問了對方一些葉被井岡山總部揪出批鬥的情況。葉銘漢得知此情後,對周培源說:“看來葉是神經失常了,能否請你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說井岡山電台根本沒有這種廣播,是他自己的神經錯亂了,是幻覺。”周迴答說:“你跟他說說就行了”。周也就沒有和葉企孫謀麵。
</br>
1939年9月,晉察冀軍區鋤奸部懷疑熊大縝等知識分子是天津國民黨特務機關--“天津黨政軍聯絡辦事處”(按:據中共黨史資料顯示,該辦事處是抗戰初期,根據中共的指示,由國共兩黨共同商定建立的統一戰線的秘密組織。)派到冀中軍區的c.c.係特務、漢奸,在未經過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批準的情況下,就通過冀中軍區鋤奸部擅自將熊大縝及180餘名來自清華及全國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識分子秘密逮捕。這批人“有押入邊區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訓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銬腳鐐,遭到刑訊逼供,殘酷折磨。呂正操雖是冀中軍區司令員,但他原是張學良的副官,剛加入共產黨不久,對於上級派來的鋤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無權過問,因而眼看著熊氏等青年知識分子被捕卻無力施以援手。
在熊大縝等“技術社”人員被關押、審訊期間,由於沒有科技人才製造武器彈藥用於抗戰中的消耗補給,導致冀中軍區官兵在一個時期內隻能手拿空槍,用秸稈塞在彈袋裏假裝子彈與敵人作戰、周旋,緊急時候隻能用拚刺刀的方式與敵肉搏,死傷慘重。當這一悲劇性的秘密被敵人知曉後,連徒手的漢奸都難以嚇住,結果引來了敵偽軍猖狂進攻和掃蕩,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受到從未有過的重創。
就在這個曆史時刻,葉企孫已離開天津抵達昆明,並在西南聯大開始了特種事業的研究生涯。時在重慶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通過天津“黨政軍聯絡辦事處”得知這一不幸消息,立即給昆明的葉企孫拍發急電,謂熊“生死莫卜”。葉接電後速給朱迴信,請朱設法予以營救。與此同時,葉還通過與中共人物親近的陶孟和,請其設法向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反映,幫助營救。這年7月,日軍開始趁呂正操部武器彈藥供給不足的空隙,展開對冀中抗日根據地大規模掃蕩,呂部力不能敵,最終被迫進行戰略轉移。當時熊由冀中軍區鋤奸部看押,在轉移途中,為防熊大縝逃跑,惡念頓生,殺機畢露。在一番密謀後,鋤奸部一負責看押的頭目親自找來一塊石頭,將熊大縝引入一塊高粱地,舉起石塊從背後猛擊頭部數下。熊當場鮮血噴濺,腦漿迸裂,倒地斃命,鋤奸部人員棄屍而去。據說,那個親手砸死熊大縝的頭目,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河北省的主要領導者之一,一直活到20世紀80年代。
1940年1月23日,朱家驊在接到國民黨天津市執行委員許惠東對熊大縝等人被捕事件的密報,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的名義致函國民政府行政院,提出解決意見。當時朱尚不知熊已被秘密處死,函文稱:“其中張方(按:燕大化學係畢業生,由熊引薦到冀中軍區技術研究社。)受刑最慘,兩手四肢全斷;其次為熊君及李琳,殊乖聽聞。查熊君純係熱誠愛國抗日青年,其一切均為惠所深知。若誣為漢奸,實為不倫。務祈嚴飭邊區政府,迅即釋放,並嚴予製止,嗣後不再發生此類事件等事情。”此函由國民政府行政院轉報蔣介石,蔣迅速作出指示,“轉電朱(德)彭(德懷)兩總副司令查明、釋放”。在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的壓力,以及延安中共高層指示下,“四肢全斷”的張方等人得以釋放,僥幸撿了一條性命,而熊大縝卻未等到這一天即命赴黃泉,成為冤死之鬼。
日夕涼風至(1)
日夕涼風至
60年代初,葉企孫在頤和園新中國成立後,葉企孫一直為熊大縝的冤案奔走唿號,尋找為其平反昭雪的機會。殊未料冤案未昭,自己卻又橫遭禍端。“文革”開始不久,葉同其他教授一樣,作為“黑幫”和“反動學術權威”外加“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紅衛兵抄家、揪鬥、關押,站“鬥鬼台”,送“黑幫勞改隊”改造。後來,隨著原東北軍出身的將領張學思(張學良胞弟)、呂正操等相繼被逮捕、關押,熊大縝再度死屍複活,幽靈突現,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1968年4月,中央軍委辦公廳“呂正操專案組”將葉企孫作為國民黨c.c.特務逮捕,送入大牢關押起來,進行無休止的審訊,令其交待與熊的關係和自己從事的特務活動。在押期間,專案組進行了大量的“內查外調”,除葉本人外,曾對眾多人員、包括許多知名人士如翁文灝、馮友蘭、趙訪熊、戴世光、何成鈞、周仁、周同慶、吳澤霖,以及清華大學秘書長沈履、原清華庶務科長畢正宣等等進行調查、審問。一時間,搞得雞飛狗跳,人人自危,凡與葉企孫熟悉的朋友、同事皆處在驚慌恐怖之中。在威逼恐嚇下,有的被審問者始終堅持了高尚的人格魅力與文化良知,以事實相告,而另有部分人出於各自的目的,信口開河,甚至有些神經質地胡言亂語,使本來並不複雜的一個案件,變得撲朔迷離,難辨真偽,最後導致許多人捲入案中蒙受不白之冤。如清華大學一位中層行政幹部在專案組單獨調查、審問時,“揭發交待”說:“中統(特務組織)在清華,梅貽琦、吳澤霖、沈履、葉企孫、戴世光等人是領導核心。梅貽琦總其全權,在北平由國民黨市黨部情報組直接領導。”又說:“清華的幾個院長如馮友蘭、陳岱孫、湯佩鬆等人都是中統分子……在清華反動組織中統骨幹分子的分工,據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負責職工方麵的工作,戴世光負責學生方麵;吳澤霖負責教師方麵的。沈履在一次談話中還說到過葉在校內監視進步教師的一些活動”等等。
麵對這位清華中層幹部的口供,專案組一次又一次地找相關人員進行調查、審問。當調查到被“揭發”的戴世光時,戴迴答說:“我沒有聽說過清華有什麽中統組織,我想,中統大概是指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組織,而不是國民黨時代的中國統計學會。我參加過中國統計學會,是會員,但清華沒有統計分會。葉企孫沒有,也不會參加中國統計學會。”
如此往複調查、審訊,葉企孫在獄中反覆解說、迴憶、爭辯、檢討、坦白、認罪,在極度恐慌、無休止的坦白交待與花樣百出的折磨中,身體狀況急劇下降,即將斃於獄中。專案組認為“葉證據不足,不能定特務”,但又不知如何處置,遂將情況上報,在周恩來的批示下,於1969年底,葉企孫被放出監獄,但仍由北大紅衛兵組織繼續對其實行“隔離審查”。也就是說,中央軍委專案組曆時一年半未能搞清的案情,將由“神通廣大”的紅衛兵小將們來完成。葉企孫出了監獄又步入地獄,從此落入紅衛兵的棍棒皮帶之下,經受更嚴酷的淩辱與折磨。經過一陣審查訊問和亂拳加亂棍的摔打錘鍊,葉企孫神經紊亂,“幻聽症”再度複發。早在葉入獄之前,葉就在紅衛兵組織無休止的揪鬥批判中,神經錯亂。從葉的侄子、畢業於清華的物理學家葉銘漢被迫寫下的“揭發材料”中,可以看到葉企孫當時的“真實麵目”。
“材料”交待說:今年(1967)11月,反革命分子葉企孫被揪出,北大貼出打倒葉企孫的大字報,我去看了一下,才知道所謂的“抗日遊擊”,實際上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務活動。新北大公社的大字報說,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葉的材料,並曾上報中央文革,因案情嚴重,牽涉到很多人,所以沒有公布。葉曾對我說過,“他的問題是曆史反革命性質,要等到下次人大後才能定案”。葉又說,照案情應該坐牢,也許可以寬大處理,在監外執行,可以住在家中。今年2月初,有一次葉忽然說,井岡山開辦學習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岡山電台天天點名批判他。以後葉每次來我家都說一件事,並說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聽到井岡山的廣播。還說“有一種小聲的特殊廣播,是專門為他的。有時井岡山和新北大兩個電台為他的問題而辨論”。6對這一說法,葉銘漢開始感到不合情理,後來才意識到是叔叔的神經出了問題。3月中旬,葉銘漢專門找到物理學家、北大副校長、“文革”中出任“井岡山兵團”第一任核心組組長(亦稱井岡山“寨主”)的周培源,說明來意和葉企孫的反常舉動,問“井岡山兵團”有沒有這種廣播。周與葉企孫是幾十年的老友,說沒有聽到這類廣播,又問了對方一些葉被井岡山總部揪出批鬥的情況。葉銘漢得知此情後,對周培源說:“看來葉是神經失常了,能否請你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說井岡山電台根本沒有這種廣播,是他自己的神經錯亂了,是幻覺。”周迴答說:“你跟他說說就行了”。周也就沒有和葉企孫謀麵。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