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駐美大使胡適(中)向羅斯福總統說明中國人民萬人簽名的文件


    蔣介石這個頗有些意氣用事的口諭,立即得到了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的熱情響應,欲趁機把胡適的大使搞掉--這是他多年來就夢寐以求並多次操作而未果的事情。


    最後的博弈(2)


    形勢急轉直下,大洋那邊,胡適端坐的那把大使椅子開始搖晃。危急時刻,傅斯年意識到當初鼓動眾儒生合力推選胡適是個“大失策”。群儒之意並未真正非要讓胡適迴來做這個“閑曹”院長,而是“願先生留在美任”,繼續行使中國駐美大使的職責。“而其選舉乃純是為的學院主義、民主主義,(如今)鬧到此地步,真是哭不得笑不得耳!”這是傅斯年見情勢危怠,怕胡適因此事件翻船之後,自己成了三國時盜書的蔣幹--兩頭無功,反而有害,受恩師的埋怨而專門向胡作出的特別書信解釋。人謂傅斯年在政治生活中隻是一門不會拐彎的直筒子“大炮”,謬也!從此次事件中可看出他的聰明過人之處。


    當然,傅斯年不隻是向胡適寫信為自己開脫,他以當年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的豪氣與智慧,積極組織人力進行絕地反擊,阻止孔祥熙等人的強勢進攻。他開始聯繫王世傑等人上下活動,設法讓胡適繼續坐在那把駐美大使的椅子上,萬一失敗,也要用奇招作最後一搏。此點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得十分清楚:“加入運動先生留在美任之友人中,曾為此事數訪(張)嶽軍,並請萬不得已時,先設法發表一代理人,最好是翁,以便大使改任一事停頓著……”


    箭在弦上--


    7月22日,胡適致函王世傑,對外間盛傳其將被免職一事表示不快,且有請辭試探之意。接函後,王世傑先後找到傅斯年、陳布雷、張群、翁文灝等商議對策,又將信送呈蔣介石,並趁機進言不讓胡適迴國。蔣介石麵對各門各派明爭暗鬥的激烈角逐,遲遲未作表態,經過再三權衡,終於做出決定:胡適繼續任駐美大使不變,外交部公開否認外電所傳胡適辭職謠言。


    7月27日,王世傑致電胡適:“外傳調兄返國,均由中央研究院問題引起,政府覺美使職務重於中研院,迄無調兄返國決定。”至此,胡適與傅斯年,包括陳寅恪、汪敬熙、段錫朋等當初力挺胡氏的一幹人馬,懸著的心才算怦然落地。


    既然胡適不能返國,按照選舉法,中央研究院院長人選就隻有在翁文灝與朱家驊之間選擇。因有了顧孟餘事件的陰影,蔣介石對翁、朱二人皆不滿意,故左右搖擺,舉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後半年有餘的9月18日,蔣才最後下定決心棄翁圈朱。不過,在圈定之後,又在前邊加了個“代”字,朱氏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驊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長候補人之一,結果陰陽差錯地以暫代之名來充當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頗為不快,又無力改變這一尷尬局麵。經過他一番明察暗訪,認為導致這一局麵出現的原因,除了顧孟餘事件給蔣介石留下了惡劣印象外,與王世傑背後搗鬼大有關係。王不想讓胡適離任迴國,但又覺得胡適因此失去中研院院長犧牲太大。既然王氏自己得不到這把椅子,也不能讓朱輕而易舉地占了便宜,於是欲留院長之位以待胡適,並以此說動蔣介石,拋棄最具競爭力的翁文灝,讓資曆較淺的朱家驊暫代。蔣介石心想,既然翁被拋棄,單舉朱家驊來做院長也有些不便,於是順水推舟,在朱的院長前輕輕加了個“代”字,以示平衡。此一舉動,讓向來獨斷專行的蔣介石也煞費了一番苦心。


    事已至此,朱家驊雖心中不快,但迴天乏術,隻好屈就。不過隨著國內外政治形勢風雲變幻和時間的推移,王世傑的設想也成為泡影。當胡適從朱家驊手中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時候,已是18年之後台灣孤島上的事了。


    朱家驊以險勝暫時坐上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傅斯年暗中長噓了一口氣。盡管傅在選舉院長問題上明顯偏重於胡,但對朱也沒有暗中下絆兒或在背後鼓譟搗亂。鑑於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尋常的號召力和辦事才幹,朱家驊上任之始便棄任鴻雋而請傅斯年出任總幹事,是謂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憐的任鴻雋不但競選院長未果,連總幹事的帽子也丟掉了,隻好仰天長嘆,徒喚奈何!傅斯年此時正身患高血壓,並深受其累,不想戴這頂“閑曹”手下總幹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驊真誠相邀,感念當年朱在中山大學時對自己有知遇之恩,遂“為了朋友,欣然的答應下來”。至此,關於中央研究院院長爭奪戰算是塵埃落定。


    注釋


    1蔡元培抵京,報界多有報導,《中華新報》1917年1月1日報導說:“蔡孑民先生於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鬥,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也。”


    2蔡元培這樣總結自己的北大生涯:“總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迴憶,不勝慚悚。”


    山坳裏的身影(1)


    群星燦爛的年代


    山坳裏的身影


    傅斯年雖答應協助朱家驊主持院務工作,但有言在先,自己既已擔任了史語所所長,不能再兼職,隻能以暫代身份出任總幹事。在正式上任之前,需迴昆明處理史語所事務,然後再迴重慶就任。而這個時候,昆明的局勢卻進一步惡化了。


    自1940年7月起,為徹底切斷中國政府與外界僅存的一條國際通道,日本利用歐洲戰場上德國人暫時取得勝利的有利時機,直接出兵強行占領了法屬印度支那的越南,不僅切斷了滇越鐵路,而且由於距離縮短,使得飛機轟炸滇緬公路及其終點站--昆明,更加頻繁起來。到了8月底9月初,日機對昆明轟炸更加猛烈,轟炸範圍已由市內擴大到郊區。這引起了昆明的混亂與恐慌,日軍趁勢組織精銳部隊向雲南境內進犯,形勢日趨危急。在昆明城內的教育、學術機構,以及住在郊外龍泉鎮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連同梁思成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每天都在警報鳴響中惶恐度日,甚為悲苦。


    這樣的生活顯然難以繼續支撐下去,根據重慶國民政府指示,西南聯合大學、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學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駐昆學校和科研機構,全部向大後方轉移,並指出最合適的地方是三峽以西的四川轄境。因蜀地既有千山萬壑的阻隔,又有長江、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國民政府戰時首都重慶相通,是一個幅員廣袤、可進可守的天然避難場所與積蓄力量待機反攻的後方戰場。中國曆史上許多王朝在大難臨頭之際都逃往四川避難,比如唐代天寶年間發生安史之亂,在長安城陷之際,唐玄宗攜帶部分文臣武將出逃四川劍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搖晃震蕩中最終穩住了陣腳並重新站了起來。鑑於這樣的天然條件和曆史經驗,駐昆機關、工廠及各教育單位與學術機構,紛紛派人入川考察,以便盡快撤離昆明這個戰火紛飛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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