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南書中提到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都是我的師輩人物,梁思永先生於李莊後期身體不好,在病床上的時候較多,但還是堅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特別是他一手發掘的安陽殷墟那批東西,可謂傾盡了心血。因為在李莊板栗坳山上沒有娛樂活動,星期日,我們年青人有時就到社會學所去,順便認識了陶孟和先生與梁方仲、羅爾綱等研究人員。陶先生話較少,是個老實人,也是個真正的學人,可惜解放後不太得誌,也受了一些淩辱,最後抑鬱而終。這一切,從嶽南書中可以較清晰地看到,不贅。


    除了社會學所,我們也到山下的中國營造學社聽梁思成先生夫人林徽因師母的“訓話”。當時林師母已病在床上了,看到我們去她特別高興,“訓”起話來也格外起勁。我說的“訓話”完全是真誠善意的。梁、林都是我的長輩,待人熱情,林夫人長得漂亮,又極健談,和她在一起,話總是她說的多,我們這些後生小子圍在她身旁,聽著她的話,如沐春風中。


    至於嶽南書中所述及的吳金鼎、夏鼐、曾昭燏、遊壽等年輕一輩學者,都是我的學長,說起話來就更隨便一些,要講關係的話可謂親如兄弟姐妹。我認為,這幾個人皆屬於胡適、陶孟和、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第一代學者之後又一批天才式人物,也都是了不起的學問大家,是很值得紀念的。嶽南在書中對他們的理想、事業與人生追求有不同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那段曆史史實,讓後人通過這些文字看到了已漸被曆史風塵埋沒的人與事,同時也見識了他們在事業上不懈追求努力的人格風範。所謂薪火相傳,血脈不絕,中華民族的文化火種不滅等等,不是靠泛泛幾句話就可以完成的。作為後世知識分子,特別是年輕一代,了解一下前輩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學術曆程和業績,並從中受到啟發和教益,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而嶽南在書中所給予大家的正是這一點,我認為這也是本書賦予當今社會的最大意義之所在。


    抗戰勝利後,流亡於西南地區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陸續複原迴到南京。大約是1946年秋冬,胡適先生從北平到南京來,傅斯年先生叫我到機場接他。第二天晚上,史語所召開了一個歡迎胡先生的茶話會,家屬小孩都參加了,小孩子鑽來鑽去,亂鬧鬧,場麵很熱鬧。胡先生很高興,會上談了些學術教育問題,又說了一些如何“怕老婆”的笑話,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傅斯年先生講話時說,適之先生是娘家人,大家不必見外等等。又說:“人說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對,我是胡先生的鬥士!”


    傅先生這個話我是第一次聽說,但從抗戰後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對做過漢奸的偽北大教員毫不留情地“予以掃蕩之”(傅斯年語)等等棘手的事務上來看,也真稱得上是一個具有民族大義、關鍵時刻毫不含糊的“鬥士”。


    1948年之後,由於國共內戰的原因,中央研究院的這一批學者各奔東西,有的留在大陸,有的“歸骨於田橫之島”。政治的阻隔使得原本在一個鍋裏摸勺子的師友,隻能遙天對望而不能相聚一堂,甚至父子家人都永遠不能相見了。胡適、朱家驊、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石璋如等前輩最終客死他鄉,這真是人間少有的曆史性悲劇。


    1995年12月,我終於有了去台灣參加傅斯年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和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在史語所黃寬重所長的陪同下,先後拜謁了傅斯年、胡適之、董作賓、李濟之、董同龢等先生的墓,並一一鞠躬致哀。先生們遠離故鄉,飄零海外,魂魄而有知,一定會感到寂寞淒楚的吧。願台灣、大陸早日統一,使先生們的學術精神薪盡火傳,生生不息,續學術香火於天下。


    何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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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年九十九歲


    跨過時代的門檻(1)


    蔡元培生前身後事


    跨過時代的門檻


    1916年9月1日,法國巴黎。


    在這座散發著香水與藝術氣息的古都,正傾力組織勤工儉學會的蔡元培,突然接到中國外交部代拍、駐法使館送達的專電:“蔡鶴卿先生鑒:國事漸平,教育宜急。現以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師表人倫。海內人士,鹹深景仰。用箋專電,敦請我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鑒允,早日歸國,以慰瞻望。啟行在即,先祈電告。範源廉。宥〔二十六日〕。”


    晚年蔡元培蔡元培手執昔日老友、時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部長範源濂簽發的電稿,思慮再三,決定歸國就職。12月22日,蔡元培在大風雪中邁著匆匆的步伐,伴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唿號,跨進剛剛經曆過帝製複辟的古城北京。26日,接受時任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簽發的任命狀,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職。


    1917年1月4日,時年50歲的蔡元培於北京古城晦霧繚繞的“三海”岸邊匆匆走過,輕健沉穩的身影邁進北京大學鏽跡斑斑的門檻。自此,這位前清翰林的後半生,便與國家、民族的政治文化命運緊緊地維繫在一起。


    清同治六年丁卯(1868年2月11日)出生於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城內筆飛弄9號的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給世人的印象是,繼承了江南才子的聰明頭腦,也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模樣,性情溫和。蔡元培“身材矮小,但是行動沉穩。他讀書時,伸出纖細的手指迅速地翻著書頁,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讀,並有過目不忘之稱。他對自然和藝術的愛好使他的心境平靜,思想崇高,趣味雅潔,態度懇切而平和,生活樸素而謙抑”。這是繼蔡元培之後接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許多年後對蔡元培深情的迴憶。


    蔡元培生前身後事一向樸素謙抑的高雅之士蔡元培,骨子裏又含有北方梁山好漢造反舉事的誌氣與血性。蔣夢麟清楚地記得:“蔡先生年輕時鋒芒很露。他在紹興中西學堂當校長時,有一天晚上參加一個宴會,酒過三巡之後,他推杯而起,高聲批評康有為、梁啓超維新運動的不徹底,因為他們主張保存滿清皇室來領導維新。說到激烈時,他高舉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這樣。除非你推翻滿清,否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雖為大清光緒皇帝欽點的翰林,但蔡元培反清意誌堅決,說到做到,且身手不凡。在風雲激蕩的晚清時代,蔡元培曾是光複會與同盟會的雙料革命黨人,並在日本、上海等地與他的同鄉,也就是在民國曆史上名聲頗為響亮、整天高唿要造反舉事的巾幗英雄--秋瑾秘密聯繫,製訂計劃。他曾躲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裏,埋頭為革命黨人製造炸彈,準備搞一次震撼世界的恐怖活動--刺殺大清王朝皇親國戚與王公大臣,希望以這種極端手段達到推翻帝製、建立共和體製的目的。


    刺客這一行當,自戰國末年的荊軻之後,似乎再也沒有形成像樣的氣候,更沒有弄出叫得響的名堂,是謂“荊軻之後無荊軻也”。直至清末民初,這一古老的職業又複活勃興,於風雨飄搖的社會動蕩中,滋生了新一輪刺殺高潮。其時,恐怖活動的旗幟四海飄揚,五洲震蕩,風雲突變。無政府主義暗殺活動風靡全球,被當時的熱血青年奉為最時髦、最便捷、最有希望掀翻一個破落王朝的不二法門。東方最古老的都城之一的北京,夜色沉沉的閭巷街衢,不時傳出“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等等豪言壯語,以及“斷頭台上淒涼夜,多少同儕喚我來”的鐵血召喚。流風所及,遍及宇內,血脈賁張的青年無不對這種豪邁氣概趨之若鶩,視為革命造反的必經之途。當時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和革命黨人如徐錫麟、秋瑾、汪兆銘(汪精衛)、蔡元培、任鴻雋、周豫才(魯迅)等紛紛投入到這股激流飛濺的大潮之中,扮演著非同尋常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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