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後期，在東北崛起的又一個少數民族滿族，它打敗明軍與農民起義軍，建立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清朝與元朝的情況有所不同。滿族在建州舊地(即今東北地區)已有相當程度的漢化，入關之後朝廷施設均依明朝舊製。順治帝死後，輔政大臣短時間裏恢複了滿族製度，康熙親政後又朝著漢化方向前進。康熙多才多藝，有高深的天文曆算知識，對儒學尤為醉心，他多次到曲阜祭奠孔子，給衍聖公以特殊榮寵。他表彰程朱理學，親纂《性理精義》，並命人編輯《朱子全書》、《性理大全》等書，宣傳三綱五常是“億萬世一定之規”，要求人們身體力行，見諸實事。他還用科舉考試，博學鴻詞，修明史，編類書等種種手段籠絡儒生，造成強大的振興儒學的浪潮，在這種環境中的滿族，從皇室到百姓，不僅以漢語為通用語言，而且也把三綱五常當作自己的行為規範。這樣滿洲貴族便在學習漢族文化、儒家倫理的過程中提高了自己，從而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
地處邊疆的少數民族學習儒家倫理並卓見成效的，南詔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南詔是公元七、八世紀時西南地區由彝、白、納西、拉祜等族的先人所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是唐帝國的“不侵不叛之臣”，最盛時囊括今雲南全部，和貴州、四川的一部分。第五代王閣羅鳳，欽慕並且努力學習以儒學為代表的漢族文化。他在戰爭中俘虜的唐縣令鄭迴因深通儒學，得到他的敬重，不但做了王子王孫的教師，而且做了南詔的清平官(丞相)。在鄭迴的影響下，南詔王異牟尋、尋夢湊等對儒家學說皆有深入的理解，且用以治國安民。異牟尋說，他的國家“人知禮樂，本唐風化”(《韋皋書》，《全唐書》九九七卷)。鄭迴說南詔“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序卑，位分九等，辟三教，賓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愆，賞罰明而奸邪屏跡，通三才而製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沾草木。”(《南詔德化碑》，《全唐文》卷九九七)儼然是儒家的理想國。盡管有誇大的一麵，但實施儒教的努力是不可否認的。南詔君臣能說出儒學味十足的話來，如“忠孝”，“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同上)等等。上麵提到的南詔德化碑，曆經千年風雨剝蝕，至今猶挺立在大理太和村——原南詔王都。它不僅是西南少數民族學習儒家思想的見證，也是漢族與少數民族友好的見證。碑是南詔王閣羅鳳為打敗唐相楊國忠派遣的征討大軍而立的。碑文表明，南詔與唐雖然因一時的矛盾，打了大仗，但是由於思想文化的一致，終究還是要友好相處的。果然，在這次大戰20多年後，閣羅鳳之孫異牟尋在南詔都城迎接唐朝使節，並受封為南詔王。
有一些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在與漢族共同生活和交往過程中學習了包括儒學在內的漢族文化，他們不僅像漢族一樣務農經商，而且一樣地參與政治活動。以迴族為例，他們元明時期從中亞來到中國，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他們之中有三寶太監鄭和這樣的帝王親信與航海家，也有一批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成為政府官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迴族中還出了王岱輿、劉智這樣一些精通儒家思想的理論家。他們用漢語解釋《古蘭經》，將儒家仁義道德與本民族的倫理思想相互融通，將理學太極、天理、心性等觀念與伊斯蘭思想結合起來，創造出儒家文化圈中獨特的伊斯蘭哲學思想。
第六節 中西文化的碰撞與現代新儒家
鴉片戰爭後，中國從封建社會轉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西方列強船堅炮利，一次又一次打敗清政府，逼它簽訂各種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在帝國主義侵略麵前，不但大清皇帝和他的列祖列宗不管用了，孔孟之道、程朱理學也失靈了。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建設獨立富強的新國家，先進的中國人以不屈不撓的毅力，向西方學習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宣傳西方思想，批評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觀念，以便教育和喚起民眾，改造舊中國。
太平天國革命領袖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向西方學習基督教思想，宣傳上帝是世界主宰，人人是上帝子女，清政府壓迫人民根本違反上帝旨意。他認為孔子完全是為妖魔——帝王將相說話的，“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書多錯”(《太平天日》)。並且編造神話，說上帝對孔丘十分惱火，在天廷審訓、鞭撻孔丘。太平天國用行政手段對付儒家思想，如燒儒書，刪儒書，拆孔廟。但行政手段解決不了思想問題，傳統的宗法等級觀念，在天國領袖的頭腦中不但沒有清除，反而滋長泛濫，這是小農意識的局限性，也是導致起義失敗的原因。
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代表人物康有為(公元1858—1927年)，學習了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進化論思想，主張在政治上實行君主立憲，經濟上鼓勵國家和私人開辦實業。他批評儒家傳統觀念，宣傳改革思想，採取了一種特殊的方法，這一切都在尊孔的旗幟下進行。他寫《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用公羊學方法考證出孔子的微言大義全為改革政治製度而發，不過孔子是托古改製，即假託堯舜禹湯等聖王的言行提出改製的主張。康有為自己托古改製，偏說孔子托古改製，自己有民主和進化論思想，偏說孔子有這種思想，讓這樣的孔子站出來反對傳統儒學。這種做法，正像他在戊戌變法(公元1898年)時期擁戴光緒皇帝反對滿漢地主階級頑固派一樣，用心良苦，但註定要失敗。
戊戌維新時期的著名思想家嚴複(公元1854—1921年)與康有為不同，直接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和政治觀點。他早年留學英國，對中西兩方麵的情況都非常了解。在甲午戰爭(公元1894年)時期，迫於民族災難，他發表了《原強》、《辟韓》等一係列名篇，後來又編譯了《天演論》，一麵對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痛加針砭，一麵通過中西思想、文化、製度的對比，介紹西方新觀念，批判中國舊觀念。他指出西方之強，根本原因在思想、製度，而聲光化電，船堅炮利僅僅是現象而已。西方在政治上實行民主，在學術上講究科學，這都是中國的聖賢所不知道，甚至深深恐懼的。他認為，達爾文進化論的基本原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社會領域也是適用的，中國人如果不能學習西方，拋棄舊的觀念、製度以圖自強，就將作為劣等民族被淘汰，橫遭亡國滅種的慘禍。這時的嚴複是反傳統的，但是經曆了戊戌維新失敗、義和團運動，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感到西學不但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甚至在西方也造成貧富對立、爭奪搶掠，直到引發世界大戰，於是他的思想又迴到舊傳統，認為隻有孔孟之道才能給世界帶來福音。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公元1866—1925年)綜合了西方多種流派的思想，提出民生史觀，用人類求生存的本性說明曆史的逐步演進，論證由君權時代向民權時代的過渡，由民族壓迫向民族平等的過渡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以及發展經濟但又避免貧富不均的民生主義的合理性，於是提出他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思想。孫中山高度讚揚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代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認為三民主義所體現的正是這種精神。他對保皇派的保皇尊孔讀經的濫調予以堅決的批判，但認為中國固有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仍有它的生命力，應該恢複並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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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邊疆的少數民族學習儒家倫理並卓見成效的，南詔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南詔是公元七、八世紀時西南地區由彝、白、納西、拉祜等族的先人所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是唐帝國的“不侵不叛之臣”，最盛時囊括今雲南全部，和貴州、四川的一部分。第五代王閣羅鳳，欽慕並且努力學習以儒學為代表的漢族文化。他在戰爭中俘虜的唐縣令鄭迴因深通儒學，得到他的敬重，不但做了王子王孫的教師，而且做了南詔的清平官(丞相)。在鄭迴的影響下，南詔王異牟尋、尋夢湊等對儒家學說皆有深入的理解，且用以治國安民。異牟尋說，他的國家“人知禮樂，本唐風化”(《韋皋書》，《全唐書》九九七卷)。鄭迴說南詔“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序卑，位分九等，辟三教，賓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愆，賞罰明而奸邪屏跡，通三才而製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沾草木。”(《南詔德化碑》，《全唐文》卷九九七)儼然是儒家的理想國。盡管有誇大的一麵，但實施儒教的努力是不可否認的。南詔君臣能說出儒學味十足的話來，如“忠孝”，“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同上)等等。上麵提到的南詔德化碑，曆經千年風雨剝蝕，至今猶挺立在大理太和村——原南詔王都。它不僅是西南少數民族學習儒家思想的見證，也是漢族與少數民族友好的見證。碑是南詔王閣羅鳳為打敗唐相楊國忠派遣的征討大軍而立的。碑文表明，南詔與唐雖然因一時的矛盾，打了大仗，但是由於思想文化的一致，終究還是要友好相處的。果然，在這次大戰20多年後，閣羅鳳之孫異牟尋在南詔都城迎接唐朝使節，並受封為南詔王。
有一些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在與漢族共同生活和交往過程中學習了包括儒學在內的漢族文化，他們不僅像漢族一樣務農經商，而且一樣地參與政治活動。以迴族為例，他們元明時期從中亞來到中國，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他們之中有三寶太監鄭和這樣的帝王親信與航海家，也有一批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成為政府官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迴族中還出了王岱輿、劉智這樣一些精通儒家思想的理論家。他們用漢語解釋《古蘭經》，將儒家仁義道德與本民族的倫理思想相互融通，將理學太極、天理、心性等觀念與伊斯蘭思想結合起來，創造出儒家文化圈中獨特的伊斯蘭哲學思想。
第六節 中西文化的碰撞與現代新儒家
鴉片戰爭後，中國從封建社會轉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西方列強船堅炮利，一次又一次打敗清政府，逼它簽訂各種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在帝國主義侵略麵前，不但大清皇帝和他的列祖列宗不管用了，孔孟之道、程朱理學也失靈了。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建設獨立富強的新國家，先進的中國人以不屈不撓的毅力，向西方學習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宣傳西方思想，批評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觀念，以便教育和喚起民眾，改造舊中國。
太平天國革命領袖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向西方學習基督教思想，宣傳上帝是世界主宰，人人是上帝子女，清政府壓迫人民根本違反上帝旨意。他認為孔子完全是為妖魔——帝王將相說話的，“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書多錯”(《太平天日》)。並且編造神話，說上帝對孔丘十分惱火，在天廷審訓、鞭撻孔丘。太平天國用行政手段對付儒家思想，如燒儒書，刪儒書，拆孔廟。但行政手段解決不了思想問題，傳統的宗法等級觀念，在天國領袖的頭腦中不但沒有清除，反而滋長泛濫，這是小農意識的局限性，也是導致起義失敗的原因。
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代表人物康有為(公元1858—1927年)，學習了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進化論思想，主張在政治上實行君主立憲，經濟上鼓勵國家和私人開辦實業。他批評儒家傳統觀念，宣傳改革思想，採取了一種特殊的方法，這一切都在尊孔的旗幟下進行。他寫《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用公羊學方法考證出孔子的微言大義全為改革政治製度而發，不過孔子是托古改製，即假託堯舜禹湯等聖王的言行提出改製的主張。康有為自己托古改製，偏說孔子托古改製，自己有民主和進化論思想，偏說孔子有這種思想，讓這樣的孔子站出來反對傳統儒學。這種做法，正像他在戊戌變法(公元1898年)時期擁戴光緒皇帝反對滿漢地主階級頑固派一樣，用心良苦，但註定要失敗。
戊戌維新時期的著名思想家嚴複(公元1854—1921年)與康有為不同，直接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和政治觀點。他早年留學英國，對中西兩方麵的情況都非常了解。在甲午戰爭(公元1894年)時期，迫於民族災難，他發表了《原強》、《辟韓》等一係列名篇，後來又編譯了《天演論》，一麵對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痛加針砭，一麵通過中西思想、文化、製度的對比，介紹西方新觀念，批判中國舊觀念。他指出西方之強，根本原因在思想、製度，而聲光化電，船堅炮利僅僅是現象而已。西方在政治上實行民主，在學術上講究科學，這都是中國的聖賢所不知道，甚至深深恐懼的。他認為，達爾文進化論的基本原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社會領域也是適用的，中國人如果不能學習西方，拋棄舊的觀念、製度以圖自強，就將作為劣等民族被淘汰，橫遭亡國滅種的慘禍。這時的嚴複是反傳統的，但是經曆了戊戌維新失敗、義和團運動，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感到西學不但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甚至在西方也造成貧富對立、爭奪搶掠，直到引發世界大戰，於是他的思想又迴到舊傳統，認為隻有孔孟之道才能給世界帶來福音。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公元1866—1925年)綜合了西方多種流派的思想，提出民生史觀，用人類求生存的本性說明曆史的逐步演進，論證由君權時代向民權時代的過渡，由民族壓迫向民族平等的過渡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以及發展經濟但又避免貧富不均的民生主義的合理性，於是提出他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思想。孫中山高度讚揚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代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認為三民主義所體現的正是這種精神。他對保皇派的保皇尊孔讀經的濫調予以堅決的批判，但認為中國固有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仍有它的生命力，應該恢複並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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