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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雄關：1644年風雲局勢中的山海關 作者：劉劍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與以前的名將袁崇煥、熊廷弼、孫承宗、楊嗣昌、洪承疇等文人將領不同，吳襄早在多年前就注重培養個人的勢力。因為遼東地域險惡，崇禎多年來奉行的安撫政策也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祖、吳兩家向軍閥集團化的方向邁進。祖、吳兩家人除了執掌皇家軍隊以外，還明目張膽的擴充勢力，僅吳家就擁有數千家丁的私人武裝，他們身邊的親戚、部屬、心腹分布遼西地區各城鎮，成為當地名副其實的土皇帝，即使皇帝，也不敢對之太過苛刻。
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年），皇太極率八旗兵第一次進攻明朝帝都北京，並在城外設反間計，令崇禎皇帝抓捕袁崇煥，當時祖大壽是袁的部將，他見主將被捉，激於義憤，竟然放棄勤王，率部逃離北京，掠山海關，返迴寧遠。這樣的罪行，放在平時，早該死一千次，但是崇禎一反常態，竟然沒有處罰，這固然是孫承宗力爭的結果，但也看出即使是皇帝，亦對遼東望族有所顧忌，而祖大壽此舉與傳統士大夫“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行為迥異。這個事出在他身上，而不是出在比他職位更高的袁崇煥、孫承宗等人身上，也從另一側麵說明，軍人出身的新貴，身上甚少桎梏。他們倚仗擁兵自重的權力，敢行其他文臣不敢行之事，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者。明朝不光是祖大壽，後來的左良玉、高傑、賀人龍等都曾有過忤逆之舉，左良玉更是敢直接挑戰當時的兵部尚書楊嗣昌，公然抗命，楊嗣昌傳詔他十九次居然都不來，其囂張氣焰尤見一斑，崇禎對此也沒有辦法。
清天聰五年（崇禎四年），皇太極發動了大淩河之役，對付的主要目標是守將祖大壽，他將該城圍困起來，採取堅壁清野的戰術。在重兵圍困之下，守將祖大壽彈盡糧絕，不得不降，後來又用計迴錦州救出家屬，再次奪下該城。他投降的事，很快被遼東巡撫丘禾嘉偵知，密奏朝廷。崇禎再次容忍，表現出了極難見到的寬容。軍人政權之威，在當時可以想見。吳三桂就是這樣的氛圍裏長大的。
祖大壽數次忤逆甚至投降，朝廷都不怪罪，這個對於常年跟著舅父作戰的吳三桂來說，肯定會有影響。後人提起吳三桂，常將其臉譜化和妖魔化，卻不知任何事情在形成的過程中都有複雜的漸變過程，絕不可簡單定性。從祖大壽身上，少年吳三桂看到了一個真理：“有槍就是草頭王”。祖大壽敢如此橫行，無非是他有兩個實力：一是他有忠於自己的軍隊和勢力，二是他占據了明朝最重要的軍事重地，此二者缺一不可，連皇太極都知“第明國京都，倚祖大壽為保障”。“以其（祖大壽）族黨甚強，且據錦州故”。（《清太宗實錄》）這種實力是挾製皇帝的重要手段。吳三桂不是孫承宗或是袁崇煥，從小讀忠孝節義理論長大，他生於戎馬之間，十七歲就中了武舉投身軍隊，深知誰有實力誰能勝利的道理，再加上他從小受的教育直接來自於父親吳襄和祖大壽，所以他一生都不放棄兵權，事事以保存個人實力為重，個人利益淩駕於一切，這種軍閥作風與思維，其實從少年時起就已經建立了。
就是這種思維下，吳三桂在行武生涯中時刻不忘培植隻效忠於自己的軍隊，他手下有三千子弟兵，是他直接訓練的。這些人，不忠於大明，隻忠於吳姓，他們的待遇遠遠好於其他正規軍隊，用吳襄的話說：我們吃粗食，他們吃細糧，食酒肉，我們穿粗布衣裳，他們都是穿的綢緞名牌。（“臣所食者粗糲，三千人皆細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紈羅紵綺”）這三千死士，後來成為關寧鐵騎中最重要的力量。
除了三千死士，吳家父子大量用遼東子弟，遼東人驍勇擅戰，崇尚武力，經吳氏父子嚴格訓練，為關寧鐵騎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吳三桂十七歲中武舉後，進入祖大壽軍中成為一名遊擊將軍，此後多次戰役中表現出色，功勞累積，不斷升遷，但真正令他名聲大振的，還是“單騎救父”的傳奇經曆。
事情發生在祖大壽督軍建昌的時候。當時吳襄為大壽部將，有一次出城偵察，竟與大隊清軍相遇，吳襄等急退，清軍則採取圍而不攻的態度，在後麵緊緊跟隨，最後直至在城下將吳襄追上，圍住迫降。吳襄此人倒是很有氣節，決不投降，直逃到近城處，數萬清軍將其圍個水泄不通。
祖大壽在城上觀望，雖然心急如焚，但也知後金兵勢大，明軍開城應戰，決無勝算，如若因此城門洞開，被伏兵衝進，丟了城池，罪無可赦，所以隻得靜觀其變，不敢妄動。
吳三桂見父親被圍，急得坐立不安，他跪在舅父麵前，請求發兵，祖大壽以雙方兵力相差懸殊不可妄開城門為由，說：“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動，萬一失利，咎將安歸！”吳三桂也知道其中利害關係，於是哭著說：“大帥不肯出兵，末將願率家丁以死相救。”祖大壽不置可否，支吾一聲，吳三桂就勢得令，率家丁二十人，出城去了。
這一戰以卵擊石，決無勝算，吳三桂也沒想著活著迴來。他在左右各置一將領，自己居中，分為兩翼衝過去，此舉將清軍嚇了一跳，見明兵極少，因為疑有詐，清軍竟然讓開了一個缺口。吳三桂殺入清軍陣營，有若虎入羊群，瞬間斬殺數名將士，一路衝殺，竟然讓他找到了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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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年），皇太極率八旗兵第一次進攻明朝帝都北京，並在城外設反間計，令崇禎皇帝抓捕袁崇煥，當時祖大壽是袁的部將，他見主將被捉，激於義憤，竟然放棄勤王，率部逃離北京，掠山海關，返迴寧遠。這樣的罪行，放在平時，早該死一千次，但是崇禎一反常態，竟然沒有處罰，這固然是孫承宗力爭的結果，但也看出即使是皇帝，亦對遼東望族有所顧忌，而祖大壽此舉與傳統士大夫“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行為迥異。這個事出在他身上，而不是出在比他職位更高的袁崇煥、孫承宗等人身上，也從另一側麵說明，軍人出身的新貴，身上甚少桎梏。他們倚仗擁兵自重的權力，敢行其他文臣不敢行之事，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者。明朝不光是祖大壽，後來的左良玉、高傑、賀人龍等都曾有過忤逆之舉，左良玉更是敢直接挑戰當時的兵部尚書楊嗣昌，公然抗命，楊嗣昌傳詔他十九次居然都不來，其囂張氣焰尤見一斑，崇禎對此也沒有辦法。
清天聰五年（崇禎四年），皇太極發動了大淩河之役，對付的主要目標是守將祖大壽，他將該城圍困起來，採取堅壁清野的戰術。在重兵圍困之下，守將祖大壽彈盡糧絕，不得不降，後來又用計迴錦州救出家屬，再次奪下該城。他投降的事，很快被遼東巡撫丘禾嘉偵知，密奏朝廷。崇禎再次容忍，表現出了極難見到的寬容。軍人政權之威，在當時可以想見。吳三桂就是這樣的氛圍裏長大的。
祖大壽數次忤逆甚至投降，朝廷都不怪罪，這個對於常年跟著舅父作戰的吳三桂來說，肯定會有影響。後人提起吳三桂，常將其臉譜化和妖魔化，卻不知任何事情在形成的過程中都有複雜的漸變過程，絕不可簡單定性。從祖大壽身上，少年吳三桂看到了一個真理：“有槍就是草頭王”。祖大壽敢如此橫行，無非是他有兩個實力：一是他有忠於自己的軍隊和勢力，二是他占據了明朝最重要的軍事重地，此二者缺一不可，連皇太極都知“第明國京都，倚祖大壽為保障”。“以其（祖大壽）族黨甚強，且據錦州故”。（《清太宗實錄》）這種實力是挾製皇帝的重要手段。吳三桂不是孫承宗或是袁崇煥，從小讀忠孝節義理論長大，他生於戎馬之間，十七歲就中了武舉投身軍隊，深知誰有實力誰能勝利的道理，再加上他從小受的教育直接來自於父親吳襄和祖大壽，所以他一生都不放棄兵權，事事以保存個人實力為重，個人利益淩駕於一切，這種軍閥作風與思維，其實從少年時起就已經建立了。
就是這種思維下，吳三桂在行武生涯中時刻不忘培植隻效忠於自己的軍隊，他手下有三千子弟兵，是他直接訓練的。這些人，不忠於大明，隻忠於吳姓，他們的待遇遠遠好於其他正規軍隊，用吳襄的話說：我們吃粗食，他們吃細糧，食酒肉，我們穿粗布衣裳，他們都是穿的綢緞名牌。（“臣所食者粗糲，三千人皆細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紈羅紵綺”）這三千死士，後來成為關寧鐵騎中最重要的力量。
除了三千死士，吳家父子大量用遼東子弟，遼東人驍勇擅戰，崇尚武力，經吳氏父子嚴格訓練，為關寧鐵騎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吳三桂十七歲中武舉後，進入祖大壽軍中成為一名遊擊將軍，此後多次戰役中表現出色，功勞累積，不斷升遷，但真正令他名聲大振的，還是“單騎救父”的傳奇經曆。
事情發生在祖大壽督軍建昌的時候。當時吳襄為大壽部將，有一次出城偵察，竟與大隊清軍相遇，吳襄等急退，清軍則採取圍而不攻的態度，在後麵緊緊跟隨，最後直至在城下將吳襄追上，圍住迫降。吳襄此人倒是很有氣節，決不投降，直逃到近城處，數萬清軍將其圍個水泄不通。
祖大壽在城上觀望，雖然心急如焚，但也知後金兵勢大，明軍開城應戰，決無勝算，如若因此城門洞開，被伏兵衝進，丟了城池，罪無可赦，所以隻得靜觀其變，不敢妄動。
吳三桂見父親被圍，急得坐立不安，他跪在舅父麵前，請求發兵，祖大壽以雙方兵力相差懸殊不可妄開城門為由，說：“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動，萬一失利，咎將安歸！”吳三桂也知道其中利害關係，於是哭著說：“大帥不肯出兵，末將願率家丁以死相救。”祖大壽不置可否，支吾一聲，吳三桂就勢得令，率家丁二十人，出城去了。
這一戰以卵擊石，決無勝算，吳三桂也沒想著活著迴來。他在左右各置一將領，自己居中，分為兩翼衝過去，此舉將清軍嚇了一跳，見明兵極少，因為疑有詐，清軍竟然讓開了一個缺口。吳三桂殺入清軍陣營，有若虎入羊群，瞬間斬殺數名將士，一路衝殺，竟然讓他找到了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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