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頁
帝國雄關：1644年風雲局勢中的山海關 作者：劉劍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這樣的緊急關頭，偏偏崇禎的運氣又不好，他在位的幾年間不斷出現天災，這直接造成了生產資源的嚴重破壞，人禍加上天災，使財政上的困難達到建朝以來最嚴重的地步，而崇禎不得不麵對一個問題：如何在政府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確保必要的軍事開支。
對於崇禎來說，這又是個曆史遺留問題，這是他的爺爺、父親、兄長留給他的又一個不得不背負的債務。明朝從萬曆後期開始，軍餉問題始終沒有妥善解決，各級軍隊戰鬥力低下的一個主要內因，就是軍餉拖扣。在中國封建王朝中，很少有像明朝這樣既絕對倚賴軍隊，又惡意拖欠軍餉的政府，拖欠期最長的竟然有十幾年之久。這種情形到崇禎年間則愈演愈烈，因為如此，軍隊首腦為保持自給，隻能暗中默許士兵在百姓身上明搶豪奪，明軍所至之處，燒殺搶掠之惡行，比流寇更甚。於是政府遺留給軍隊的問題又被轉嫁給了民眾。
崇禎年間的三大社會問題彼此在一起，糾纏不清，產生了惡性的連鎖反應，那就是：關外問題沒有解決，導致戰事不斷，軍備開支增加；土地流失，農民無地可種，稅收無以為濟，使流民人數增多；天災不斷，人心流離失所，資源破壞嚴重。這些也是明朝自萬曆以來橫徵暴斂，殘民以逞，忽視經濟的惡果。其實任何有識之士都會明白，在這個時候，發展生產，降低捐稅，抑製土地流失，讓農業生產恢複正常才是正路。大明一朝，是農耕社會的代表，農耕社會裏以農業為重，這個道理，朱元璋明白，張居正也明白，可是，萬曆不明白，崇禎比他們更好不了哪去。殘殺閣臣，刻薄寡恩，這是史書上對於崇禎的評價，但史書往往忽略了一點：他其實是一點建設能力也沒有的庸人！對於在他一朝出現的這三個問題，特別是如何把經濟搞入正軌的問題，他表現出來的弱智還真差不多可以趕上他哥哥天啟了。
當農耕社會的農業被破壞殆盡時，當龐大的軍費開支無以為濟時，在這個節骨眼上，崇禎做了一個極其低能的決定。他使出了他爺爺的招數，動用強蠻手段：推行毫無理性的“三餉加派”的製度。而提出這一製度並大力鼓吹的人，正是崇禎後期繼溫體仁、周延儒以後最信任的兵部尚書楊嗣昌。
“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三餉是各有名目的，遼餉是針對遼東後金軍的，剿餉是針對流民起事的，而練餉，名義是練兵之用，其實就是為了解決軍費。這三餉從裏到外，體現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眼前的經費難題，可惜的是，這種解決方法卻是“加派”，加派就是在其他賦稅之外強行再徵收這一部分。這樣把政府遺留問題直接轉加給老百姓，所以一經推出即引起軒然大波，不但老百姓反對，各級官吏因為有攤派任務，也叫苦連連。對這些意見，崇禎的態度就是：不聽話者撤，再嚴重者斬！
三餉加派對基層官吏和普通民眾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它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軍隊的腐敗與戰鬥力低下並未能解決，過度的強征暴斂還把普通民眾與基層官吏推上絕路，官吏不得不貪，人民不得不反，崇禎在政府財政問題上除了強蠻手段外，似乎一籌莫展。
明朝的財政如此緊張，但崇禎是真的沒錢嗎？錯！其實他有錢。他的私銀並不比萬曆少。一個月後，李自成進入北京時，在他的國庫裏搜出了白銀三千七百萬兩，把李闖王都嚇了一跳。這個情況，當時閣臣多數也都心知肚明。所以針對欠餉問題的解決方案，從袁崇煥到楊嗣昌、孫承宗、洪承疇，曆屆軍事首腦們都曾無數次請示過崇禎，他們中間也有很多人暗示崇禎動私銀救急，但是崇禎對此並無反應，不是裝聾作啞，就是斷然否認。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大軍攻下太原等地，直奔京師。這天早上，內閣群臣早早的來到了殿內，以首輔陳演、魏藻德為首的大臣請求崇禎拿出“內帑”（就是皇上的私有財產）擴充軍費。新年伊始，文官集團就撕下了臉，把目標瞄準了自己的小金庫，以最敏感的問題刺激皇上，令崇禎極為反感，肚裏不知罵了多少句“丟他娘”，但迫於形勢，他隻擺出一副苦瓜臉，大吐苦水，說：“今日內帑難以告先生”。（《小腆記年附考》）即使在最後關頭，皇帝也不捨得哪出這筆錢。除了用於自己觀賞，崇禎從來沒有拿出來做一次賞賜或是救急之用，群臣心中的滋味，自然可知。
兩個月後，李自成軍隊繼續挺進，崇禎想調吳三桂進京勤王，就此事問於吳三桂之父吳襄，吳襄言稱，三桂手下有兵三萬，崇禎問需軍餉多少，吳襄答：一百萬兩。崇禎竟然不應。因為捨不得這一百萬兩銀子，勤王之事作罷，也錯過了一次保護京城的大好時機。
一方麵是不斷加餉，一方麵是死摳著搜刮來的私房錢不放，這時的崇禎已經沒有了一點中興帝王的風範，其人品和天啟、萬曆沒什麽兩樣了。即使到了國破家亡的最後關頭，此人還如此吝嗇自家的錢財。這種德行，用“朕非亡國之君”來遮掩，實在蒼白無力。後人對些頗多感慨，晚明大文人楊士聰如此評價：“嗚唿，三千七百萬，捐其畸零碎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策安在於？先帝（朱由檢）聖明，豈不真見及此，徒以來年之徵解艱難，將留為羅雀掘鼠之備，而孰知其事勢不相及也。籲，其亦可悲矣。”（楊士聰《甲申核真錄》）
</br>
對於崇禎來說，這又是個曆史遺留問題，這是他的爺爺、父親、兄長留給他的又一個不得不背負的債務。明朝從萬曆後期開始，軍餉問題始終沒有妥善解決，各級軍隊戰鬥力低下的一個主要內因，就是軍餉拖扣。在中國封建王朝中，很少有像明朝這樣既絕對倚賴軍隊，又惡意拖欠軍餉的政府，拖欠期最長的竟然有十幾年之久。這種情形到崇禎年間則愈演愈烈，因為如此，軍隊首腦為保持自給，隻能暗中默許士兵在百姓身上明搶豪奪，明軍所至之處，燒殺搶掠之惡行，比流寇更甚。於是政府遺留給軍隊的問題又被轉嫁給了民眾。
崇禎年間的三大社會問題彼此在一起，糾纏不清，產生了惡性的連鎖反應，那就是：關外問題沒有解決，導致戰事不斷，軍備開支增加；土地流失，農民無地可種，稅收無以為濟，使流民人數增多；天災不斷，人心流離失所，資源破壞嚴重。這些也是明朝自萬曆以來橫徵暴斂，殘民以逞，忽視經濟的惡果。其實任何有識之士都會明白，在這個時候，發展生產，降低捐稅，抑製土地流失，讓農業生產恢複正常才是正路。大明一朝，是農耕社會的代表，農耕社會裏以農業為重，這個道理，朱元璋明白，張居正也明白，可是，萬曆不明白，崇禎比他們更好不了哪去。殘殺閣臣，刻薄寡恩，這是史書上對於崇禎的評價，但史書往往忽略了一點：他其實是一點建設能力也沒有的庸人！對於在他一朝出現的這三個問題，特別是如何把經濟搞入正軌的問題，他表現出來的弱智還真差不多可以趕上他哥哥天啟了。
當農耕社會的農業被破壞殆盡時，當龐大的軍費開支無以為濟時，在這個節骨眼上，崇禎做了一個極其低能的決定。他使出了他爺爺的招數，動用強蠻手段：推行毫無理性的“三餉加派”的製度。而提出這一製度並大力鼓吹的人，正是崇禎後期繼溫體仁、周延儒以後最信任的兵部尚書楊嗣昌。
“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三餉是各有名目的，遼餉是針對遼東後金軍的，剿餉是針對流民起事的，而練餉，名義是練兵之用，其實就是為了解決軍費。這三餉從裏到外，體現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眼前的經費難題，可惜的是，這種解決方法卻是“加派”，加派就是在其他賦稅之外強行再徵收這一部分。這樣把政府遺留問題直接轉加給老百姓，所以一經推出即引起軒然大波，不但老百姓反對，各級官吏因為有攤派任務，也叫苦連連。對這些意見，崇禎的態度就是：不聽話者撤，再嚴重者斬！
三餉加派對基層官吏和普通民眾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它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軍隊的腐敗與戰鬥力低下並未能解決，過度的強征暴斂還把普通民眾與基層官吏推上絕路，官吏不得不貪，人民不得不反，崇禎在政府財政問題上除了強蠻手段外，似乎一籌莫展。
明朝的財政如此緊張，但崇禎是真的沒錢嗎？錯！其實他有錢。他的私銀並不比萬曆少。一個月後，李自成進入北京時，在他的國庫裏搜出了白銀三千七百萬兩，把李闖王都嚇了一跳。這個情況，當時閣臣多數也都心知肚明。所以針對欠餉問題的解決方案，從袁崇煥到楊嗣昌、孫承宗、洪承疇，曆屆軍事首腦們都曾無數次請示過崇禎，他們中間也有很多人暗示崇禎動私銀救急，但是崇禎對此並無反應，不是裝聾作啞，就是斷然否認。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大軍攻下太原等地，直奔京師。這天早上，內閣群臣早早的來到了殿內，以首輔陳演、魏藻德為首的大臣請求崇禎拿出“內帑”（就是皇上的私有財產）擴充軍費。新年伊始，文官集團就撕下了臉，把目標瞄準了自己的小金庫，以最敏感的問題刺激皇上，令崇禎極為反感，肚裏不知罵了多少句“丟他娘”，但迫於形勢，他隻擺出一副苦瓜臉，大吐苦水，說：“今日內帑難以告先生”。（《小腆記年附考》）即使在最後關頭，皇帝也不捨得哪出這筆錢。除了用於自己觀賞，崇禎從來沒有拿出來做一次賞賜或是救急之用，群臣心中的滋味，自然可知。
兩個月後，李自成軍隊繼續挺進，崇禎想調吳三桂進京勤王，就此事問於吳三桂之父吳襄，吳襄言稱，三桂手下有兵三萬，崇禎問需軍餉多少，吳襄答：一百萬兩。崇禎竟然不應。因為捨不得這一百萬兩銀子，勤王之事作罷，也錯過了一次保護京城的大好時機。
一方麵是不斷加餉，一方麵是死摳著搜刮來的私房錢不放，這時的崇禎已經沒有了一點中興帝王的風範，其人品和天啟、萬曆沒什麽兩樣了。即使到了國破家亡的最後關頭，此人還如此吝嗇自家的錢財。這種德行，用“朕非亡國之君”來遮掩，實在蒼白無力。後人對些頗多感慨，晚明大文人楊士聰如此評價：“嗚唿，三千七百萬，捐其畸零碎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策安在於？先帝（朱由檢）聖明，豈不真見及此，徒以來年之徵解艱難，將留為羅雀掘鼠之備，而孰知其事勢不相及也。籲，其亦可悲矣。”（楊士聰《甲申核真錄》）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