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勢手段體現著強製性，而努力以理性協商和相互讓步來替代使用強權的辦法在精神上和訴諸公斷是一致的。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按這類方式達成的協議常常在實質上也完全是權力交鋒的結果，因而其效力隨權力關係的變化而搖擺。最近的一個例證就是奧地利無視1878年的柏林條約，改變了該條約規定的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的歸屬狀況，將其併入了自己的版圖。這使柏林條約所體現的大國協調也湮沒於新一輪的對抗之中。在這個事件中，德國站在奧地利一邊，而俄國在德國壓力下也不得不放棄遵循它和英國、法國達成的諒解，即三國保持一致，反對任何不經歐洲協調就剝奪土耳其對於波赫兩省的正式宗主權且和塞爾維亞王國的合理意願明顯相背的行動。受到德國露骨壓製的俄國的憤懣之情體現在了沙皇於1909年10月從俄國至義大利的外交旅行中，當時他刻意避免途經奧地利的國土。波赫事件加大了有關國家間的隔閡；在這種背景下，在巴爾幹出現的任何棘手問題都會威脅到歐洲的和平。這場風波直至1910年2月才告一段落。從結果看，奧地利的行動造成了既成事實，一件通過不藉助甚至無視歐洲協調而實現的事實。對此的唯一點綴是奧地利給予了土耳其一筆經濟補償，這也迎合了正受國內革命困撓的土耳其的財政需要，不過正是這場革命給予了奧地利可乘之機。隨這種結局而來的形勢比事發之初更趨惡劣，有關國家間的對抗又鮮活如初，眾目睽睽的是出於一時之便的隨心所欲便使嚴格的協調成為可有可無。有關國家間的信任即便不是蕩然無存，也是所剩無幾了。
不管上述局麵可否避免，它並不表明在世界各國之間不可能建立起一種有序的體製。一些意見認為一個國家不會無條件地服從協調或公斷的結果，隻有藉助強製力才能使其行為和這類結果相一致。人們也會饒有興趣地注意到，均勢局麵和工商業競爭狀況有相似之處，而歐洲協調過程和一個托拉斯組織的運轉又有不少共同的地方。盡管歐洲協調和托拉斯不同，不是將所屬的多個成員聚合為一個集團，但它的確將集體意願作為關於歐洲的政治決斷的來源，而所有的強國就如托拉斯組織內的子公司一樣要遵從集體的決定。
對於如上述的吞併土耳其的兩個巴爾幹省份這樣的行為，用不著從客觀形勢中替它尋找開脫的藉口或者更多的反對理由。顯而易見，明目張膽地棄協議於不顧必將給整個世界造成道義上的消極影響。任何令人滿意的關係，不論是社會、金融還是國際方麵的，都必然以信譽為基礎。沒有信譽就沒有安全；信譽喪失殆盡，接踵而來的就是動亂。用不著進行多麽生動形象的描繪，人們就能想到倚仗強權違反條約對國際政治會有什麽樣的影響。而這種情形多少正體現在了普法戰爭以來的歐洲局勢中。這種局勢不僅表明了在歐洲存在著一個超級軍事強國，而且將這個國家造就成了一個和歐洲大家庭的任何其他成員以及和這個家庭有著很近的親緣關係的美國相比，在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麵都有著更出色的組織才能的有機整體。
軍事組織，也就是陸軍，隻是德國的組織才能的一個具體表現所在。德國對自身力量進行協調、搭配的主要特點是，在政府統轄之下的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各自的全國性指導性機構，這種廣泛程度和它所取得的成效在世界的其他地區是沒有的。於是德國成功地集聚起了它的力量，無論是在工商業領域還是在軍事領域。托拉斯就是一種有組織的力量集中形式，它的效能眾所周知。在德國，由政府進行集中特別地容易並且有效，因為今天的德國人是幾個世紀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的產物。在這個環境中，政府無論其好壞，一直是將個人置於自己的駕馭之下。這種狀況的存在部分地是由於絕對政府是德意誌傳統的政府形式，更多地是由於曆史上的德意誌國家大多規模較小，它們的政府能夠在別人所未有的程度上幹預個人生活。
所以，曆史環境和繼承下來的特性塑造了今天的德國人，使他們能夠甘心生活於一個政府控製框架之內。實際上這種控製的加強看來正是發生於當今所有文明國家之內的趨勢。在不侵害公共權利情況下的不受國家約束的個人自由在英國和美國一直備受推崇，可是如今這種自由在任何地方都正受著越來越多的約束，因為人們日益看到，少數個人的集體行為確實可能破壞公共權利。出於純粹的自我保護目的，國家不得不採取一些措施。不過，隻要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讓政府行為起到為個人行為拾遺補缺的作用，而是要對後者進行規範，那麽這些措施便在形式上是社會主義的，在實質上卻並非如此。然而，在任何時代，一個政治社會的這個或那個部分都會招來控製，以防它產生過分的影響。而且，還可注意到的是，政府規整也給社會注入了新的競爭成分，因為當個人和小團體的權力過大時，它們的利益會受到整體利益的製衡。而依照現在所謂的“社會主義”思想，國家應對所有社會事務予以統轄和指導性控製，這樣國家也就成了一個巨大的壟斷組織，一個托拉斯，沒有什麽還可以對它起到自然的、有效的修正作用了。
當今的一個趨勢就是組織化現象日益擴展，而德國無論從方法還是從才能來說，在這個方麵迄今一直處於領先地位，這使德國比之於所有其他國家有著先行之利，並有機會彌補一個世紀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給當時起步的德意誌的發展所造成的損失。那時，德意誌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社會、經濟和商業領域也處於相對落後的地步。直到1835年，關稅同盟才在德意誌得以建立，將工商業從每隔幾英裏就一個稅卡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普魯士在促進這個變化方麵所起的突出作用對於它在日後取代奧地利成為德意誌的首邦有著決定性的意義。不過四分之一世紀之後的1862年至1866年的普魯士政治發展卻頗耐人尋味。這時的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根本不把議會下院放在眼裏，而上院卻不斷地頒定為下院所反對的新稅種以支持俾斯麥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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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上述局麵可否避免，它並不表明在世界各國之間不可能建立起一種有序的體製。一些意見認為一個國家不會無條件地服從協調或公斷的結果，隻有藉助強製力才能使其行為和這類結果相一致。人們也會饒有興趣地注意到，均勢局麵和工商業競爭狀況有相似之處，而歐洲協調過程和一個托拉斯組織的運轉又有不少共同的地方。盡管歐洲協調和托拉斯不同，不是將所屬的多個成員聚合為一個集團，但它的確將集體意願作為關於歐洲的政治決斷的來源，而所有的強國就如托拉斯組織內的子公司一樣要遵從集體的決定。
對於如上述的吞併土耳其的兩個巴爾幹省份這樣的行為，用不著從客觀形勢中替它尋找開脫的藉口或者更多的反對理由。顯而易見，明目張膽地棄協議於不顧必將給整個世界造成道義上的消極影響。任何令人滿意的關係，不論是社會、金融還是國際方麵的，都必然以信譽為基礎。沒有信譽就沒有安全；信譽喪失殆盡，接踵而來的就是動亂。用不著進行多麽生動形象的描繪，人們就能想到倚仗強權違反條約對國際政治會有什麽樣的影響。而這種情形多少正體現在了普法戰爭以來的歐洲局勢中。這種局勢不僅表明了在歐洲存在著一個超級軍事強國，而且將這個國家造就成了一個和歐洲大家庭的任何其他成員以及和這個家庭有著很近的親緣關係的美國相比，在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麵都有著更出色的組織才能的有機整體。
軍事組織，也就是陸軍，隻是德國的組織才能的一個具體表現所在。德國對自身力量進行協調、搭配的主要特點是，在政府統轄之下的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各自的全國性指導性機構，這種廣泛程度和它所取得的成效在世界的其他地區是沒有的。於是德國成功地集聚起了它的力量，無論是在工商業領域還是在軍事領域。托拉斯就是一種有組織的力量集中形式，它的效能眾所周知。在德國，由政府進行集中特別地容易並且有效，因為今天的德國人是幾個世紀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的產物。在這個環境中，政府無論其好壞，一直是將個人置於自己的駕馭之下。這種狀況的存在部分地是由於絕對政府是德意誌傳統的政府形式，更多地是由於曆史上的德意誌國家大多規模較小，它們的政府能夠在別人所未有的程度上幹預個人生活。
所以，曆史環境和繼承下來的特性塑造了今天的德國人，使他們能夠甘心生活於一個政府控製框架之內。實際上這種控製的加強看來正是發生於當今所有文明國家之內的趨勢。在不侵害公共權利情況下的不受國家約束的個人自由在英國和美國一直備受推崇，可是如今這種自由在任何地方都正受著越來越多的約束，因為人們日益看到，少數個人的集體行為確實可能破壞公共權利。出於純粹的自我保護目的，國家不得不採取一些措施。不過，隻要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讓政府行為起到為個人行為拾遺補缺的作用，而是要對後者進行規範，那麽這些措施便在形式上是社會主義的，在實質上卻並非如此。然而，在任何時代，一個政治社會的這個或那個部分都會招來控製，以防它產生過分的影響。而且，還可注意到的是，政府規整也給社會注入了新的競爭成分，因為當個人和小團體的權力過大時，它們的利益會受到整體利益的製衡。而依照現在所謂的“社會主義”思想，國家應對所有社會事務予以統轄和指導性控製，這樣國家也就成了一個巨大的壟斷組織，一個托拉斯，沒有什麽還可以對它起到自然的、有效的修正作用了。
當今的一個趨勢就是組織化現象日益擴展，而德國無論從方法還是從才能來說，在這個方麵迄今一直處於領先地位，這使德國比之於所有其他國家有著先行之利，並有機會彌補一個世紀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給當時起步的德意誌的發展所造成的損失。那時，德意誌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社會、經濟和商業領域也處於相對落後的地步。直到1835年，關稅同盟才在德意誌得以建立，將工商業從每隔幾英裏就一個稅卡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普魯士在促進這個變化方麵所起的突出作用對於它在日後取代奧地利成為德意誌的首邦有著決定性的意義。不過四分之一世紀之後的1862年至1866年的普魯士政治發展卻頗耐人尋味。這時的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根本不把議會下院放在眼裏，而上院卻不斷地頒定為下院所反對的新稅種以支持俾斯麥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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