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日本不同，無論經濟體量還是發展模式。無論是否承認，中國的經濟崛起自然會改變世界，對於這一崛起的反應與討論也將成為其崛起的一部分，而兩極化的討論也顯示出雙方的認知差距。中國對世界的改變，尤其是經濟之外的改變，其重要性仍舊沒有得到足夠理解。
大國崛起往往意味著帝國權力的交接。以更長的時段來考察，西方對於世界的支配地位是從18世紀開始的，英國正是崛起於東西大分流的浪潮之中，而隨後美國崛起則是故事的延續，美國從19世紀後期超過英國之後，占據世界第一的位置已經超過140年。公允地看，帝國崛起並不僅僅是堅船利炮的勝利，也是一種價值觀的勝利。曆史學家指出，即使英國在其鼎盛時期(1870~1913)，其國防開支也僅僅占其國民生產淨值的3%多一點，此前甚至更低。背後原因，正是在於英國當時通過推行其價值觀，不僅將自由貿易模式推行全球，自身也深受其益。
時光如梭，帝國興起又沒落，在不同帝國的趕超競爭之中，文明之光得以延續。世人對於“帝國”一詞總是有所質疑，東西方皆然。事實上，強大的帝國可以是，而且也往往是全球穩定秩序的重心所在，這不僅意味著成本，更意味著責任。無論過去的英國，還是現在的美國，其存在在事實上都構成了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這也是軟實力的表現之一。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實力的提升背後也意味著責任提升，中國做好準備了嗎?
新平庸?
“新平庸”這一流行語的發明者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她2014年在imf世界銀行秋季年會上唿籲成員國通過大膽政策促進經濟增長，避免全球經濟增長陷入新平庸。世界是否真的進入新平庸?對此各界看法不一，《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就唿籲不應誇大世界經濟放緩，人們對世界經濟的看法分歧則正在加大。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放緩以及歐洲重歸衰退並無太多爭議，最大的爭論核心其實在於中國的減速以及美國的複甦。
全球經濟冷暖不均，根據imf國際比較計劃的正式結論，按照購買力平價標準，中國正式以17.6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美國被估計為17.4萬億美元。
這一結論透露出兩點信息。首先，縱然隻是名義調整，中國登上經濟體量第一的象徵意義仍舊值得玩味。作為全球增長的主要貢獻者，這本身也意味著世界經濟格局的改變，那就是隨著中國體量增大，其增長的放緩一旦成為趨勢，對全球增長的貢獻就難以比擬往昔，這也意味著世界整體經濟增長的放緩。隨著中國官方表態對於“7.5%上下”的容忍，這也意味著昔日大規模刺激不會重演，而中國經濟增長率放緩並沒有太多疑問。
其次，經濟學家往往更為看重人均收入的變化，正如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所言，“說到經濟增長，我們提出人均收入的長期增長。真正的經濟增長意味著社會總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長得更快。另一方麵，停滯狀態則導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續增長，雖然平均收入在時間相當長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中國上一次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待的時間很長，根據經濟史權威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數據，1820年也就是道光皇帝繼位那一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總額的32.9%，當時中國無疑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當時西歐十二國(英、法、德、意、奧、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麥、芬蘭)加起來僅為20.9%，英國當年僅為5.2%，日本僅是3.0%。
也正因此，比起數據具體變化，更重要的信息在於趨勢，尤其是人均收入的變化。中國經濟總量的變化，對於中國人均收入的變化會帶來什麽本質變化?這將取決於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順利的話，隨著經濟的放緩以及人口周期的變化，中國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可能會放緩，但是未來將向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頂端靠攏。
迴頭來看，從“新常態”到“新平庸”，事實上表達人們對於增長放緩的耐心正在消耗殆盡。但是真相在於，如果沒有更多外部刺激以及技術變化，放緩可能將延續更多時間。imf《世界經濟展望》中對2014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下調至3.3%，2015年為3.8%，這已經是該機構的多次下調。但事實上，超過3%的增長在人類經濟史中絕不落後，能夠避免停滯乃至新一次危機才是全球經濟的當務之急。在過去的20世紀，我們見證了太多財富的創造與經濟奇蹟，尤其最近二三十年，拜各類新經濟之賜，經濟增長似乎變成理所當然。然而，經濟增長也有周期變化以及約束邊界，而技術進步帶來的曾經的經濟飛躍，並不能成為我們定義經濟的正常狀態，所謂“新平庸”或者“新常態”，或許隻是迴歸經濟增長的正常速度而已。
過去30年的全球經濟繁榮本質上是中國為核心的一大批後發國家加入全球化浪潮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美國學者福山為之歡唿“曆史的終結”，認為自由民主取得決定性勝利，各國剩下來的任務隻是以何種方式融入西方體係。不管這一樂觀態度是否誤讀曆史，至少，的確有很多國家全力擁抱自由市場製度。以中國為核心，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大軍加入到全球產業分工鏈條，不僅為俄羅斯、巴西、澳大利亞等資源國帶來增長便車，美國等國也坐享消費紅利。因此，中國經濟一旦減速，影響的絕非中國一家，而會波及全球幾乎所有國家。
雪上加霜的是，即使美國已算西方各國中恢複最好的經濟體，仍舊無法與過去的繁榮歲月相比，其中的關鍵，恰在於過去30年所累積的經濟病灶並未徹底治癒。例如，政府債務占gdp比例已經創出戰後最高點，而整體債務槓桿率也徘徊於曆史最高點附近。這些問題需要改革、市場出清、技術更新以及時間，才能醫治。
新g7 pk老g7?
忘記“新常態”吧，它已經不是新聞熱詞，而已經成為你我麵對的冷酷現實。
新常態原本是金融危機之後的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發明的流行語，表示宏觀經濟從衰退恢複到繁榮的過程。幾年過去了，全球經濟仍舊在新常態的泥淖之中，不僅沒有出現意料之中的結構性改革，整體而言反而呈現出更為封閉的一麵——諷刺的是，即使這個詞語的提出者也未能逃脫時代的噩夢，其提出者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2014年被迫從公司出走。
根據麥肯錫最新計算，迄今為止，全球化水平仍舊沒有恢複到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麥肯錫採取五項指標衡量全球化程度，分別為商品貿易、服務貿易、金融流動、人口流動、數據交換和跨境交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全球化的低迷，金融流動仍低於危機前水平將近70%。
具體到中國經濟，消息可謂冷熱參半。一方麵，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數據，中國gdp以17.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摘下世界第一的桂冠，雖然官方與民間對此的態度都略顯冷淡，但第一始終意味著一些不同;另一方麵，伴隨著經濟體量增大，中國經濟的減速效應開始顯現，即使以前堅持中國潛在增長率20年可以達到8%的經濟學家林毅夫也表示，如外部環境不佳，中國2015年的目標可以定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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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崛起往往意味著帝國權力的交接。以更長的時段來考察，西方對於世界的支配地位是從18世紀開始的，英國正是崛起於東西大分流的浪潮之中，而隨後美國崛起則是故事的延續，美國從19世紀後期超過英國之後，占據世界第一的位置已經超過140年。公允地看，帝國崛起並不僅僅是堅船利炮的勝利，也是一種價值觀的勝利。曆史學家指出，即使英國在其鼎盛時期(1870~1913)，其國防開支也僅僅占其國民生產淨值的3%多一點，此前甚至更低。背後原因，正是在於英國當時通過推行其價值觀，不僅將自由貿易模式推行全球，自身也深受其益。
時光如梭，帝國興起又沒落，在不同帝國的趕超競爭之中，文明之光得以延續。世人對於“帝國”一詞總是有所質疑，東西方皆然。事實上，強大的帝國可以是，而且也往往是全球穩定秩序的重心所在，這不僅意味著成本，更意味著責任。無論過去的英國，還是現在的美國，其存在在事實上都構成了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這也是軟實力的表現之一。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實力的提升背後也意味著責任提升，中國做好準備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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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庸”這一流行語的發明者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她2014年在imf世界銀行秋季年會上唿籲成員國通過大膽政策促進經濟增長，避免全球經濟增長陷入新平庸。世界是否真的進入新平庸?對此各界看法不一，《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就唿籲不應誇大世界經濟放緩，人們對世界經濟的看法分歧則正在加大。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放緩以及歐洲重歸衰退並無太多爭議，最大的爭論核心其實在於中國的減速以及美國的複甦。
全球經濟冷暖不均，根據imf國際比較計劃的正式結論，按照購買力平價標準，中國正式以17.6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美國被估計為17.4萬億美元。
這一結論透露出兩點信息。首先，縱然隻是名義調整，中國登上經濟體量第一的象徵意義仍舊值得玩味。作為全球增長的主要貢獻者，這本身也意味著世界經濟格局的改變，那就是隨著中國體量增大，其增長的放緩一旦成為趨勢，對全球增長的貢獻就難以比擬往昔，這也意味著世界整體經濟增長的放緩。隨著中國官方表態對於“7.5%上下”的容忍，這也意味著昔日大規模刺激不會重演，而中國經濟增長率放緩並沒有太多疑問。
其次，經濟學家往往更為看重人均收入的變化，正如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所言，“說到經濟增長，我們提出人均收入的長期增長。真正的經濟增長意味著社會總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長得更快。另一方麵，停滯狀態則導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續增長，雖然平均收入在時間相當長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中國上一次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待的時間很長，根據經濟史權威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數據，1820年也就是道光皇帝繼位那一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總額的32.9%，當時中國無疑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當時西歐十二國(英、法、德、意、奧、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麥、芬蘭)加起來僅為20.9%，英國當年僅為5.2%，日本僅是3.0%。
也正因此，比起數據具體變化，更重要的信息在於趨勢，尤其是人均收入的變化。中國經濟總量的變化，對於中國人均收入的變化會帶來什麽本質變化?這將取決於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順利的話，隨著經濟的放緩以及人口周期的變化，中國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可能會放緩，但是未來將向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頂端靠攏。
迴頭來看，從“新常態”到“新平庸”，事實上表達人們對於增長放緩的耐心正在消耗殆盡。但是真相在於，如果沒有更多外部刺激以及技術變化，放緩可能將延續更多時間。imf《世界經濟展望》中對2014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下調至3.3%，2015年為3.8%，這已經是該機構的多次下調。但事實上，超過3%的增長在人類經濟史中絕不落後，能夠避免停滯乃至新一次危機才是全球經濟的當務之急。在過去的20世紀，我們見證了太多財富的創造與經濟奇蹟，尤其最近二三十年，拜各類新經濟之賜，經濟增長似乎變成理所當然。然而，經濟增長也有周期變化以及約束邊界，而技術進步帶來的曾經的經濟飛躍，並不能成為我們定義經濟的正常狀態，所謂“新平庸”或者“新常態”，或許隻是迴歸經濟增長的正常速度而已。
過去30年的全球經濟繁榮本質上是中國為核心的一大批後發國家加入全球化浪潮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美國學者福山為之歡唿“曆史的終結”，認為自由民主取得決定性勝利，各國剩下來的任務隻是以何種方式融入西方體係。不管這一樂觀態度是否誤讀曆史，至少，的確有很多國家全力擁抱自由市場製度。以中國為核心，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大軍加入到全球產業分工鏈條，不僅為俄羅斯、巴西、澳大利亞等資源國帶來增長便車，美國等國也坐享消費紅利。因此，中國經濟一旦減速，影響的絕非中國一家，而會波及全球幾乎所有國家。
雪上加霜的是，即使美國已算西方各國中恢複最好的經濟體，仍舊無法與過去的繁榮歲月相比，其中的關鍵，恰在於過去30年所累積的經濟病灶並未徹底治癒。例如，政府債務占gdp比例已經創出戰後最高點，而整體債務槓桿率也徘徊於曆史最高點附近。這些問題需要改革、市場出清、技術更新以及時間，才能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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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新常態”吧，它已經不是新聞熱詞，而已經成為你我麵對的冷酷現實。
新常態原本是金融危機之後的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發明的流行語，表示宏觀經濟從衰退恢複到繁榮的過程。幾年過去了，全球經濟仍舊在新常態的泥淖之中，不僅沒有出現意料之中的結構性改革，整體而言反而呈現出更為封閉的一麵——諷刺的是，即使這個詞語的提出者也未能逃脫時代的噩夢，其提出者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2014年被迫從公司出走。
根據麥肯錫最新計算，迄今為止，全球化水平仍舊沒有恢複到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麥肯錫採取五項指標衡量全球化程度，分別為商品貿易、服務貿易、金融流動、人口流動、數據交換和跨境交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全球化的低迷，金融流動仍低於危機前水平將近70%。
具體到中國經濟，消息可謂冷熱參半。一方麵，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數據，中國gdp以17.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摘下世界第一的桂冠，雖然官方與民間對此的態度都略顯冷淡，但第一始終意味著一些不同;另一方麵，伴隨著經濟體量增大，中國經濟的減速效應開始顯現，即使以前堅持中國潛在增長率20年可以達到8%的經濟學家林毅夫也表示，如外部環境不佳，中國2015年的目標可以定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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