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從河南迴到北京後，因家中住房擁擠，暫時住在全國總工會招待所。昔日的同事和戰友，聽說習仲勛迴到北京都到這裏來探望他。由於人很多，又南下在即，時間很緊，他便不得不把每天的接待時間延續到淩晨四五點鍾。
四月五日，習仲勛從北京乘飛機抵達廣州，一到住地就投人緊張的工作。
四月六日上午，習仲勛出席中共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韋國清首先介紹習仲勛和代表見麵，大家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的決定，熱烈歡迎習仲勛來廣東工作。習仲勛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這次黨中央分配我到廣東工作，感到擔子很重。我決心和同誌們一起，在省委的集體領導下，努力做好工作。”他強調做好廣東工作的重大意義，指出當前為了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必須努力學習，大力宣傳黨的十一大路線和五屆全國人大會議精神;必須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抓緊、抓好，把被“四人幫”敗壞了的黨的優良傳統恢複和發揚起來;必須堅決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僑務政策、民族政策、對敵鬥爭政策，以及經濟建設中的各項政策;必須賞罰嚴明，伸張正氣，打擊歪風，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廣東全省真正掀起一個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高潮。習仲勛在講話中感情真摯地說，北方水土養育了他大半輩子，現在到了廣東，要靠南方水土養育下半輩子。他的講話言語不多，但把廣東作為第二故鄉，要和廣東人民共同奮鬥的決心溢於言表，感人至深，給與會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時任中共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迴憶：“他不像很多人那樣，講話都用稿，他講話沒有稿子。再者他的話語很樸實。他在講話中還講到自己的不足，說自己剛到廣東，對這裏的具體情況還不熟，可能會犯一些錯，希望大家指正，這讓我們感覺到他和我們很交心。”
六日下午，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一次會議上，韋國清當選為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當選為第二書記。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還任命習仲勛為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同年十二月任主任)。會後不久韋國清返迴北京，廣東的工作由習仲勛主持。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省委的工作上，省革委會的日常工作則放手由劉田夫負責。
這時，習仲勛身體雖然還好，但畢竟六十多歲了。廣東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創傷累累，百廢待興，百亂待理，局麵紛繁複雜，工作任務十分繁重。正像他所說：“我到廣東前，已經十多年沒有工作了，一下子到位置重要而情況又比較複雜的地方工作，在當時難度畢竟是比較大的。”麵對這種情況，習仲勛義無反顧地“以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革命膽略、遠見卓識、大無畏氣魄和高度的曆史責任感，既沉著麵對，又雷厲風行，團結省委一班人，穩住大局，勵精圖治”
習仲勛上任不久，葉劍英就到廣東視察工作和休息。葉劍英在聽取了習仲勛關於廣東工作初步設想的匯報後，以六句話相贈：“深入調查研究，穩妥製定計劃;及時報告中央，按步執行實施;分清輕重緩急，注意保密安全。”習仲勛在廣東工作期間，一直把這六句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一九八〇年一月，習仲勛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在革命戰爭年代，習仲勛長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有豐富的經驗，與軍隊中許多老帥、老將軍有著密切的關係。善於協調軍地雙方的關係，是他的突出特點。他在廣東工作期間，十分關心廣州軍區的部隊建設和政治工作，把部隊建設作為省委一項重要工作，注意動員地方各方麵大力支持國防建設，有效地保障了隊在廣東的生產生活和訓練需要，使部隊建設進一步發展。同時，習仲勛十分注意把部隊建設與地方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結合起來，發揮軍隊優勢，使部隊在保衛國防和抗災搶險等重大任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廣東人民的擁戴。這一時習期，廣東軍政之間、軍民之間關係團結融洽，“雙擁”工作在全國前列。
■從整風入手撥亂反正
十年“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幫”在廣東培植死黨，安插親信，幹了許多禍國殃民的壞事。從政治上揭批“四人幫”和在組織上清理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方麵，有很大進展，但從思想理論上批判“四人幫”，撥亂反正，在弄清路線是非方麵，卻不夠有力，人們的思想還比較混亂。
正在這時，習仲勛來到廣東。他以飽滿的熱情夜以繼日地工作，一方麵大量地閱讀相關資料，一方麵找幹部談話，了解情況，調查研究，在較短的時間內對廣東的情況有了基本認識。習仲勛認為，廣東省的黨組織和各級領導班子，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但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不少幹部對很多重大問題認識不清，中央的路線方針不能很好地貫徹執行;有的幹部受過去“反地方主義”和“文化大革命”後期批修正主義及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影響，工作積極性不高;有些幹部強迫命令作風依舊，群眾意見很大;有些幹部因“海外關係”受到排斥而感到不公，心氣不順。
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經過認真分析研究，認為不解決幹部隊伍的這種思想狀態，就談不上開創廣東工作的新局麵，必須用整風的方式，解決幹部隊伍中存在的問題。按照習仲勛的要求，中共廣東省委借鑑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精神和做法，“把林彪和‘四人幫’連在一起批”;領導帶頭整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把整風作為抓綱治粵、撥亂反正的重大措施，動員全省幹部、群眾，首先是各級領導骨幹通過整風弄清思想，統一認識，解決問題。
廣東整風運動的開展有一個發展過程。六月初，習仲勛主持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進一步部署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並研究農業發展問題。會議進行到第三天時，參加會議的幹部對省委個別常委在路線鬥爭、農業生產和工作作風等方麵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意見，強烈要求省委常委首先解決好路線是非問題，把全省的農業和其他各項工作搞上去。鑑於這種情況，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研究決定，因勢利導，及時把地、市委書記會議改為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以常委擴大會議的形式開展省委常委整風。省委領導王首道、劉田夫、李堅真、郭榮昌、王全國和吳南生等分別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在習仲勛主持下，這次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發揚當年延安整風精神，初步衝破了林彪、“四人幫”強加在人們思想上的精神束縛。會議堅持實事求是的群眾路線，堅持“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方針，“一方麵，放手發揚民主，讓人講話;另一方麵，在對人對事的分析和處理上，堅持實事求是，治病救人”。開始時，有的同誌擔心把矛盾揭開，捅出亂子。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樣做，不但沒有亂，而且安定團結的局麵更加鞏固，幹部、群眾的信心也不斷增強”。這次會議，大家暢所欲言，又採取會內會外和上下結合的方式，“擺事實，講道理，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各自主動承擔責任，初步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經驗教訓。參加整風的幹部把積壓在心裏的話都敢於講出來，使黨內生活沉悶的空氣為之一變。“經過揭露矛盾，分析矛盾，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使全黨同誌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在重大的路線和政策問題上，統一了認識，解放了思想，增強了團結”。習仲勛在後來向中央匯報廣東工作時說：“抓綱整風是揭批林彪、‘四人幫’，分清路線是非，肅清流毒的好形式。”因為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思想認識問題，採用整風的方法，可以廣泛發動幹部起來，聯繫實際，自己教育自己，統一思想、團結一致。“這樣就衝破了一些禁區，幹部、群眾的精神狀態起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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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五日，習仲勛從北京乘飛機抵達廣州，一到住地就投人緊張的工作。
四月六日上午，習仲勛出席中共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韋國清首先介紹習仲勛和代表見麵，大家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的決定，熱烈歡迎習仲勛來廣東工作。習仲勛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這次黨中央分配我到廣東工作，感到擔子很重。我決心和同誌們一起，在省委的集體領導下，努力做好工作。”他強調做好廣東工作的重大意義，指出當前為了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必須努力學習，大力宣傳黨的十一大路線和五屆全國人大會議精神;必須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抓緊、抓好，把被“四人幫”敗壞了的黨的優良傳統恢複和發揚起來;必須堅決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僑務政策、民族政策、對敵鬥爭政策，以及經濟建設中的各項政策;必須賞罰嚴明，伸張正氣，打擊歪風，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廣東全省真正掀起一個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高潮。習仲勛在講話中感情真摯地說，北方水土養育了他大半輩子，現在到了廣東，要靠南方水土養育下半輩子。他的講話言語不多，但把廣東作為第二故鄉，要和廣東人民共同奮鬥的決心溢於言表，感人至深，給與會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時任中共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迴憶：“他不像很多人那樣，講話都用稿，他講話沒有稿子。再者他的話語很樸實。他在講話中還講到自己的不足，說自己剛到廣東，對這裏的具體情況還不熟，可能會犯一些錯，希望大家指正，這讓我們感覺到他和我們很交心。”
六日下午，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一次會議上，韋國清當選為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當選為第二書記。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還任命習仲勛為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同年十二月任主任)。會後不久韋國清返迴北京，廣東的工作由習仲勛主持。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省委的工作上，省革委會的日常工作則放手由劉田夫負責。
這時，習仲勛身體雖然還好，但畢竟六十多歲了。廣東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創傷累累，百廢待興，百亂待理，局麵紛繁複雜，工作任務十分繁重。正像他所說：“我到廣東前，已經十多年沒有工作了，一下子到位置重要而情況又比較複雜的地方工作，在當時難度畢竟是比較大的。”麵對這種情況，習仲勛義無反顧地“以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革命膽略、遠見卓識、大無畏氣魄和高度的曆史責任感，既沉著麵對，又雷厲風行，團結省委一班人，穩住大局，勵精圖治”
習仲勛上任不久，葉劍英就到廣東視察工作和休息。葉劍英在聽取了習仲勛關於廣東工作初步設想的匯報後，以六句話相贈：“深入調查研究，穩妥製定計劃;及時報告中央，按步執行實施;分清輕重緩急，注意保密安全。”習仲勛在廣東工作期間，一直把這六句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一九八〇年一月，習仲勛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在革命戰爭年代，習仲勛長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有豐富的經驗，與軍隊中許多老帥、老將軍有著密切的關係。善於協調軍地雙方的關係，是他的突出特點。他在廣東工作期間，十分關心廣州軍區的部隊建設和政治工作，把部隊建設作為省委一項重要工作，注意動員地方各方麵大力支持國防建設，有效地保障了隊在廣東的生產生活和訓練需要，使部隊建設進一步發展。同時，習仲勛十分注意把部隊建設與地方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結合起來，發揮軍隊優勢，使部隊在保衛國防和抗災搶險等重大任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廣東人民的擁戴。這一時習期，廣東軍政之間、軍民之間關係團結融洽，“雙擁”工作在全國前列。
■從整風入手撥亂反正
十年“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幫”在廣東培植死黨，安插親信，幹了許多禍國殃民的壞事。從政治上揭批“四人幫”和在組織上清理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方麵，有很大進展，但從思想理論上批判“四人幫”，撥亂反正，在弄清路線是非方麵，卻不夠有力，人們的思想還比較混亂。
正在這時，習仲勛來到廣東。他以飽滿的熱情夜以繼日地工作，一方麵大量地閱讀相關資料，一方麵找幹部談話，了解情況，調查研究，在較短的時間內對廣東的情況有了基本認識。習仲勛認為，廣東省的黨組織和各級領導班子，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但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不少幹部對很多重大問題認識不清，中央的路線方針不能很好地貫徹執行;有的幹部受過去“反地方主義”和“文化大革命”後期批修正主義及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影響，工作積極性不高;有些幹部強迫命令作風依舊，群眾意見很大;有些幹部因“海外關係”受到排斥而感到不公，心氣不順。
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經過認真分析研究，認為不解決幹部隊伍的這種思想狀態，就談不上開創廣東工作的新局麵，必須用整風的方式，解決幹部隊伍中存在的問題。按照習仲勛的要求，中共廣東省委借鑑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精神和做法，“把林彪和‘四人幫’連在一起批”;領導帶頭整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把整風作為抓綱治粵、撥亂反正的重大措施，動員全省幹部、群眾，首先是各級領導骨幹通過整風弄清思想，統一認識，解決問題。
廣東整風運動的開展有一個發展過程。六月初，習仲勛主持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進一步部署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並研究農業發展問題。會議進行到第三天時，參加會議的幹部對省委個別常委在路線鬥爭、農業生產和工作作風等方麵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意見，強烈要求省委常委首先解決好路線是非問題，把全省的農業和其他各項工作搞上去。鑑於這種情況，習仲勛和中共廣東省委研究決定，因勢利導，及時把地、市委書記會議改為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以常委擴大會議的形式開展省委常委整風。省委領導王首道、劉田夫、李堅真、郭榮昌、王全國和吳南生等分別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在習仲勛主持下，這次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發揚當年延安整風精神，初步衝破了林彪、“四人幫”強加在人們思想上的精神束縛。會議堅持實事求是的群眾路線，堅持“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方針，“一方麵，放手發揚民主，讓人講話;另一方麵，在對人對事的分析和處理上，堅持實事求是，治病救人”。開始時，有的同誌擔心把矛盾揭開，捅出亂子。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樣做，不但沒有亂，而且安定團結的局麵更加鞏固，幹部、群眾的信心也不斷增強”。這次會議，大家暢所欲言，又採取會內會外和上下結合的方式，“擺事實，講道理，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各自主動承擔責任，初步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經驗教訓。參加整風的幹部把積壓在心裏的話都敢於講出來，使黨內生活沉悶的空氣為之一變。“經過揭露矛盾，分析矛盾，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使全黨同誌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在重大的路線和政策問題上，統一了認識，解放了思想，增強了團結”。習仲勛在後來向中央匯報廣東工作時說：“抓綱整風是揭批林彪、‘四人幫’，分清路線是非，肅清流毒的好形式。”因為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思想認識問題，採用整風的方法，可以廣泛發動幹部起來，聯繫實際，自己教育自己，統一思想、團結一致。“這樣就衝破了一些禁區，幹部、群眾的精神狀態起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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