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堅持真理報實情
為了適應中國人民求強求富的強烈願望，中共中央、毛澤東醞釀並製定了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並在這個過程中相繼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運動的發展中，出現了“左”的“冒進”錯誤，以致國民經濟失衡，加上自然災害嚴重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中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局麵。習仲勛心繫人民群眾，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思考問題，敢於堅持真理，向黨中央多次反映基層的真實情況，為中央糾“左”和製訂克服困難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據。
■西北考察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同時，提出了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要求提前五年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麵貌。由此，“大躍進”運動開始並很快進入高潮。由於指導思想嚴重脫離實際，導致全國高指標、瞎指揮、虛報風、浮誇風、共產風盛行，各地紛紛提出工業“大躍進”和農業“大躍進”不切實際的目標，片麵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標。在農業上，提出“以糧為綱”，不斷宣傳“高產衛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糧食產量層層拔高;在工業上，確定了鋼鐵當年產量為一千零七十萬噸的高指標，全國掀起了“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幾千萬人參加，“以鋼為綱”帶動了各個行業的“大躍進”。
當時，人們隻看到“大躍進”運動轟轟烈烈的一麵，還沒有認識到“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為了了解真實情況，於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指示習仲勛帶領考察組到西北地區考察，看看情況究竟如何。習仲勛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即組織了一個十多人的調查組，成員有國務院秘書廳副主任丁乃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餘心清，還有總理辦公室幾位秘書等。九月，調查組先後到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五省區考察調研。習仲勛一行所到之處，看到了廣大人民群眾改變落後麵貌的迫切願望和“大躍進”場麵，同時，也發現不少問題，引起了他的深思。
習仲勛一行在陝西，到禮泉縣烽火公社調研。他們來到一塊小麥豐產田前，隻見整片地布滿小土堆，習仲勛好奇地問：“這是十什麽?”當地負責人迴答說，這是根據北京一位科學家的“發明”，實施一種新的農作物栽培方法，目的是要增大土地接受陽光照射麵，從而提高產量。習仲勛懷疑地蹲在地上，用手扒開土堆，隻見禾苗的根係十分纖弱，便說：“你們看這土堆的表麵似乎擴大了麵積，但底下的根根仍然隻集中在一小塊，有了陽光，而土壤和肥料有限，怎能增產?”這裏的人還設想把棉花接種在紫荊花的樹上，以免年年種植棉花的辛勞。所見所聞，使習仲勛心情沉重。在公社食堂吃飯時，又看到一張大方桌上擺滿了豐盛的菜餚，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和人們的交談中，習仲勛不時聽到“人民公社將很快實現全民所有製”、“共產主義馬上就要實現了”的議論，他皺著眉頭暗自說道：“哪能這樣快呀!”
由於調查日程安排得比較緊，習仲勛一行連夜乘火車從西安前往蘭州。西安到寶雞的鐵路沿線，到處火光沖天，人來人往，都在大煉鋼鐵。習仲勛是陝西關中人，知道這裏缺乏鐵礦資源，不具備大煉鋼鐵的條件，即使有一些廢鋼鐵，也不可能滿足如此多煉鐵、煉鋼爐的需求。麵對這種場景，他心情憂慮。
到達蘭州後，習仲勛沒有休息，就在當地領導的陪同下，坐著羊皮筏子考察黃河岸邊水車抽水灌溉良田的情況。隨後又到白銀銅礦、阿幹鎮煤礦、新建的蘭州煉油廠調研。習仲勛一行了解了“大躍進’’工程“引洮上山”項目後，感到震驚。據介紹，這個工程要把洮河水從隴南山區的岷縣引到隴東黃土高原的慶陽地區，渠道全長一千多公裏，目的是要把慶陽的旱地變成水澆地，同時要利用落差發電，還要在山上行船，開發航運，使其成為超過巴拿馬運河和蘇伊士運河的山上運河。習仲勛一行看到，工地上數萬名精壯農民，用钁頭挖土，身背肩挑，獨輪小車來來往往，唯一先進的工具就是利用高低落差架設的鐵索軲轆，而且還是依靠人力搖動來運沙送料，晚上還要打著燈籠火把夜戰。習仲勛心想，農民真好啊!老百姓埋頭苦幹，實在令人感動。他進一步了解到，由於大批勞力集中到工程上，農事受到極大影響。當年甘肅年成不錯，豐產卻難以豐收，損失極為嚴重，結果還謊報增產糧食三十億斤，更引起了他的深思。習仲勛與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是老戰友因而直言相告：“這樣搞法不行呀!將來老百姓是要吃虧的!”
在甘肅敦煌縣，習仲勛一行聽到這個縣實行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學”等十包的全供給製的分配製度，對此表示質疑，但省裏的領導仍然固執己見，聽不進不同意見。對此，他感到困惑和無奈。
後來的事實證明，習仲勛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第二年春天，甘肅就發生了糧荒，青黃不接，糧庫變空，老百姓沒有飯吃，甚至出現餓死人的問題，“引洮工程”也被迫下馬。中央得知後，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習仲勛立即召集糧食部、內務部、鐵道部、交通部領導人開會，安排從陝西、四川、寧夏幾路緊急調運糧食支援甘肅。
在青海、寧夏、內蒙古，習仲勛一行也了解到類似陝西、甘肅出現的問題。
這次調研，習仲勛看到群眾積極參加“大躍進”運動熱情高漲的一麵，但也敏銳地察覺到運動中出現忽視甚至違背經濟規律、違背科學的問題。一些領導對經濟發展基本形勢認識不清，滋長了急於求成、誇大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有的地方“五風”嚴重，而且這些問題還在進一步發展。習仲勛迴到北京後，把了解到的情況和自己的看法向中央一些領導作了匯報。後來在中央的幾次會議上，他都表明了自己的觀點。
■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一九五八年十一二月間，習仲勛在武昌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討論《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時，他根據西北考察情況發言。他認為，人民公社所謂“一大二公”，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縣一社，也不能達到全包全供，也不能說由集體所有製變成了全民所有製。更不能說從社會主義跳到共產主義。最大最公，也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勞分配。生產關係的發展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其結果隻能破壞生產等等。習仲勛敢於講真話，務實的作風和此次考察西北的報告以及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給毛澤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一九五九年三月，習仲勛出席在上海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檢查和討論人民公社整頓中的問題，為召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作準備。會議形成了《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的會議紀要。毛澤東在會上講了工作方法六十條。會議對一九五九年的國民經濟指標作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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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適應中國人民求強求富的強烈願望，中共中央、毛澤東醞釀並製定了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並在這個過程中相繼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運動的發展中，出現了“左”的“冒進”錯誤，以致國民經濟失衡，加上自然災害嚴重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中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局麵。習仲勛心繫人民群眾，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思考問題，敢於堅持真理，向黨中央多次反映基層的真實情況，為中央糾“左”和製訂克服困難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據。
■西北考察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同時，提出了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要求提前五年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麵貌。由此，“大躍進”運動開始並很快進入高潮。由於指導思想嚴重脫離實際，導致全國高指標、瞎指揮、虛報風、浮誇風、共產風盛行，各地紛紛提出工業“大躍進”和農業“大躍進”不切實際的目標，片麵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標。在農業上，提出“以糧為綱”，不斷宣傳“高產衛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糧食產量層層拔高;在工業上，確定了鋼鐵當年產量為一千零七十萬噸的高指標，全國掀起了“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幾千萬人參加，“以鋼為綱”帶動了各個行業的“大躍進”。
當時，人們隻看到“大躍進”運動轟轟烈烈的一麵，還沒有認識到“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為了了解真實情況，於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指示習仲勛帶領考察組到西北地區考察，看看情況究竟如何。習仲勛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即組織了一個十多人的調查組，成員有國務院秘書廳副主任丁乃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餘心清，還有總理辦公室幾位秘書等。九月，調查組先後到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五省區考察調研。習仲勛一行所到之處，看到了廣大人民群眾改變落後麵貌的迫切願望和“大躍進”場麵，同時，也發現不少問題，引起了他的深思。
習仲勛一行在陝西，到禮泉縣烽火公社調研。他們來到一塊小麥豐產田前，隻見整片地布滿小土堆，習仲勛好奇地問：“這是十什麽?”當地負責人迴答說，這是根據北京一位科學家的“發明”，實施一種新的農作物栽培方法，目的是要增大土地接受陽光照射麵，從而提高產量。習仲勛懷疑地蹲在地上，用手扒開土堆，隻見禾苗的根係十分纖弱，便說：“你們看這土堆的表麵似乎擴大了麵積，但底下的根根仍然隻集中在一小塊，有了陽光，而土壤和肥料有限，怎能增產?”這裏的人還設想把棉花接種在紫荊花的樹上，以免年年種植棉花的辛勞。所見所聞，使習仲勛心情沉重。在公社食堂吃飯時，又看到一張大方桌上擺滿了豐盛的菜餚，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和人們的交談中，習仲勛不時聽到“人民公社將很快實現全民所有製”、“共產主義馬上就要實現了”的議論，他皺著眉頭暗自說道：“哪能這樣快呀!”
由於調查日程安排得比較緊，習仲勛一行連夜乘火車從西安前往蘭州。西安到寶雞的鐵路沿線，到處火光沖天，人來人往，都在大煉鋼鐵。習仲勛是陝西關中人，知道這裏缺乏鐵礦資源，不具備大煉鋼鐵的條件，即使有一些廢鋼鐵，也不可能滿足如此多煉鐵、煉鋼爐的需求。麵對這種場景，他心情憂慮。
到達蘭州後，習仲勛沒有休息，就在當地領導的陪同下，坐著羊皮筏子考察黃河岸邊水車抽水灌溉良田的情況。隨後又到白銀銅礦、阿幹鎮煤礦、新建的蘭州煉油廠調研。習仲勛一行了解了“大躍進’’工程“引洮上山”項目後，感到震驚。據介紹，這個工程要把洮河水從隴南山區的岷縣引到隴東黃土高原的慶陽地區，渠道全長一千多公裏，目的是要把慶陽的旱地變成水澆地，同時要利用落差發電，還要在山上行船，開發航運，使其成為超過巴拿馬運河和蘇伊士運河的山上運河。習仲勛一行看到，工地上數萬名精壯農民，用钁頭挖土，身背肩挑，獨輪小車來來往往，唯一先進的工具就是利用高低落差架設的鐵索軲轆，而且還是依靠人力搖動來運沙送料，晚上還要打著燈籠火把夜戰。習仲勛心想，農民真好啊!老百姓埋頭苦幹，實在令人感動。他進一步了解到，由於大批勞力集中到工程上，農事受到極大影響。當年甘肅年成不錯，豐產卻難以豐收，損失極為嚴重，結果還謊報增產糧食三十億斤，更引起了他的深思。習仲勛與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是老戰友因而直言相告：“這樣搞法不行呀!將來老百姓是要吃虧的!”
在甘肅敦煌縣，習仲勛一行聽到這個縣實行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學”等十包的全供給製的分配製度，對此表示質疑，但省裏的領導仍然固執己見，聽不進不同意見。對此，他感到困惑和無奈。
後來的事實證明，習仲勛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第二年春天，甘肅就發生了糧荒，青黃不接，糧庫變空，老百姓沒有飯吃，甚至出現餓死人的問題，“引洮工程”也被迫下馬。中央得知後，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習仲勛立即召集糧食部、內務部、鐵道部、交通部領導人開會，安排從陝西、四川、寧夏幾路緊急調運糧食支援甘肅。
在青海、寧夏、內蒙古，習仲勛一行也了解到類似陝西、甘肅出現的問題。
這次調研，習仲勛看到群眾積極參加“大躍進”運動熱情高漲的一麵，但也敏銳地察覺到運動中出現忽視甚至違背經濟規律、違背科學的問題。一些領導對經濟發展基本形勢認識不清，滋長了急於求成、誇大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有的地方“五風”嚴重，而且這些問題還在進一步發展。習仲勛迴到北京後，把了解到的情況和自己的看法向中央一些領導作了匯報。後來在中央的幾次會議上，他都表明了自己的觀點。
■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一九五八年十一二月間，習仲勛在武昌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討論《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時，他根據西北考察情況發言。他認為，人民公社所謂“一大二公”，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縣一社，也不能達到全包全供，也不能說由集體所有製變成了全民所有製。更不能說從社會主義跳到共產主義。最大最公，也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勞分配。生產關係的發展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其結果隻能破壞生產等等。習仲勛敢於講真話，務實的作風和此次考察西北的報告以及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給毛澤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一九五九年三月，習仲勛出席在上海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檢查和討論人民公社整頓中的問題，為召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作準備。會議形成了《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的會議紀要。毛澤東在會上講了工作方法六十條。會議對一九五九年的國民經濟指標作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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