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一直注意正確引導“五反”運動的發展。在西北地區“五反”運動剛開始時，各地出現了一些不正確的認識和做法，習仲勛都及時予以糾正，特別是對出現的一些右的和“左”的做法，都採取具體措施予以解決。他指示在西安、蘭州、迪化、西寧、寶雞、南鄭等城市已經開始進行的“五反”， 由各省省委掌握，其他分區以下的縣城市鎮一般都暫不進行“五反”，何時進行以後再定。較大城市如三原、鹹陽、天水等地內部“三反”已很緊張，不宜同時開展“五反”，需要提早進行的，必須經省委批準並縝密計劃後再開始。他認為這些市鎮是城鄉交流集散之地，與農村群眾生活關係很大，搞不好會使整個經濟生活，包括農村生產在內，受到重大損失。他還通過各種大會和報紙嚴厲駁斥“五反”是“反商人”、“反一切剝削”、“消滅資本家”，“五反”是“不要統一戰線”籌謠言。經過“五反”運動，嚴厲打擊了不法資產階級分子的“五毒”，孤立了少數嚴重違法與完全違法戶，保護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正當經營，調動了工人和店員的積極性，鞏固和擴大了統一戰線。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習仲勛特別注意對一些重要案件的處理，引導運動健康發展。西安、青海、甘肅等地在處理不法工商業者時懲處偏重，習仲勛向有關負責人說明政策，講清對工商業者退補過重“必將過分損害資本家的積極性，對生產不利”的道理，使這些地方對處理過重的問題及時作了糾正。他還明確指示：“要主動的照顧和幫助與我們在解放後一直合作共事很好的上層人士過關，這對安定社會秩序，發展生產是大為有利的。”這些做法，教育了幹部的大多數，挽救了犯錯誤的人，清除了黨和國家幹部隊伍中的貪汙腐敗分子，使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官場習氣得到扭轉，“保證了西北的幹部在廣大的區域中，在各種複雜的情況下，風氣正，作風硬，為黨的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打擊了才法工商業分子，維護了正常的經濟秩序，促進了經濟發展，有力地支援了正在進行的抗美援朝運動。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議室和位於西安市仁舞巷的民委禮堂，晚上經常燈火通明。習仲勛同中共中央西北屆增產節約運動委員會的成員大多在這兩個地方研究“三反”“五反”運動的工作，特別在運動後期進人處理階段時，對鑫一個案件都研究得十分仔細，工作格外緊張，往往通宵達旦。習仲勛嚴格執行政策，實事求是地處理大案要案，展現了他一貫求實穩健的工作作風。
張治中與習仲勛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共事中“相知深，感情融洽”，從習仲勛身上深切地感受到，共產黨革命幾十年.聚集全國四方的精銳，人才濟濟，車載鬥量。“二十多年的在鬥經驗，深得服務人民、建設國家的要領，並且具有嚴格的評製度，學習精神和切實、刻苦、穩健的作風。這些優點反映到政府設施的，是有效率的、沒有貪汙的政府，反映到黨員行動的，是儉樸、肯幹、實事求是的軍政幹部。”
■加強黨的建設
新中國成立後，一大批積極分子被吸收到黨內來，其中許多人被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這些幹部在各條戰線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許多問題。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度重視這些問題，下決心從培養教育幹部人手，加強黨的建設和幹部隊伍建設。
早在延安時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關懷下，中共西北中央局就逐步形成了注重黨的建設和幹部培養與教育的光榮傳統。習仲勛在這些方麵做了大量工作，積累了一定經驗。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他擔任中共西北中央局黨校校長，併兼任陝甘寧邊區第二師範學校校長，組織興辦了行政學院、民族學院和農業學校、職業學校、醫藥學校、新文字幹部學校等多個專業學校，培養了大批行政幹部、民族幹部和專業技術人才，為解放後西北地區乃至全國黨的建設和經濟建設準備了組織人才基礎。
剛剛解放的西北地區特別是新解放區，適應建立黨組織和人民政權的需要，大批幹部進入黨內或參加政府機關工作。據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部長馬文瑞迴憶，陝西省一九四九年有基層黨組織二千九百四十七個，一九五三年已達到六千七百九十七個，增長一點二八倍;一九四九年有黨員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一人，一九五三年達到十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人，增長百分之七十六;幹部人數由一九四九年的六萬三千四百七十九人，增長到十二萬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增長近一倍。一九五三年西北各省基本實現了鄉鄉建有黨支部，區、鎮有黨委。
習仲勛在工作中發現，中共中央和政務院的政策措施在一些地方往往不能很好地貫徹。對此，他做了深入的調查研究，認為主要問題在幹部。當時，新解放區的新幹部占百分之九十，他們生活在舊社會，留有舊社會的生活習慣和思想作風，由於缺乏革命鍛鍊，又沒有受到係統的馬列主義教育，一時難以適應革命工作的要求。老幹部隻占百分之十，一般表現很好，但也因沒有抓緊學習，不少人沒有起到骨幹作用，個別人還受舊社會習氣的影響，發生了腐化墮落問題。在新老幹部之間，根據地來的黨員和當地地下黨員之間，各個根據地黨員之間，還存在不團結現象，有的已嚴重影響到工作。習仲勛深感“必須重視並努力解決這些問題”。
習仲勛指出：“解決的辦法就是團結起來，努力學習。”他要求：“每個地區的一切工作幹部，都首先要主動地互相團結起來，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才能做好工作。”在幹部關係上，要求根據地的老幹部負主要責任，主動地團結地下黨員和一切新幹部。對所有新幹部要採取團結教育的方針，足夠估計他們的工作成績，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他們的缺點，採取與人為善、熱情幫助的態度使他們克服不足，盡快提高。習仲勛強調：所有幹部都要在民主集中製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堅決反對拉幫結派，搞小團體活動。
習仲勛十分重視幹部的學習，他說：“學習問題是黨、政、軍全體幹部共同的迫切問題”，各級黨委“要有正常的學習生活，學習是領導工作的靈魂，必須放在領導工作的主要位置”，“列為經常的中心工作之一”。他要求在一九五。年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學習運動，以提高老幹部，培養新幹部。他說，幹部學習有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在實際工作中學習，每個縣的領導幹部都要親自下鄉，主持一區一鄉的工作，每做完一項工作或發現新的問題，都要和大家一起研究，總結經驗教訓，教育全體幹部。要表揚好的，批評壞的，對不可救藥者堅決清理。“另一個方麵就是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經驗的基本教育，這對於新幹部特別重要。”他號召縣以上幹部都要紮紮實實地係統地學好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重點是學好毛澤東，號召學習的十二本《幹部必讀》。他要求新幹部選定幾本書。熟讀精研，作為思想武器，係統地批判舊思想，建立新思想，確立革命的人生觀。他指示：各地幹部學校要加大對現有幹部輪訓的力度，提高幹部的思想政治水平。
</br>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習仲勛特別注意對一些重要案件的處理，引導運動健康發展。西安、青海、甘肅等地在處理不法工商業者時懲處偏重，習仲勛向有關負責人說明政策，講清對工商業者退補過重“必將過分損害資本家的積極性，對生產不利”的道理，使這些地方對處理過重的問題及時作了糾正。他還明確指示：“要主動的照顧和幫助與我們在解放後一直合作共事很好的上層人士過關，這對安定社會秩序，發展生產是大為有利的。”這些做法，教育了幹部的大多數，挽救了犯錯誤的人，清除了黨和國家幹部隊伍中的貪汙腐敗分子，使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官場習氣得到扭轉，“保證了西北的幹部在廣大的區域中，在各種複雜的情況下，風氣正，作風硬，為黨的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打擊了才法工商業分子，維護了正常的經濟秩序，促進了經濟發展，有力地支援了正在進行的抗美援朝運動。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議室和位於西安市仁舞巷的民委禮堂，晚上經常燈火通明。習仲勛同中共中央西北屆增產節約運動委員會的成員大多在這兩個地方研究“三反”“五反”運動的工作，特別在運動後期進人處理階段時，對鑫一個案件都研究得十分仔細，工作格外緊張，往往通宵達旦。習仲勛嚴格執行政策，實事求是地處理大案要案，展現了他一貫求實穩健的工作作風。
張治中與習仲勛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共事中“相知深，感情融洽”，從習仲勛身上深切地感受到，共產黨革命幾十年.聚集全國四方的精銳，人才濟濟，車載鬥量。“二十多年的在鬥經驗，深得服務人民、建設國家的要領，並且具有嚴格的評製度，學習精神和切實、刻苦、穩健的作風。這些優點反映到政府設施的，是有效率的、沒有貪汙的政府，反映到黨員行動的，是儉樸、肯幹、實事求是的軍政幹部。”
■加強黨的建設
新中國成立後，一大批積極分子被吸收到黨內來，其中許多人被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這些幹部在各條戰線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許多問題。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度重視這些問題，下決心從培養教育幹部人手，加強黨的建設和幹部隊伍建設。
早在延安時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關懷下，中共西北中央局就逐步形成了注重黨的建設和幹部培養與教育的光榮傳統。習仲勛在這些方麵做了大量工作，積累了一定經驗。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他擔任中共西北中央局黨校校長，併兼任陝甘寧邊區第二師範學校校長，組織興辦了行政學院、民族學院和農業學校、職業學校、醫藥學校、新文字幹部學校等多個專業學校，培養了大批行政幹部、民族幹部和專業技術人才，為解放後西北地區乃至全國黨的建設和經濟建設準備了組織人才基礎。
剛剛解放的西北地區特別是新解放區，適應建立黨組織和人民政權的需要，大批幹部進入黨內或參加政府機關工作。據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部長馬文瑞迴憶，陝西省一九四九年有基層黨組織二千九百四十七個，一九五三年已達到六千七百九十七個，增長一點二八倍;一九四九年有黨員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一人，一九五三年達到十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人，增長百分之七十六;幹部人數由一九四九年的六萬三千四百七十九人，增長到十二萬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增長近一倍。一九五三年西北各省基本實現了鄉鄉建有黨支部，區、鎮有黨委。
習仲勛在工作中發現，中共中央和政務院的政策措施在一些地方往往不能很好地貫徹。對此，他做了深入的調查研究，認為主要問題在幹部。當時，新解放區的新幹部占百分之九十，他們生活在舊社會，留有舊社會的生活習慣和思想作風，由於缺乏革命鍛鍊，又沒有受到係統的馬列主義教育，一時難以適應革命工作的要求。老幹部隻占百分之十，一般表現很好，但也因沒有抓緊學習，不少人沒有起到骨幹作用，個別人還受舊社會習氣的影響，發生了腐化墮落問題。在新老幹部之間，根據地來的黨員和當地地下黨員之間，各個根據地黨員之間，還存在不團結現象，有的已嚴重影響到工作。習仲勛深感“必須重視並努力解決這些問題”。
習仲勛指出：“解決的辦法就是團結起來，努力學習。”他要求：“每個地區的一切工作幹部，都首先要主動地互相團結起來，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才能做好工作。”在幹部關係上，要求根據地的老幹部負主要責任，主動地團結地下黨員和一切新幹部。對所有新幹部要採取團結教育的方針，足夠估計他們的工作成績，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他們的缺點，採取與人為善、熱情幫助的態度使他們克服不足，盡快提高。習仲勛強調：所有幹部都要在民主集中製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堅決反對拉幫結派，搞小團體活動。
習仲勛十分重視幹部的學習，他說：“學習問題是黨、政、軍全體幹部共同的迫切問題”，各級黨委“要有正常的學習生活，學習是領導工作的靈魂，必須放在領導工作的主要位置”，“列為經常的中心工作之一”。他要求在一九五。年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學習運動，以提高老幹部，培養新幹部。他說，幹部學習有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在實際工作中學習，每個縣的領導幹部都要親自下鄉，主持一區一鄉的工作，每做完一項工作或發現新的問題，都要和大家一起研究，總結經驗教訓，教育全體幹部。要表揚好的，批評壞的，對不可救藥者堅決清理。“另一個方麵就是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經驗的基本教育，這對於新幹部特別重要。”他號召縣以上幹部都要紮紮實實地係統地學好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重點是學好毛澤東，號召學習的十二本《幹部必讀》。他要求新幹部選定幾本書。熟讀精研，作為思想武器，係統地批判舊思想，建立新思想，確立革命的人生觀。他指示：各地幹部學校要加大對現有幹部輪訓的力度，提高幹部的思想政治水平。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