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是懷著對陝北戰場高度關注和對前線將士的深厚感情迴後方主持西北局工作的。此時，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又是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和中共西野前委委員。盡管後方黨、政、軍、民、財政、經濟、土改、支前等方麵的工作極為複雜而繁重，但他仍心係前線，參與西北野戰軍軍機大事、重要決策。此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來電報的形式也有了一些變化。通常以“賀習”並稱或冠以“彭並轉賀習”，有關後方工作的電文也以“賀習”或“賀林習”(林指林伯渠)署名報出。彭德懷仍將西北野戰軍重要活動的一些文電在上報中央軍委同時轉送賀龍、習仲勛。
八月十日，習仲勛同賀龍出席了綏德地區召開的縣委書記聯席會議，傳達了小河會議精神，討論了統一陝甘寧和晉綏兩邊區的三項具體措施：
一是統一生產建設和金融貿易，建立獨立自主的財政經濟體係;
二是加強對支前工作的領導，有計劃地使用人力、物力、財力，為前方服務;
三是搞好土改，從根本上調動勞動人民生產、支前的積極性。
習仲勛從與會人員的發言和自己所掌握的情況中，敏銳地感到，邊區後方機構仍然龐大重疊，人員冗雜眾多，缺乏管理，工作忙亂無序。他提出，後方機關要精兵簡政，把多餘人員組織起來搞生產，將節約下來的物資送到前方去。他覺得隻是一般地講一下還不夠，為了適應戰爭需要，必須進行認真整頓才行。這是他迴後方主持工作後第一項有力舉措。
八月十一日，即綏德會議召開的第二天，習仲勛簽署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名義發出的《關於整頓後方的決定》。決定提出：
一、所有後方機關部隊迅即厲行精簡，裁減不必要的單位和人員，以提高效率，增強統一，並收節約之效。
二、後方重傷醫院、榮譽軍人院、工廠、中學、俘官教導處及邊區一級各單位和野戰軍家屬老弱暫移河東。
三、延屬、關中、隴東各分區後方東來人員，除部分不適宜迴原地者外，其餘應陸續轉迴原地工作，家屬亦分別轉迴安置。
八月十二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致電彭德懷、賀龍、習仲勛：為迷惑敵人，掩護西野主力在榆林、米脂間休整待機，防止劉戡、董釗進占綏德，“我無定河、黃河間各後方機關必須迅速移至黃河以東，望賀、習立即部署移動”。賀龍、習仲勛即遵照中央軍委指示率西北局、邊區政府和聯防軍機關，冒著狂風暴雨，沿螅蜊峪大川向東開進，並於十八日渡過黃河，在山西省臨縣、離石縣駐紮下來。不料，習仲勛到西北局臨時駐地下馬後，竟兩腿一軟，蹲了下去，一時難以站立起來。原來是由於長時間騎馬，又被大雨澆淋，突發急性關節炎，後經一段時間治療和調養才好了起來。
習仲勛和賀龍率部東渡黃河的行動，果然調動了胡宗南軍追擊到了黃河西岸。彭德懷立即抓住有利戰機，指揮西北野戰軍主力於二十日向沙家店、常高山之敵發起攻擊。戰至黃昏前殲滅胡宗南集團整編第三十六師師部及一六五旅、一二三旅，斃傷俘敵軍六千餘人。至此，國民黨軍在陝北的重點進攻被徹底粉碎，西北野戰軍開始轉入內線反攻。身在黃河東岸密切關注西北前線戰局變化的習仲勛聽到這一勝利喜訊，感到十分欣慰，並致電前線官兵表示祝賀。三十多年後，他還以優美的文字記述了自己離開前線後，西北野戰軍所取得的沙家店大捷。文章寫道：
“收複隴東和三邊地區之後，彭總根據黨中央新的意圖，率領我軍越過沙漠，馳驅千裏，突然包圍了陝甘寧最北邊的榆林城，要再一次調動敵主力部隊北上，配合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特別是為陳賡兵團進擊豫西造成良好戰機。果然蔣介石以為千載難逢的機會到了，飛到延安親自指揮，要與我軍決一死戰。於是，十萬敵軍瘋狂向榆林方向逼近，還在高喊一戰‘結束陝北戰爭’。當時，我軍在長城內外沙漠地區連續行軍，連續作戰，十分艱苦，沒有糧食，隻能以野菜和宰殺戰馬充飢。黨中央和我全部野戰軍都處於敵重兵包圍之中，情況至為險惡。可是彭總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運籌帷幄，從容自如。首先擊潰了西來增援的馬鴻逵部數萬之眾，接著又瞅準機會，反手一擊，風馳電掣般地消滅了西北戰場上敵‘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編三十六師。此即我軍戰史上著名的‘沙家店之役’。這一仗，不僅轉危為安，化險為夷，而且把整個陝北戰局完全扭轉了。與此同時，陳賡兵團挺進豫西，潼關吃緊，中原震動。驕橫一時的胡宗南集團全線退卻，潰不成軍。”
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周恩來親臨中共西野前委召開的旅以上幹部會議，向作戰部隊祝賀勝利。毛澤東發表講話稱讚此役“對西北戰局有決定意義，最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了。用我們湖南話說，打了這一仗，就過坳了”。八月二十四日，情係前線的習仲勛便收到了一份毛澤東致賀、習電報。電文稱：“昨日我到前委參加會議，彭及各首長對於繼續在現地殲敵信心甚高，部隊士氣高漲，均願在現地殲敵，然後南下。”並要求賀龍、習仲勛派幾批得力人員動員糧食，以完成作戰計劃。
●土改疑雲
習仲勛迴到後方主持工作後，以極大精力投入對陝甘寧邊區土地改革的調查研究和組織領導之中。他把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邊區實際相結合，適時提出和製定了關於土地改革的方針政策，及時地糾正“左”的偏差，使這場偉大的群眾運動循著正確的軌道前進。這些正確的思想觀點、方針、政策為其他各解放區和全國解放後土地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習仲勛出身於農民家庭，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中，對農村土地、農民生產生活情況有著深入的了解和體驗。陝甘寧邊區是生產力較為落後、經濟比較貧窮的地區，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於連年幹旱，災害頻仍，耕地麵積不過八百餘萬畝，僅占可耕地麵積的五分之一稍多一點兒。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後，由於黨的正確領導，陝甘寧邊區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發展時期。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據邊區農村實際，適時提出了“減租減息”政策，並使之在邊區各地逐步深入進行。減租減息減輕了農民受剝削程度，削弱了地主經濟，在農村出現的階級結構變化中，中農成為鄉村中的主要成分，這是陝甘寧邊區農村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特點。
習仲勛在實際工作中非常重視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為了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習仲勛去關中分區進行徵購並分配地主超額土地的試點，親身調查體驗和處理農村的糧食、土地問題，有針對性地通過清算、減租、減息、獻地等方法，使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同時，對一般地主的土地還採用發行土地公債的辦法進行徵購，然後分配給農民。這一係列政策使陝甘寧邊區農村的減租運動向前穩步推進，不少地方的農民在人民政府領導下清算地主，有的地方地主主動向人民政府獻地。但由於國民黨軍進犯陝甘寧邊區，致使一場變革農村土地關係的群眾鬥爭暫時停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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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日，習仲勛同賀龍出席了綏德地區召開的縣委書記聯席會議，傳達了小河會議精神，討論了統一陝甘寧和晉綏兩邊區的三項具體措施：
一是統一生產建設和金融貿易，建立獨立自主的財政經濟體係;
二是加強對支前工作的領導，有計劃地使用人力、物力、財力，為前方服務;
三是搞好土改，從根本上調動勞動人民生產、支前的積極性。
習仲勛從與會人員的發言和自己所掌握的情況中，敏銳地感到，邊區後方機構仍然龐大重疊，人員冗雜眾多，缺乏管理，工作忙亂無序。他提出，後方機關要精兵簡政，把多餘人員組織起來搞生產，將節約下來的物資送到前方去。他覺得隻是一般地講一下還不夠，為了適應戰爭需要，必須進行認真整頓才行。這是他迴後方主持工作後第一項有力舉措。
八月十一日，即綏德會議召開的第二天，習仲勛簽署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名義發出的《關於整頓後方的決定》。決定提出：
一、所有後方機關部隊迅即厲行精簡，裁減不必要的單位和人員，以提高效率，增強統一，並收節約之效。
二、後方重傷醫院、榮譽軍人院、工廠、中學、俘官教導處及邊區一級各單位和野戰軍家屬老弱暫移河東。
三、延屬、關中、隴東各分區後方東來人員，除部分不適宜迴原地者外，其餘應陸續轉迴原地工作，家屬亦分別轉迴安置。
八月十二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致電彭德懷、賀龍、習仲勛：為迷惑敵人，掩護西野主力在榆林、米脂間休整待機，防止劉戡、董釗進占綏德，“我無定河、黃河間各後方機關必須迅速移至黃河以東，望賀、習立即部署移動”。賀龍、習仲勛即遵照中央軍委指示率西北局、邊區政府和聯防軍機關，冒著狂風暴雨，沿螅蜊峪大川向東開進，並於十八日渡過黃河，在山西省臨縣、離石縣駐紮下來。不料，習仲勛到西北局臨時駐地下馬後，竟兩腿一軟，蹲了下去，一時難以站立起來。原來是由於長時間騎馬，又被大雨澆淋，突發急性關節炎，後經一段時間治療和調養才好了起來。
習仲勛和賀龍率部東渡黃河的行動，果然調動了胡宗南軍追擊到了黃河西岸。彭德懷立即抓住有利戰機，指揮西北野戰軍主力於二十日向沙家店、常高山之敵發起攻擊。戰至黃昏前殲滅胡宗南集團整編第三十六師師部及一六五旅、一二三旅，斃傷俘敵軍六千餘人。至此，國民黨軍在陝北的重點進攻被徹底粉碎，西北野戰軍開始轉入內線反攻。身在黃河東岸密切關注西北前線戰局變化的習仲勛聽到這一勝利喜訊，感到十分欣慰，並致電前線官兵表示祝賀。三十多年後，他還以優美的文字記述了自己離開前線後，西北野戰軍所取得的沙家店大捷。文章寫道：
“收複隴東和三邊地區之後，彭總根據黨中央新的意圖，率領我軍越過沙漠，馳驅千裏，突然包圍了陝甘寧最北邊的榆林城，要再一次調動敵主力部隊北上，配合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特別是為陳賡兵團進擊豫西造成良好戰機。果然蔣介石以為千載難逢的機會到了，飛到延安親自指揮，要與我軍決一死戰。於是，十萬敵軍瘋狂向榆林方向逼近，還在高喊一戰‘結束陝北戰爭’。當時，我軍在長城內外沙漠地區連續行軍，連續作戰，十分艱苦，沒有糧食，隻能以野菜和宰殺戰馬充飢。黨中央和我全部野戰軍都處於敵重兵包圍之中，情況至為險惡。可是彭總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運籌帷幄，從容自如。首先擊潰了西來增援的馬鴻逵部數萬之眾，接著又瞅準機會，反手一擊，風馳電掣般地消滅了西北戰場上敵‘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編三十六師。此即我軍戰史上著名的‘沙家店之役’。這一仗，不僅轉危為安，化險為夷，而且把整個陝北戰局完全扭轉了。與此同時，陳賡兵團挺進豫西，潼關吃緊，中原震動。驕橫一時的胡宗南集團全線退卻，潰不成軍。”
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周恩來親臨中共西野前委召開的旅以上幹部會議，向作戰部隊祝賀勝利。毛澤東發表講話稱讚此役“對西北戰局有決定意義，最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了。用我們湖南話說，打了這一仗，就過坳了”。八月二十四日，情係前線的習仲勛便收到了一份毛澤東致賀、習電報。電文稱：“昨日我到前委參加會議，彭及各首長對於繼續在現地殲敵信心甚高，部隊士氣高漲，均願在現地殲敵，然後南下。”並要求賀龍、習仲勛派幾批得力人員動員糧食，以完成作戰計劃。
●土改疑雲
習仲勛迴到後方主持工作後，以極大精力投入對陝甘寧邊區土地改革的調查研究和組織領導之中。他把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邊區實際相結合，適時提出和製定了關於土地改革的方針政策，及時地糾正“左”的偏差，使這場偉大的群眾運動循著正確的軌道前進。這些正確的思想觀點、方針、政策為其他各解放區和全國解放後土地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習仲勛出身於農民家庭，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中，對農村土地、農民生產生活情況有著深入的了解和體驗。陝甘寧邊區是生產力較為落後、經濟比較貧窮的地區，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於連年幹旱，災害頻仍，耕地麵積不過八百餘萬畝，僅占可耕地麵積的五分之一稍多一點兒。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後，由於黨的正確領導，陝甘寧邊區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發展時期。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據邊區農村實際，適時提出了“減租減息”政策，並使之在邊區各地逐步深入進行。減租減息減輕了農民受剝削程度，削弱了地主經濟，在農村出現的階級結構變化中，中農成為鄉村中的主要成分，這是陝甘寧邊區農村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特點。
習仲勛在實際工作中非常重視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為了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習仲勛去關中分區進行徵購並分配地主超額土地的試點，親身調查體驗和處理農村的糧食、土地問題，有針對性地通過清算、減租、減息、獻地等方法，使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同時，對一般地主的土地還採用發行土地公債的辦法進行徵購，然後分配給農民。這一係列政策使陝甘寧邊區農村的減租運動向前穩步推進，不少地方的農民在人民政府領導下清算地主，有的地方地主主動向人民政府獻地。但由於國民黨軍進犯陝甘寧邊區，致使一場變革農村土地關係的群眾鬥爭暫時停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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