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後來在迴憶在抗戰時期的關中工作時曾說過，那是一段較為平靜的日子，“一個比較和平的環境，工作是按中央和邊區黨委的指示，循序去做的。”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隨著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國共兩黨統一戰線中的階級矛盾逐漸尖銳起來。平靜和平團結抗日的氣氛很快蒙上了陰雲，繼之而來的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摩擦的鬥爭。這一鬥爭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更是愈演愈烈。
●旬邑事件前後
摩擦於反摩擦的鬥爭，是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發展變化的必然現象，是一定曆史條件下國共兩黨鬥爭的特殊形式。這種矛盾從第二次國共兩黨合作就存在著並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來。早在西安事變之前，陝甘寧根據地紅軍就處於國民黨軍隊的四麵包圍之中。七七事變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主力開赴華北敵後作戰，邊區僅留少數留守部隊，軍事力量對比明顯處於劣勢。加之日軍已侵占黃河東岸的南起風陵渡、北至大同一線，不時炮擊西岸河防陣地，威脅陝甘寧邊區安全。八路軍留守兵團和邊區保安部隊，既要固守千裏河防，阻止日軍西犯，又要對付國民黨數十萬軍隊的包圍侵擾。因而從抗戰一開始，陝甘寧邊區就一直處於險惡環境和強敵圍困威脅之下。
從關中蘇區位於陝甘寧邊區最南端，是反磨擦鬥爭的風口浪尖。從延安到關中，要通過中部、店頭一帶很長一段狹窄地帶，陝甘寧邊區軍民形象地比之為為“葫蘆把”，把關中蘇區戲稱“寶葫蘆”。國民黨頑固派對這個“寶葫蘆”早已垂涎三尺，把它作為首軍事目標，進而侵吐整個邊區。為此目的他們對關中分區武裝的和非武裝的破壞活動從未停止。正是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中，以習仲勛為書記的關中分委擔負著領導分區軍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鬥爭的繁重而艱巨的任務。
由於處於國共合作期間，當時關中分區兵力較少，開始隻有保安獨立一營、二營及幾個縣大隊。後因摩擦不斷升級，才調保安獨立三營到關中分區。而他們麵對的是胡宗南二十萬正規軍。兵力對比之懸殊、形勢之嚴峻可想而知。習仲勛在一九三四年曾講過：“山雨欲來之風滿樓”的形勢：階級敵人是不放棄反共鬥爭的，隨著全國的反共高潮出現，關中周圍的友方對我們也不列外，開始限製我們在友區的群眾工作，驅逐我們各縣辦事處，繼之向我們進行破壞暗殺工作。一九三八年國民黨反共鬥爭更加積極了。
事實正是如此，胡宗南藉口西安事變前關中一帶是東北軍的防地，應再由國民黨軍隊駐守為由，不斷向關中分區襲擾挑釁。據粗略統計，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0年六月，國民黨軍武裝進攻關中分區達六十四起。在此之前的一九三八年五月間，首先發生了國民黨旬邑縣縣長公開槍殺我方工作人員張科科事件。在關中的周邊一帶土匪武裝也活動頻繁，對蘇區社會秩序和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十月十八日，習仲勛至函郭洪濤轉陝甘邊區黨委，就關中近年匪情向邊區作出報告。這是現存檔案中最早以習仲勛名義給上級黨委的文字報告。報告稱：
“關中近來土匪的活動又呈活躍，這雖不在蘇區內，而已危機蘇區邊境。如中宜之雙柳樹一帶，突竄來股匪擾害，有人、槍三十餘，後又他竄，今尚不詳其竄往何處;寧縣也與本月十月前突由山後槐樹莊竄來一股，人二十餘，槍十九支，遂經當地自衛軍竭力追剿，匪又竄匿山林;在方鎮附近之宋村亦匿有匪眾數十人，多帶短槍，常散居，且說有無線電台等物。又如在禮泉境之董三四等，近不僅在涇河畔一帶擾亂，並有計劃地派人到蘇區活動，企圖再組織更大的叛亂。除驅旬之際曾破壞一機關外，其他均多不敢動作。特別在蘇區，近來自衛軍更加活躍，而蘇區人民近受匪的擾害，還算沒有。我們現在已擬定剿匪計劃，動員和我們關係好的友軍及各縣基幹自衛軍、保衛隊，作嚴密清剿，特別是深入中宜以西之大山裏。作徹底搜查，已絕匪患。”
形勢的發展變化，國民黨頑固派對關中蘇區的武裝進犯更加猖狂，軍事摩匿迭起。
一九三八年十月，抗日戰爭即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頑固派也將其政策重點由消極抗日逐漸轉向反共反人民上來。一九三九年一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公然製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會後設立“反共委員會”，製定了一係列反共的具體辦法。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動日益嚴重。在陝甘寧邊區，繼隴東分區的鎮原。寧縣事件後在關中分區有製造了震驚國人的旬邑事件。
一九三九年初，因河防吃緊，八路軍原先設在黃河邊上的榮校(殘廢院)奉命轉移到陝西旬邑縣城南的土橋鎮。一月下旬，國民黨旬邑縣縣長張中堂及國民黨彬縣專員張明經調集保安隊二三千人，武裝圍攻八路榮校。習仲勛得到消息後，審時度勢，及時指示榮校撤離土橋，推駐旬邑縣成以北數十裏處的看花宮，從而避免了可能遭受的傷亡。五月二十五日，八路軍榮校一工作人員出城採購，突然遭該縣保安隊槍殺。榮校傷殘人員聞訊，群情激怒，遂派代表前往國民黨縣政府請願該縣長未問事情曲折，反而指揮保安隊開槍鎮壓，當場打死傷殘人員代表九名。隨後張中堂又率領大隊人馬，向駐旬邑縣成的關中分區保安獨立一營進攻。同時還調集鄰近幾個縣的保安大隊配合國民黨保安六團一營日夜圍攻關中分區部隊。關中分區部隊與之激戰七天八夜，終因寡不敵眾被迫推出縣城。旬邑縣城被頑軍占據。出城時，有十七名重殘人員掉隊被俘，後全部慘遭頑固軍隊殺害。【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密切關注著發生在眼前的這場戰爭。五月下旬，正在延安向西北局匯報工作的習仲勛得知國民黨頑固派以優勢兵力向駐守旬邑縣城的關中分區獨立一營發動進攻時，心急如焚，日夜兼程趕迴馬家堡，即派分委宣傳部長郭炳坤、組織部長張鳳歧進入旬邑縣城，以加強該營的組織指揮和正職工作。郭、張未進入城內，關中分區獨立一營已迫於兵力懸殊，撤離縣城。
習仲勛主持分委緊急開會，分析研究麵臨的形勢，做出了新的行動部署。分委認為，分區獨立營堅守縣城數日，頑強抗擊來犯之敵，精神可貴，仗得打也是好的，隻是推出縣城倉促了些。鑑於敵人開始向馬家堡等地發動進攻，分區黨政軍機關暫時撤出馬家堡，到北邊十多裏外的長舌頭駐紮。
國民黨頑固派無視抗日統一戰線大局，須以製造旬邑慘案，在關中分區軍民中激起極大義憤。
習仲勛當時得知這些在抗日戰場上虎口餘生的傷殘人員迴到抗日後方竟死於“友軍”之手時，感到十分震驚和憤概。撤出縣城的分區保安獨立一營的官兵更是義憤填膺，紛紛請戰，要求上級曾兵還擊頑固派，奪迴失地。習仲勛一方麵向陝甘寧邊區黨委和政府報告情況，一方麵按中央的精神耐心細緻地做分區部隊和群眾的思想工作。他分析說，事情是頑固派挑起來的，他們殺了人，奪了地，我們自衛還擊，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仔細一想，以武力還擊，還是利少弊多，一則，敵眾我寡的態度未變，我們又不可能大舉曾兵，要打，吃虧更大;二則，頑固派正是想要我們動武為藉口，而製造更大的摩擦事件。我們一定要按黨中央維護抗日大局、爭取和平解決的指示辦，保持克製冷靜態度，等待上級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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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邑事件前後
摩擦於反摩擦的鬥爭，是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發展變化的必然現象，是一定曆史條件下國共兩黨鬥爭的特殊形式。這種矛盾從第二次國共兩黨合作就存在著並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來。早在西安事變之前，陝甘寧根據地紅軍就處於國民黨軍隊的四麵包圍之中。七七事變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主力開赴華北敵後作戰，邊區僅留少數留守部隊，軍事力量對比明顯處於劣勢。加之日軍已侵占黃河東岸的南起風陵渡、北至大同一線，不時炮擊西岸河防陣地，威脅陝甘寧邊區安全。八路軍留守兵團和邊區保安部隊，既要固守千裏河防，阻止日軍西犯，又要對付國民黨數十萬軍隊的包圍侵擾。因而從抗戰一開始，陝甘寧邊區就一直處於險惡環境和強敵圍困威脅之下。
從關中蘇區位於陝甘寧邊區最南端，是反磨擦鬥爭的風口浪尖。從延安到關中，要通過中部、店頭一帶很長一段狹窄地帶，陝甘寧邊區軍民形象地比之為為“葫蘆把”，把關中蘇區戲稱“寶葫蘆”。國民黨頑固派對這個“寶葫蘆”早已垂涎三尺，把它作為首軍事目標，進而侵吐整個邊區。為此目的他們對關中分區武裝的和非武裝的破壞活動從未停止。正是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中，以習仲勛為書記的關中分委擔負著領導分區軍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鬥爭的繁重而艱巨的任務。
由於處於國共合作期間，當時關中分區兵力較少，開始隻有保安獨立一營、二營及幾個縣大隊。後因摩擦不斷升級，才調保安獨立三營到關中分區。而他們麵對的是胡宗南二十萬正規軍。兵力對比之懸殊、形勢之嚴峻可想而知。習仲勛在一九三四年曾講過：“山雨欲來之風滿樓”的形勢：階級敵人是不放棄反共鬥爭的，隨著全國的反共高潮出現，關中周圍的友方對我們也不列外，開始限製我們在友區的群眾工作，驅逐我們各縣辦事處，繼之向我們進行破壞暗殺工作。一九三八年國民黨反共鬥爭更加積極了。
事實正是如此，胡宗南藉口西安事變前關中一帶是東北軍的防地，應再由國民黨軍隊駐守為由，不斷向關中分區襲擾挑釁。據粗略統計，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0年六月，國民黨軍武裝進攻關中分區達六十四起。在此之前的一九三八年五月間，首先發生了國民黨旬邑縣縣長公開槍殺我方工作人員張科科事件。在關中的周邊一帶土匪武裝也活動頻繁，對蘇區社會秩序和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十月十八日，習仲勛至函郭洪濤轉陝甘邊區黨委，就關中近年匪情向邊區作出報告。這是現存檔案中最早以習仲勛名義給上級黨委的文字報告。報告稱：
“關中近來土匪的活動又呈活躍，這雖不在蘇區內，而已危機蘇區邊境。如中宜之雙柳樹一帶，突竄來股匪擾害，有人、槍三十餘，後又他竄，今尚不詳其竄往何處;寧縣也與本月十月前突由山後槐樹莊竄來一股，人二十餘，槍十九支，遂經當地自衛軍竭力追剿，匪又竄匿山林;在方鎮附近之宋村亦匿有匪眾數十人，多帶短槍，常散居，且說有無線電台等物。又如在禮泉境之董三四等，近不僅在涇河畔一帶擾亂，並有計劃地派人到蘇區活動，企圖再組織更大的叛亂。除驅旬之際曾破壞一機關外，其他均多不敢動作。特別在蘇區，近來自衛軍更加活躍，而蘇區人民近受匪的擾害，還算沒有。我們現在已擬定剿匪計劃，動員和我們關係好的友軍及各縣基幹自衛軍、保衛隊，作嚴密清剿，特別是深入中宜以西之大山裏。作徹底搜查，已絕匪患。”
形勢的發展變化，國民黨頑固派對關中蘇區的武裝進犯更加猖狂，軍事摩匿迭起。
一九三八年十月，抗日戰爭即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頑固派也將其政策重點由消極抗日逐漸轉向反共反人民上來。一九三九年一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公然製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會後設立“反共委員會”，製定了一係列反共的具體辦法。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動日益嚴重。在陝甘寧邊區，繼隴東分區的鎮原。寧縣事件後在關中分區有製造了震驚國人的旬邑事件。
一九三九年初，因河防吃緊，八路軍原先設在黃河邊上的榮校(殘廢院)奉命轉移到陝西旬邑縣城南的土橋鎮。一月下旬，國民黨旬邑縣縣長張中堂及國民黨彬縣專員張明經調集保安隊二三千人，武裝圍攻八路榮校。習仲勛得到消息後，審時度勢，及時指示榮校撤離土橋，推駐旬邑縣成以北數十裏處的看花宮，從而避免了可能遭受的傷亡。五月二十五日，八路軍榮校一工作人員出城採購，突然遭該縣保安隊槍殺。榮校傷殘人員聞訊，群情激怒，遂派代表前往國民黨縣政府請願該縣長未問事情曲折，反而指揮保安隊開槍鎮壓，當場打死傷殘人員代表九名。隨後張中堂又率領大隊人馬，向駐旬邑縣成的關中分區保安獨立一營進攻。同時還調集鄰近幾個縣的保安大隊配合國民黨保安六團一營日夜圍攻關中分區部隊。關中分區部隊與之激戰七天八夜，終因寡不敵眾被迫推出縣城。旬邑縣城被頑軍占據。出城時，有十七名重殘人員掉隊被俘，後全部慘遭頑固軍隊殺害。【賀氏藏書·劉大海精校】
習仲勛密切關注著發生在眼前的這場戰爭。五月下旬，正在延安向西北局匯報工作的習仲勛得知國民黨頑固派以優勢兵力向駐守旬邑縣城的關中分區獨立一營發動進攻時，心急如焚，日夜兼程趕迴馬家堡，即派分委宣傳部長郭炳坤、組織部長張鳳歧進入旬邑縣城，以加強該營的組織指揮和正職工作。郭、張未進入城內，關中分區獨立一營已迫於兵力懸殊，撤離縣城。
習仲勛主持分委緊急開會，分析研究麵臨的形勢，做出了新的行動部署。分委認為，分區獨立營堅守縣城數日，頑強抗擊來犯之敵，精神可貴，仗得打也是好的，隻是推出縣城倉促了些。鑑於敵人開始向馬家堡等地發動進攻，分區黨政軍機關暫時撤出馬家堡，到北邊十多裏外的長舌頭駐紮。
國民黨頑固派無視抗日統一戰線大局，須以製造旬邑慘案，在關中分區軍民中激起極大義憤。
習仲勛當時得知這些在抗日戰場上虎口餘生的傷殘人員迴到抗日後方竟死於“友軍”之手時，感到十分震驚和憤概。撤出縣城的分區保安獨立一營的官兵更是義憤填膺，紛紛請戰，要求上級曾兵還擊頑固派，奪迴失地。習仲勛一方麵向陝甘寧邊區黨委和政府報告情況，一方麵按中央的精神耐心細緻地做分區部隊和群眾的思想工作。他分析說，事情是頑固派挑起來的，他們殺了人，奪了地，我們自衛還擊，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仔細一想，以武力還擊，還是利少弊多，一則，敵眾我寡的態度未變，我們又不可能大舉曾兵，要打，吃虧更大;二則，頑固派正是想要我們動武為藉口，而製造更大的摩擦事件。我們一定要按黨中央維護抗日大局、爭取和平解決的指示辦，保持克製冷靜態度，等待上級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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