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樹錚、靳雲鵬、吳光新、曾毓雋、丁士源等。
此後王占元的五十二歲壽誕，倪嗣沖的50整壽，都是他們交換意見的機會。而北洋軍閥們自馮國璋領銜的規勸電發出後，紛紛大做文章，什麽“擁設論”、“國會不良論”、“責任內閣製論”。這一期間的中國，沒有民意，隻有軍閥們的“高見”。
6年1月7日倪嗣沖邀請到南京祝壽的代表們到徐州舉行會議，這就是第三次徐州會議。
國務院聽說徐州又在開會，乃發出了三個電報，一致馮國璋，請他就近勸告各省代表取消這個會議；一致各省軍閥，請撤迴他們所派的代表；一致靳雲鵬，勸其勿出席徐州會議並應迅速迴京，其實，這次會議，段是暗中鼓勵的，因段係要人都參加這個會議，同時因為一般空氣都支持段，而段自己不願意蒙受驅黎或者壓迫國會的惡名，所以段希望借刀殺人，假手於一個老粗張勳。
1月9日徐州會議開幕第三天，決定了五點：一、請總統罷斥“佞人”；二、取締國會；三、擁護總理；四、淘汰閣員；五、促成憲法。
這次會議是段的勝利，因為所有的決定都有利於段。而在這個期間，研究係領袖梁啓超於1月5日抵北京，解散國會之說甚囂塵上。研究係是個溫和妥協派，現在他又和北洋實力派攜手，正如民國2年進步黨支持袁世凱一樣，梁這次入京，對府院問題主張調和，他且以調人自居。黎對梁說：“政治上總統立於高拱無為的地位，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約法》上陸海軍大元帥之權，我是不能放棄的。”黎的意思是他可以不反對內閣製，而各省督軍在《約法》上應受大總統的管轄，不應受內閣總理的指揮而為攻擊總統的工具。
梁啓超勸段在禮貌上對總統讓步，有話盡好商量。段說：“我生平就是不會說話，不會敷衍人，不會應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時候，我進府向總統一鞠躬，退出時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實在無話可說，這是多年生性。”
梁啓超做調人並沒有達到目的，因為段的個性既不肯敷衍，又在實權上一點不放鬆，麵子也不給黎，黎、段之間如何能夠化戾氣為祥和？
北洋軍閥史話
一○九、對德絕交
北京政府於6年3月14日正式公告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照會內容如下：
“關於德國施行潛水艇新計畫一事，本國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國際公法之宗旨，曾於二月九日，照達貴公使提出抗議，並經聲明萬一出於中國願望之外，抗議無效，迫於必不得已，將與貴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等語在案，乃自一月以來，貴國潛艇行動，置中國政府之抗議於不顧，且因而致多喪中國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準貴公使照複，雖據稱貴政府仍願議商保護中國人民生命財產辦法，惟既聲明礙難取消封銷戰略，即與本國政府抗議之宗旨不符，本國政府視為抗議無效，深為可惜。茲不得已，與貴國政府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因此備具貴公使並貴館館員暨各眷屬離去中國領土所需之護照一件，照送貴公使，請煩查收為荷。至貴國駐中國各領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員一律發給出境護照矣。須至照會者。”
黎元洪同時布告全國雲：
“此次歐戰發生，我國嚴守中立，不意接本年二月二日德國政府照會，德國新定之封鎖計畫，使中立國商船從是日起，在限定禁線內行駛，諸多危險等語。當以德國前此所行攻擊商船之方法，損害我國人民生命財產，已屬不少，今茲潛艇作戰之計畫，危害必更劇烈。我國因尊崇公法，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起見，遂向德國提出嚴重抗議，並聲明如德國不撤銷其政策，我國迫不得已，將與德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在我國深望德國或不至堅持其政策，仍保持向來之睦誼，不幸抗議已逾一月，德國之潛艇攻擊政策並未撤銷，各國商船多被擊沉，我國人民因此致死者，已有數起。昨十一日據德國正式答覆，礙難取銷其封銷戰略，實出我國願望之外。茲為尊崇公法保護人民財產計，自今日始，與德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特此布告。”
中國政府宣布與德國斷絕國交同時，宣布收迴天津和漢口的德國租界，解除中國境內的德軍武裝，停付德國賠款和欠款。對德國僑民則仍表示友好，在中國各部門服務的德國人一體留用，各地德國商人照常營業，傳教士照常進行宗教活動。德國公使辛慈下旗歸國時，黎元洪還贈給他許多珍貴的禮物。辛慈於3月27日過上海返國時，上海官方還派人到車站迎送，兵士舉槍致敬，軍隊奏國樂如儀，一切禮節就和未絕交以前一樣，正應了中國一句傳統的俗語：“君子絕交不出惡聲”。
中國和德國絕交之後，中國政府應該歸還德國的賠款，以及欠款就都停止交付，把這些錢提存中國銀行。荷蘭駐華公使公然送來了一個照會，聲稱他受德國政府的委託，代管德國在中國的利益，中德並未宣戰，中國政府不能適用對待敵國的辦法，沒收德國的利益和財產。英、法兩國的駐華公使則要求將上述款項提存外國銀行。
對德絕交令下後，黎元洪鬆了一口氣，他認為對德的一篇文章已經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卻認為這個問題隻走一半的路，還有另一半宣戰問題沒有做。所以黎、段兩人的惡化關係，並未因對德絕交而緩和，反而因此更為惡化。因為段認為對德絕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對德宣戰案。梁啓超首先發表《絕交後之緊急問題》一文以鼓吹對德宣戰。可是，全國各地反對對德宣戰的空氣非常濃厚，3月13日康有為元電，3月14日張勳寒電，3月16日王占元諫電，都是一片反對之聲。康電激動地說：“請懸吾目於國門，以視德艦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上海商界聯合會通電反對參戰，全國各地商會紛紛響應。馮國璋於11日離京南返，也有電報來反對參戰。段質問他為什麽出京後與在京時的言論前後不符，他迴答說，業經查明，反對參戰的電報是由新聘秘書伍憲子擬稿發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見。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憲子是康有為的門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慫恿馮反對參戰，但是電報已經用馮的名義發了出去，又怎樣能夠說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見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為國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堅持對德宣戰，是受了協約國必勝的影響，認為如果不參戰，戰後便分不到勝利的果實。各地軍閥們反對參戰，是因為怕一旦參戰後，勢必要拋棄了地盤、權位、財富和嬌妻美妾，還要率兵遠赴歐洲打仗，敵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國陸軍，所以軍人們都和段唱了反調。黎元洪則是和段意氣之爭，他的左右告訴他的盡是不利於段的資料，這些資料也都是事實，所以黎對段的參戰案便持反對意見。
段的“親日”和“參戰”是怎樣形成的呢？
段親日是受曹汝霖的影響，曹汝霖被稱為新交通係領袖，他說服段的理由是：“英、美雖強而遠，遠水難救近火，袁項城外交失敗在此；日本近而強，中國內政問題未有不得日本支持而能成功者。袁舍近圖遠，忽視日本而親英，結果日本反對帝製，袁遂失敗。”
</br>
此後王占元的五十二歲壽誕，倪嗣沖的50整壽，都是他們交換意見的機會。而北洋軍閥們自馮國璋領銜的規勸電發出後，紛紛大做文章，什麽“擁設論”、“國會不良論”、“責任內閣製論”。這一期間的中國，沒有民意，隻有軍閥們的“高見”。
6年1月7日倪嗣沖邀請到南京祝壽的代表們到徐州舉行會議，這就是第三次徐州會議。
國務院聽說徐州又在開會，乃發出了三個電報，一致馮國璋，請他就近勸告各省代表取消這個會議；一致各省軍閥，請撤迴他們所派的代表；一致靳雲鵬，勸其勿出席徐州會議並應迅速迴京，其實，這次會議，段是暗中鼓勵的，因段係要人都參加這個會議，同時因為一般空氣都支持段，而段自己不願意蒙受驅黎或者壓迫國會的惡名，所以段希望借刀殺人，假手於一個老粗張勳。
1月9日徐州會議開幕第三天，決定了五點：一、請總統罷斥“佞人”；二、取締國會；三、擁護總理；四、淘汰閣員；五、促成憲法。
這次會議是段的勝利，因為所有的決定都有利於段。而在這個期間，研究係領袖梁啓超於1月5日抵北京，解散國會之說甚囂塵上。研究係是個溫和妥協派，現在他又和北洋實力派攜手，正如民國2年進步黨支持袁世凱一樣，梁這次入京，對府院問題主張調和，他且以調人自居。黎對梁說：“政治上總統立於高拱無為的地位，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約法》上陸海軍大元帥之權，我是不能放棄的。”黎的意思是他可以不反對內閣製，而各省督軍在《約法》上應受大總統的管轄，不應受內閣總理的指揮而為攻擊總統的工具。
梁啓超勸段在禮貌上對總統讓步，有話盡好商量。段說：“我生平就是不會說話，不會敷衍人，不會應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時候，我進府向總統一鞠躬，退出時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實在無話可說，這是多年生性。”
梁啓超做調人並沒有達到目的，因為段的個性既不肯敷衍，又在實權上一點不放鬆，麵子也不給黎，黎、段之間如何能夠化戾氣為祥和？
北洋軍閥史話
一○九、對德絕交
北京政府於6年3月14日正式公告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照會內容如下：
“關於德國施行潛水艇新計畫一事，本國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國際公法之宗旨，曾於二月九日，照達貴公使提出抗議，並經聲明萬一出於中國願望之外，抗議無效，迫於必不得已，將與貴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等語在案，乃自一月以來，貴國潛艇行動，置中國政府之抗議於不顧，且因而致多喪中國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準貴公使照複，雖據稱貴政府仍願議商保護中國人民生命財產辦法，惟既聲明礙難取消封銷戰略，即與本國政府抗議之宗旨不符，本國政府視為抗議無效，深為可惜。茲不得已，與貴國政府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因此備具貴公使並貴館館員暨各眷屬離去中國領土所需之護照一件，照送貴公使，請煩查收為荷。至貴國駐中國各領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員一律發給出境護照矣。須至照會者。”
黎元洪同時布告全國雲：
“此次歐戰發生，我國嚴守中立，不意接本年二月二日德國政府照會，德國新定之封鎖計畫，使中立國商船從是日起，在限定禁線內行駛，諸多危險等語。當以德國前此所行攻擊商船之方法，損害我國人民生命財產，已屬不少，今茲潛艇作戰之計畫，危害必更劇烈。我國因尊崇公法，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起見，遂向德國提出嚴重抗議，並聲明如德國不撤銷其政策，我國迫不得已，將與德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在我國深望德國或不至堅持其政策，仍保持向來之睦誼，不幸抗議已逾一月，德國之潛艇攻擊政策並未撤銷，各國商船多被擊沉，我國人民因此致死者，已有數起。昨十一日據德國正式答覆，礙難取銷其封銷戰略，實出我國願望之外。茲為尊崇公法保護人民財產計，自今日始，與德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特此布告。”
中國政府宣布與德國斷絕國交同時，宣布收迴天津和漢口的德國租界，解除中國境內的德軍武裝，停付德國賠款和欠款。對德國僑民則仍表示友好，在中國各部門服務的德國人一體留用，各地德國商人照常營業，傳教士照常進行宗教活動。德國公使辛慈下旗歸國時，黎元洪還贈給他許多珍貴的禮物。辛慈於3月27日過上海返國時，上海官方還派人到車站迎送，兵士舉槍致敬，軍隊奏國樂如儀，一切禮節就和未絕交以前一樣，正應了中國一句傳統的俗語：“君子絕交不出惡聲”。
中國和德國絕交之後，中國政府應該歸還德國的賠款，以及欠款就都停止交付，把這些錢提存中國銀行。荷蘭駐華公使公然送來了一個照會，聲稱他受德國政府的委託，代管德國在中國的利益，中德並未宣戰，中國政府不能適用對待敵國的辦法，沒收德國的利益和財產。英、法兩國的駐華公使則要求將上述款項提存外國銀行。
對德絕交令下後，黎元洪鬆了一口氣，他認為對德的一篇文章已經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卻認為這個問題隻走一半的路，還有另一半宣戰問題沒有做。所以黎、段兩人的惡化關係，並未因對德絕交而緩和，反而因此更為惡化。因為段認為對德絕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對德宣戰案。梁啓超首先發表《絕交後之緊急問題》一文以鼓吹對德宣戰。可是，全國各地反對對德宣戰的空氣非常濃厚，3月13日康有為元電，3月14日張勳寒電，3月16日王占元諫電，都是一片反對之聲。康電激動地說：“請懸吾目於國門，以視德艦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上海商界聯合會通電反對參戰，全國各地商會紛紛響應。馮國璋於11日離京南返，也有電報來反對參戰。段質問他為什麽出京後與在京時的言論前後不符，他迴答說，業經查明，反對參戰的電報是由新聘秘書伍憲子擬稿發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見。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憲子是康有為的門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慫恿馮反對參戰，但是電報已經用馮的名義發了出去，又怎樣能夠說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見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為國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堅持對德宣戰，是受了協約國必勝的影響，認為如果不參戰，戰後便分不到勝利的果實。各地軍閥們反對參戰，是因為怕一旦參戰後，勢必要拋棄了地盤、權位、財富和嬌妻美妾，還要率兵遠赴歐洲打仗，敵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國陸軍，所以軍人們都和段唱了反調。黎元洪則是和段意氣之爭，他的左右告訴他的盡是不利於段的資料，這些資料也都是事實，所以黎對段的參戰案便持反對意見。
段的“親日”和“參戰”是怎樣形成的呢？
段親日是受曹汝霖的影響，曹汝霖被稱為新交通係領袖，他說服段的理由是：“英、美雖強而遠，遠水難救近火，袁項城外交失敗在此；日本近而強，中國內政問題未有不得日本支持而能成功者。袁舍近圖遠，忽視日本而親英，結果日本反對帝製，袁遂失敗。”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