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革命誌士的觀念多是“排滿”的狹義民族主義,所以革命成功後,部分革命黨員以為目的已達,過去結合的因素消失,加上組府的人事問題,革命的其他意見,因此分化的作用便隨之發生。章炳麟的光複會本是同盟會的一個支係,辛亥光複後,同盟會主急進,章派主緩進。南京政府成立後,章即脫離同盟會,民國元年1月3日先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後來張謇一派的預備立憲公會因同以江浙人士為中心之故,遂與章之中華民國聯合會合併,組成統一黨,以注意民生採用社會政策、發展國民經濟等十一項為政綱,由章炳麟、程德全、張謇、熊希齡為理事,湯壽潛、唐紹儀、湯化龍等為參事。另一方麵孫武因不滿黃興,乃約湖北臨時參議員劉成禺、張伯烈等組織民社,以擁黎為號召,主張“進步主義,以謀國利民”為宗旨,發起人有黎元洪、藍天蔚、譚延闓、王正廷、王鴻猷、孫武、張振武、吳敬恆、劉成禺、寧調元、張伯烈、汪彭年等。這個民社可說是以湖北人為中心。
章炳麟有學問,古怪,是個大膽敢說的人,孫大總統對他很優容。在南京組府時,章有一信給孫大總統,請戒飭左右,孫中山先生以章素好詆訶,不以為意。章遂再上一書雲:“……武昌倡義,曾不二月。南北肅清,首發難者不敢居功,而況吾儕鼓吹之士?……仆亦嚐與人言,孫君今日蒞中國而總群黎,非複曩日秘密結社時也,宜屏去幸人,委心耆秀,東西從者三數浮浪之人,一律資遣歸國,無令雜處,然後搏精一誌,勞來四民,南方雖弱,足勉自成就,嚐傳達其言於汪兆銘……箴規不聽,不得不著之報章……仆雖淺拙,亦嚐涉曆世變,死生之分,一繫於執事耳。”孫大總統對這位狂妄的國學大師不以為忤,還聘為總統府的樞密顧問,其聘函典雅可誦,有謂:“執事目空五蘊,心殫九流,擷百家之精英,為並世之儀表,敢奉國民景仰之誠,屈為樞密顧問。庶幾頑懦聞風,英彥景附,昭大業於無窮,垂型範於九有。佇盼高風,無任響往,急惠軒車,以慰饑渴。”
從這封聘函可以看出孫大總統的豁達大度,實在是一位偉大的開國領袖。
中華民國的臨時參議院是在國民元年1月28日上午8時正式成立,議員到會的有17省38名議員。孫大總統致祝詞,然後黃興、蔡元培、居正、馬君武相繼演說。最後推選林森為議長,王正廷為副議長。
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先生和17省代表所組成的參議院之間,始終存在著相當的距離。
古老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國旗,及至西方列強侵入中國後,清朝才製定國旗,當時決定以“黃龍旗”作為大清帝國的國旗。龍是個抽象的東西,封建時代它代表皇帝,而黃色則是清朝的代表色,“朕即國家”,所以黃龍為清國旗是很合理的。可是龍隻在中國有象徵意義,對西方各國則毫無意義,外國人根本不知道這是個什麽動物?加上早期的黃龍旗是三角形,三角形的國旗在世界國旗史中還沒有,三角形旗上的動物又是大家從來未見過的動物,洋人不知龍為何物,隻好叫它是一個“有爪之蛇”!
武昌起義時,革命軍所用的旗幟是代表十八行省的“鐵血十八星旗”;後來又改為代表漢(紅色)、滿(黃色)、蒙(藍色)、迴(白色)、藏(黑色)的五色旗代表五個民族。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臨時參議院議決,以五色旗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國旗。孫大總統卻堅決主張以青天白日旗為國旗,他提請參議院複議的諮文中曾列舉如下的理由:
“貴院議決以五色旗為國旗,本總統認為未可遽付頒行。清國舊製,海軍以五色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滿清之國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禮。五色旗用意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義不確,如以黃代滿之類。且既雲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階級。……天日之旗為漢族共和黨(註:即同盟會的前身興中會)人用之於南方起義者十餘年,乙未年陳皓東身殉此旗。……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國為遠東大國,日出東方,為恆星之最大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義……”
臨時參議院認為青天白日旗僅是同盟會一個黨派所製定,不能代表全國,而五色旗已經為武昌革命軍所採用,就具有極大的曆史意義,因此該院仍然決定以五色旗為國旗,而將青天白日旗改為海軍軍旗,並將武昌革命軍初期所用的十八星旗規定為陸軍軍旗。
興中會早期曾用過紅、藍、白三色旗,紅色象徵“流血以求自由”,藍色代表“公正平等的天空”,白色說明“人心皎潔而互愛”。三項意義表示“自由、平等、博愛”。
這個三色旗不久即為青天白日旗所取代。
北洋軍閥史話
卅、北方的革命活動
革命軍中雖多數存在妥協意念,可是還有一部分是堅決主張把革命向北方推進。第一次是在辛亥十月初九日(11月29日),北方革命同誌準備在北京發動軍事行動,由於楊度和汪兆銘的疏通,據說袁世凱已答應響應。其計劃是於初九日晚由革命黨在北京鳴炮,並在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諸處發難,袁則命禁衛軍第四標由西直門以南進攻西華門,並命其長子袁克定率三千兵攻東華門以響應革命黨。到了九日晚革命黨人依計劃發動於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各任一路以進攻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這時果然見到一支軍馬來迎,革命同誌以為是袁克定來接應,不料竟是軍警探諜,四麵包圍,捕去同誌李漢傑等十餘人,這第一次舉義便失敗了。
十月十一日,汪兆銘於天津義大利租界寓所成立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汪任支部長,並組織暗殺隊,汪自為隊長。汪和武昌首義的同誌沒有什麽連繫,武昌方麵這時已派了胡鄂公為鄂軍政府駐北方全權代表,主持北方革命。汪既以同盟會北方支部長為號召,而革命同誌很多不滿意汪和袁勾結,所以和胡鄂公商量,成立鄂軍代表辦事處於天津,分設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莊總指揮處。十月二十四日又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樓組織北方革命協會,這時汪兆銘已去上海。十月二十八日革命同誌在任邱、雄縣揭竿而起,被當地駐軍擊潰,殉難誌士有耿世昌、馮傑、戴國棟、李啟明、鄭玉成、羅子雲、劉長雄、馬榮華、趙世鐸等百餘人。這是第二次舉義。
十一月十四日(即民國元年元月二日)灤州駐軍三營宣布獨立,舉第二營營長王金銘為灤軍都督,第三營營長張建功為副都督,第一營營長施從雲為灤軍總司令,白毓昆為參謀長,先後通電致袁世凱,表明共和主張。電文:
“自武漢事起,各省響應,勢如奔濤,足見人心之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國人民望共和政體,甚於枯苗之望雨。誠以非共和難免人民之塗炭,非共和難免後日之革命。我公身為總理,係全國之總代表,決不能以一人之私見,負萬民之苦心,況刻下停戰期迫,議和將歸無效,全國人民奔走唿號,驚惶之至,而以直省為尤甚,是以陸軍混成四十協官兵等,駐紮直省,目睹實情,不能不冒死上陳,有瀆尊聽。查前奏之信條內,開有軍人參政之權,刻下全體主張共和,望祈我公詢及芻蕘,不棄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亂事而免慘禍,實為至禱。臨發百拜,不勝惶悚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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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有學問,古怪,是個大膽敢說的人,孫大總統對他很優容。在南京組府時,章有一信給孫大總統,請戒飭左右,孫中山先生以章素好詆訶,不以為意。章遂再上一書雲:“……武昌倡義,曾不二月。南北肅清,首發難者不敢居功,而況吾儕鼓吹之士?……仆亦嚐與人言,孫君今日蒞中國而總群黎,非複曩日秘密結社時也,宜屏去幸人,委心耆秀,東西從者三數浮浪之人,一律資遣歸國,無令雜處,然後搏精一誌,勞來四民,南方雖弱,足勉自成就,嚐傳達其言於汪兆銘……箴規不聽,不得不著之報章……仆雖淺拙,亦嚐涉曆世變,死生之分,一繫於執事耳。”孫大總統對這位狂妄的國學大師不以為忤,還聘為總統府的樞密顧問,其聘函典雅可誦,有謂:“執事目空五蘊,心殫九流,擷百家之精英,為並世之儀表,敢奉國民景仰之誠,屈為樞密顧問。庶幾頑懦聞風,英彥景附,昭大業於無窮,垂型範於九有。佇盼高風,無任響往,急惠軒車,以慰饑渴。”
從這封聘函可以看出孫大總統的豁達大度,實在是一位偉大的開國領袖。
中華民國的臨時參議院是在國民元年1月28日上午8時正式成立,議員到會的有17省38名議員。孫大總統致祝詞,然後黃興、蔡元培、居正、馬君武相繼演說。最後推選林森為議長,王正廷為副議長。
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先生和17省代表所組成的參議院之間,始終存在著相當的距離。
古老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國旗,及至西方列強侵入中國後,清朝才製定國旗,當時決定以“黃龍旗”作為大清帝國的國旗。龍是個抽象的東西,封建時代它代表皇帝,而黃色則是清朝的代表色,“朕即國家”,所以黃龍為清國旗是很合理的。可是龍隻在中國有象徵意義,對西方各國則毫無意義,外國人根本不知道這是個什麽動物?加上早期的黃龍旗是三角形,三角形的國旗在世界國旗史中還沒有,三角形旗上的動物又是大家從來未見過的動物,洋人不知龍為何物,隻好叫它是一個“有爪之蛇”!
武昌起義時,革命軍所用的旗幟是代表十八行省的“鐵血十八星旗”;後來又改為代表漢(紅色)、滿(黃色)、蒙(藍色)、迴(白色)、藏(黑色)的五色旗代表五個民族。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臨時參議院議決,以五色旗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國旗。孫大總統卻堅決主張以青天白日旗為國旗,他提請參議院複議的諮文中曾列舉如下的理由:
“貴院議決以五色旗為國旗,本總統認為未可遽付頒行。清國舊製,海軍以五色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滿清之國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禮。五色旗用意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義不確,如以黃代滿之類。且既雲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階級。……天日之旗為漢族共和黨(註:即同盟會的前身興中會)人用之於南方起義者十餘年,乙未年陳皓東身殉此旗。……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國為遠東大國,日出東方,為恆星之最大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義……”
臨時參議院認為青天白日旗僅是同盟會一個黨派所製定,不能代表全國,而五色旗已經為武昌革命軍所採用,就具有極大的曆史意義,因此該院仍然決定以五色旗為國旗,而將青天白日旗改為海軍軍旗,並將武昌革命軍初期所用的十八星旗規定為陸軍軍旗。
興中會早期曾用過紅、藍、白三色旗,紅色象徵“流血以求自由”,藍色代表“公正平等的天空”,白色說明“人心皎潔而互愛”。三項意義表示“自由、平等、博愛”。
這個三色旗不久即為青天白日旗所取代。
北洋軍閥史話
卅、北方的革命活動
革命軍中雖多數存在妥協意念,可是還有一部分是堅決主張把革命向北方推進。第一次是在辛亥十月初九日(11月29日),北方革命同誌準備在北京發動軍事行動,由於楊度和汪兆銘的疏通,據說袁世凱已答應響應。其計劃是於初九日晚由革命黨在北京鳴炮,並在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諸處發難,袁則命禁衛軍第四標由西直門以南進攻西華門,並命其長子袁克定率三千兵攻東華門以響應革命黨。到了九日晚革命黨人依計劃發動於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各任一路以進攻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這時果然見到一支軍馬來迎,革命同誌以為是袁克定來接應,不料竟是軍警探諜,四麵包圍,捕去同誌李漢傑等十餘人,這第一次舉義便失敗了。
十月十一日,汪兆銘於天津義大利租界寓所成立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汪任支部長,並組織暗殺隊,汪自為隊長。汪和武昌首義的同誌沒有什麽連繫,武昌方麵這時已派了胡鄂公為鄂軍政府駐北方全權代表,主持北方革命。汪既以同盟會北方支部長為號召,而革命同誌很多不滿意汪和袁勾結,所以和胡鄂公商量,成立鄂軍代表辦事處於天津,分設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莊總指揮處。十月二十四日又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樓組織北方革命協會,這時汪兆銘已去上海。十月二十八日革命同誌在任邱、雄縣揭竿而起,被當地駐軍擊潰,殉難誌士有耿世昌、馮傑、戴國棟、李啟明、鄭玉成、羅子雲、劉長雄、馬榮華、趙世鐸等百餘人。這是第二次舉義。
十一月十四日(即民國元年元月二日)灤州駐軍三營宣布獨立,舉第二營營長王金銘為灤軍都督,第三營營長張建功為副都督,第一營營長施從雲為灤軍總司令,白毓昆為參謀長,先後通電致袁世凱,表明共和主張。電文:
“自武漢事起,各省響應,勢如奔濤,足見人心之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國人民望共和政體,甚於枯苗之望雨。誠以非共和難免人民之塗炭,非共和難免後日之革命。我公身為總理,係全國之總代表,決不能以一人之私見,負萬民之苦心,況刻下停戰期迫,議和將歸無效,全國人民奔走唿號,驚惶之至,而以直省為尤甚,是以陸軍混成四十協官兵等,駐紮直省,目睹實情,不能不冒死上陳,有瀆尊聽。查前奏之信條內,開有軍人參政之權,刻下全體主張共和,望祈我公詢及芻蕘,不棄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亂事而免慘禍,實為至禱。臨發百拜,不勝惶悚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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