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學] 《赤色童年》作者：劉書【完結】
第一部分 序
我出生於1970年，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每當我提起那段日子，比我年長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比我年幼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有時候甚至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義，但這些快樂的記憶卻是那樣固執地藏在我的腦海裏。於是我會找一些我的同齡人，問他們是否能夠理解我的迴憶和我的快樂，但和我一同長大的同齡人，他們都不和我生活在一個城市裏。有一個在美國，我們經常用電子郵件交流，有一大部分在安徽馬鞍山市的一家大型鋼鐵廠裏，另有一部分在監獄裏，以及祖國的其他地方。童年之後，我們大多數再未見過麵。
我和我的同伴出生在一個地質隊的大院裏，在那裏度過了我的赤色童年，然後隨著搞地質工作的爸爸離開了她。
我的遠在美國的好朋友蔡大頭，在後麵的文字裏總會提起的這個人，如今我們都已成年，成家，成了父親，成了懂得並且有能力為自己重新選擇祖國的人了。我們曾經多年失去聯繫，後來通過電子郵件聯繫上之後，我們經常會提到童年，提到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叫七十年代，如今已經有人用年代來區分人群，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現在已經有八零後了。我的七歲的女兒應該算是九零後的吧。就我的經驗來看，以年代區分人群沒有什麽意義，對往事和童年的追憶沒有什麽聲討或者反思的價值，因為大多數人手頭根本就沒有真理。
我的如今已經七十歲的老父親一生勞累，那是絕對吃苦耐老，肯幹的老地質工人。他的事跡我在成年後仔細地體諒過，一九六零年他帶著很多工人，在大山裏一天隻吃一個饅頭，卻幹整整一天的活兒。
他跟我說，幹著幹著太累了，鑽井旁邊的一塊草地上鋪著衣服就睡，醒來了睜開眼接著幹，幾個月過去了，活也幹完了，那個草地硬是睡出了個人形，人形裏的草都死了。
父親是個打井的地質工人，一生中在地球上鑽的孔多得數都數不清。曾經在一個大旱年，在難以打出水的地方打出了水，拯救了很多莊稼還有人。父親曾經在病重的時候說他見到了那些被拯救過的人，隨後父親奇蹟般地抗過了一次重病。
父親一生大多數的時間都在野外打井，母親說，饑荒的年代到了一個村子裏，村子裏人已經都餓死了，地質工人就先挖個坑，將村裏後死的沒人埋的埋掉，然後餓著肚子牛一樣地工作。
我認為父親那勞動的一生真的是苦難，真的是太苦難了。但有一次我問父親，覺得自己的一生累嗎，年輕的時候辛苦嗎？父親答不覺得累，也不覺得辛苦。
這個迴答我不太理解，也許得需要我七十歲的時候才能理解。
母親曾經告訴我，日本侵華的時候我的母親家裏隻有一條褲子，大家輪流穿，褲子被別人穿走了我的母親就摟著我的大舅圍著被子在炕上坐著。
我問母親，那時候苦嗎？母親答不苦。母親說真正苦的是我的姥姥和我姥姥的母親。我的姥姥和我姥姥的母親我都沒有見過，姥姥隻是留給了我一張發黃的相片，而且這張相片也在地質隊頻繁的搬家中丟失了。
曆史就這樣在我們的眼前消失了，沒有了。
我的好朋友蔡大頭說他覺得童年太美好了，他對於人生的這個迴憶態度讓我很覺得奇怪，因為他如今在美利堅，開著bmw，住著隻有在掛曆中才能見到的宅裏，童年的那些貧苦經曆如何會覺得美好呢？
也許，生活中形而上的東西相對於物質生活更為重要，雖然我對於童年最深刻的記憶隻有飢餓，加上困惑，不過在別人對童年的態度裏和如今迴憶那些日子的寫作中，也逐漸地體驗到了快樂。
任何苦難，人都是可以承受的。關鍵是人在承受苦難時的態度。因為從曆史中我已經深深地知道了，苦難在隨時等待著人類，無論他是哪一個年代的人。
1、命大
長大以後，我常聽母親提起我的出生，她說，本來就沒有打算要我，我的到來純粹就是一次事故（母親的原話我不記得了，但就是這個意思。）爸爸總是出差，長年在外。地質隊的大院是一片巨大的墳地，數千人陸續來到這裏，圍上鐵絲網，在裏麵建住房、建醫院、建學校、建電影院、建代銷店（商店）和公共廁所，家家在房前屋後種滿了自留地，種一切能種的糧食和蔬菜。
父親是國家正式工人，母親和其他的婦女們統稱家屬，被組織起來，成立了“五、七隊”，挖蓋房的地基，挖泥塘，幹所有稀奇古怪的活。母親說，是很晚才發現有了我的。那時她在泥塘裏挖黑泥，然後覺得有了我，於是，便報告了“五、七隊”的隊長，李紅軍的媽媽，一個大個子老太太，長大後我一直叫她李大大。經過“五、七隊”領導的研究決定，我的出生肯定是弊大於利，因此，組織上決定，將我幹掉，（現在已經無從考證領導們為什麽一定要我的命）。當地沒有墮胎的條件，需要去五裏地外的縣醫院。母親和李大大商量好，第二天就去縣醫院。
當天夜裏，母親做了夢，夢見了八歲模樣（母親說和我八歲時一模一樣）的小孩，走到她的床前，說，可不要害我呀！
第二天，母親和李大大結伴去縣醫院，半路上，母親將昨夜的這個夢告訴了她。現在已經無從考證她倆當時的思想活動，反正結論是留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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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序
我出生於1970年，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每當我提起那段日子，比我年長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比我年幼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有時候甚至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義，但這些快樂的記憶卻是那樣固執地藏在我的腦海裏。於是我會找一些我的同齡人，問他們是否能夠理解我的迴憶和我的快樂，但和我一同長大的同齡人，他們都不和我生活在一個城市裏。有一個在美國，我們經常用電子郵件交流，有一大部分在安徽馬鞍山市的一家大型鋼鐵廠裏，另有一部分在監獄裏，以及祖國的其他地方。童年之後，我們大多數再未見過麵。
我和我的同伴出生在一個地質隊的大院裏，在那裏度過了我的赤色童年，然後隨著搞地質工作的爸爸離開了她。
我的遠在美國的好朋友蔡大頭，在後麵的文字裏總會提起的這個人，如今我們都已成年，成家，成了父親，成了懂得並且有能力為自己重新選擇祖國的人了。我們曾經多年失去聯繫，後來通過電子郵件聯繫上之後，我們經常會提到童年，提到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叫七十年代，如今已經有人用年代來區分人群，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現在已經有八零後了。我的七歲的女兒應該算是九零後的吧。就我的經驗來看，以年代區分人群沒有什麽意義，對往事和童年的追憶沒有什麽聲討或者反思的價值，因為大多數人手頭根本就沒有真理。
我的如今已經七十歲的老父親一生勞累，那是絕對吃苦耐老，肯幹的老地質工人。他的事跡我在成年後仔細地體諒過，一九六零年他帶著很多工人，在大山裏一天隻吃一個饅頭，卻幹整整一天的活兒。
他跟我說，幹著幹著太累了，鑽井旁邊的一塊草地上鋪著衣服就睡，醒來了睜開眼接著幹，幾個月過去了，活也幹完了，那個草地硬是睡出了個人形，人形裏的草都死了。
父親是個打井的地質工人，一生中在地球上鑽的孔多得數都數不清。曾經在一個大旱年，在難以打出水的地方打出了水，拯救了很多莊稼還有人。父親曾經在病重的時候說他見到了那些被拯救過的人，隨後父親奇蹟般地抗過了一次重病。
父親一生大多數的時間都在野外打井，母親說，饑荒的年代到了一個村子裏，村子裏人已經都餓死了，地質工人就先挖個坑，將村裏後死的沒人埋的埋掉，然後餓著肚子牛一樣地工作。
我認為父親那勞動的一生真的是苦難，真的是太苦難了。但有一次我問父親，覺得自己的一生累嗎，年輕的時候辛苦嗎？父親答不覺得累，也不覺得辛苦。
這個迴答我不太理解，也許得需要我七十歲的時候才能理解。
母親曾經告訴我，日本侵華的時候我的母親家裏隻有一條褲子，大家輪流穿，褲子被別人穿走了我的母親就摟著我的大舅圍著被子在炕上坐著。
我問母親，那時候苦嗎？母親答不苦。母親說真正苦的是我的姥姥和我姥姥的母親。我的姥姥和我姥姥的母親我都沒有見過，姥姥隻是留給了我一張發黃的相片，而且這張相片也在地質隊頻繁的搬家中丟失了。
曆史就這樣在我們的眼前消失了，沒有了。
我的好朋友蔡大頭說他覺得童年太美好了，他對於人生的這個迴憶態度讓我很覺得奇怪，因為他如今在美利堅，開著bmw，住著隻有在掛曆中才能見到的宅裏，童年的那些貧苦經曆如何會覺得美好呢？
也許，生活中形而上的東西相對於物質生活更為重要，雖然我對於童年最深刻的記憶隻有飢餓，加上困惑，不過在別人對童年的態度裏和如今迴憶那些日子的寫作中，也逐漸地體驗到了快樂。
任何苦難，人都是可以承受的。關鍵是人在承受苦難時的態度。因為從曆史中我已經深深地知道了，苦難在隨時等待著人類，無論他是哪一個年代的人。
1、命大
長大以後，我常聽母親提起我的出生，她說，本來就沒有打算要我，我的到來純粹就是一次事故（母親的原話我不記得了，但就是這個意思。）爸爸總是出差，長年在外。地質隊的大院是一片巨大的墳地，數千人陸續來到這裏，圍上鐵絲網，在裏麵建住房、建醫院、建學校、建電影院、建代銷店（商店）和公共廁所，家家在房前屋後種滿了自留地，種一切能種的糧食和蔬菜。
父親是國家正式工人，母親和其他的婦女們統稱家屬，被組織起來，成立了“五、七隊”，挖蓋房的地基，挖泥塘，幹所有稀奇古怪的活。母親說，是很晚才發現有了我的。那時她在泥塘裏挖黑泥，然後覺得有了我，於是，便報告了“五、七隊”的隊長，李紅軍的媽媽，一個大個子老太太，長大後我一直叫她李大大。經過“五、七隊”領導的研究決定，我的出生肯定是弊大於利，因此，組織上決定，將我幹掉，（現在已經無從考證領導們為什麽一定要我的命）。當地沒有墮胎的條件，需要去五裏地外的縣醫院。母親和李大大商量好，第二天就去縣醫院。
當天夜裏，母親做了夢，夢見了八歲模樣（母親說和我八歲時一模一樣）的小孩，走到她的床前，說，可不要害我呀！
第二天，母親和李大大結伴去縣醫院，半路上，母親將昨夜的這個夢告訴了她。現在已經無從考證她倆當時的思想活動，反正結論是留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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