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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作者：[美]傑克·威澤弗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很長一段曆史時期內，中國擁有高度發達的文明，但卻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當受教育的精英分子分享著同一種書麵語、經典課本、藝術風格和其他文化形式時，由於版圖的經常變動和王朝、統治家族的不斷更迭，普通人民卻說著各種完全不同的語言。精英們堅守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國家，所有人民都在一個政府的統治之下。有時，一位領袖或一個家族暫時先將幾個地區鬆散地聯合起來，然後急切地希望再一次實現全國的統一。在這些短暫的分裂期間，“中國”的觀念經久不衰，它以一個理想或浪漫的形象存在於詩歌、書法和知識分子的文集中。
此前還沒有一個領袖能像忽必烈汗那樣，為這些知識分子提供良機去實現民族主義的訴求。盡管忽必烈出身於草原野蠻民族，但事實證明，他比南宋統治者更有能力去實現那個久遠的夢想。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要使漢地人民堅信，上天已經明白無誤地授命於忽必烈一人，古老的宋王朝不久將壽終正寢，因為它已失去生存的活力。
忽必烈汗似乎意識到他麵臨的主要問題，與他祖父在最初統一草原部落時遇到的一樣，即如何把大量不同類別的人民組合成一個有內聚力的單一政治實體。成吉思汗麵對的是一大群部落，其中每個不到十萬人，而忽必烈汗麵對的是眾多地區，其中每處就有數百萬人。就像早兩代的成吉思汗一樣，忽必烈汗開始了圍繞核心種族特徵去建設國家的艱難曆程，但對他而言，這個核心文化特徵是漢族的，而不是蒙古的。他必須要贏得漢地人民的忠心擁護，而且在許多方麵，他必須重建或另創各種製度，將不同類別的人民統一為一個具有生命力和強大創造力的整體。
1260年，在與阿裏不哥爭奪最高權力時，忽必烈採用了傳統中國年號，它是相應蒙古語的漢譯，但是1264年他又改年號為“至元”，意為“全部的開始”，稍後在1271年，他以此年號為基礎，建王朝的國號為“大元”，意為“偉大的起源”或“偉大的開始”，這樣，這個蒙古王朝就名正言順地納入了中國的曆史。這個國號不僅對漢地百姓意味著一個新的開始，而且對蒙古臣民來說也標誌著一個新的開端。忽必烈不再是成吉思汗，但他正在從事的事業所麵臨的風險卻不亞於他祖父。
作為新王朝的開國皇帝，忽必烈努力使自己的形象漢化，不僅要讓自己被漢地人民接受，而且要使自己對他們更具吸引力。1263年，忽必烈下令為自己的家族修建宗廟。他委託大臣負責主持崇敬祖先時的傳統中國禮儀，而蒙古人一貫忌諱接觸與死有關的事物，可能是為了表明這一點，他自己就不參加這些儀式。接下來他又為自己的祖先樹立傳統中國式的碑銘。1277年，在宣告新蒙古王朝建立後，他以中國式名號追封死去的祖先，建造了一座有八個房間的大廟：一間給家族的創始人——也速該·把阿禿兒和訶額侖，一間給成吉思汗，四間分別給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兩間分別給貴由汗和蒙哥汗。在家族曆史的新的正式版本中，完全承認朮赤是正統的家族成員，因為他的家庭是忽必烈係最忠誠的盟友。就像蒙哥提升他死去的父親拖雷為大汗一樣，忽必烈又授予拖雷為中國皇帝。他命令以漢人形象來描摹這些人物的肖像，以至於他們看上去更像漢地的聖賢，而不像蒙古的武士。
忽必烈認識到維持一支強大軍隊和進行有效宣傳的作用，但是他戰略中的第三個因素卻來自於良好的政府和政策。沒有必要遵循儒家原則，雖然它對漢族上層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對普通百姓來說並不重要，忽必烈努力創設一套有效率的政府製度，能幫他贏得廣泛的支持，並淡化其統治的外族色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任命宣慰使，去恢複與新征服領土內漢人的友好關係，這些宣慰使開始醫治戰爭創傷，修建以前被忽視的公共建築，如廟宇、神祠，還有許多寄託人們感情和具有象徵意義的建築物。
為了表現得像一個權威的中國領袖，忽必烈需要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宮廷——它要在一座真正的城市中，而不是一個帳中宮廷，也不是建在上都（今內蒙古境內）的臨時建築物。上都對忽必烈有特殊意義，因為最初宣布他為大汗的忽裏台會議就是在那裏召開的，但它沒有明顯的有利條件。這座都城不僅位於遊牧地帶，讓漢地人民覺得那裏是外族和野蠻人的地區，而且它還是忽必烈祖父準備襲擊和搶劫中國城市前的傳統集結地。忽必烈決心要與那段不光彩的曆史決裂。
在保持上都為夏季行宮和禁獵地的同時，忽必烈下令建造另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中國式都城，它位於上都以南一個的地方，那裏沿著黃河有大量農田，非常適於耕種，他選擇的這個地方就是原金朝的首都中都，此城在1215年被成吉思汗征服，那一年正是忽必烈的生年。1272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並通過運河將它與黃河相連，蒙古人稱此城為“汗八裏”，意為“大汗之城”，漢地臣民稱之為“大都”，即“偉大的都城”，它後來就發展為今日的首都北京。忽必烈使用穆斯林建築師和中亞工匠，以一種新的風格設計他的都城，它更多地調和了草原遊牧民和定居文明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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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還沒有一個領袖能像忽必烈汗那樣，為這些知識分子提供良機去實現民族主義的訴求。盡管忽必烈出身於草原野蠻民族，但事實證明，他比南宋統治者更有能力去實現那個久遠的夢想。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要使漢地人民堅信，上天已經明白無誤地授命於忽必烈一人，古老的宋王朝不久將壽終正寢，因為它已失去生存的活力。
忽必烈汗似乎意識到他麵臨的主要問題，與他祖父在最初統一草原部落時遇到的一樣，即如何把大量不同類別的人民組合成一個有內聚力的單一政治實體。成吉思汗麵對的是一大群部落，其中每個不到十萬人，而忽必烈汗麵對的是眾多地區，其中每處就有數百萬人。就像早兩代的成吉思汗一樣，忽必烈汗開始了圍繞核心種族特徵去建設國家的艱難曆程，但對他而言，這個核心文化特徵是漢族的，而不是蒙古的。他必須要贏得漢地人民的忠心擁護，而且在許多方麵，他必須重建或另創各種製度，將不同類別的人民統一為一個具有生命力和強大創造力的整體。
1260年，在與阿裏不哥爭奪最高權力時，忽必烈採用了傳統中國年號，它是相應蒙古語的漢譯，但是1264年他又改年號為“至元”，意為“全部的開始”，稍後在1271年，他以此年號為基礎，建王朝的國號為“大元”，意為“偉大的起源”或“偉大的開始”，這樣，這個蒙古王朝就名正言順地納入了中國的曆史。這個國號不僅對漢地百姓意味著一個新的開始，而且對蒙古臣民來說也標誌著一個新的開端。忽必烈不再是成吉思汗，但他正在從事的事業所麵臨的風險卻不亞於他祖父。
作為新王朝的開國皇帝，忽必烈努力使自己的形象漢化，不僅要讓自己被漢地人民接受，而且要使自己對他們更具吸引力。1263年，忽必烈下令為自己的家族修建宗廟。他委託大臣負責主持崇敬祖先時的傳統中國禮儀，而蒙古人一貫忌諱接觸與死有關的事物，可能是為了表明這一點，他自己就不參加這些儀式。接下來他又為自己的祖先樹立傳統中國式的碑銘。1277年，在宣告新蒙古王朝建立後，他以中國式名號追封死去的祖先，建造了一座有八個房間的大廟：一間給家族的創始人——也速該·把阿禿兒和訶額侖，一間給成吉思汗，四間分別給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兩間分別給貴由汗和蒙哥汗。在家族曆史的新的正式版本中，完全承認朮赤是正統的家族成員，因為他的家庭是忽必烈係最忠誠的盟友。就像蒙哥提升他死去的父親拖雷為大汗一樣，忽必烈又授予拖雷為中國皇帝。他命令以漢人形象來描摹這些人物的肖像，以至於他們看上去更像漢地的聖賢，而不像蒙古的武士。
忽必烈認識到維持一支強大軍隊和進行有效宣傳的作用，但是他戰略中的第三個因素卻來自於良好的政府和政策。沒有必要遵循儒家原則，雖然它對漢族上層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對普通百姓來說並不重要，忽必烈努力創設一套有效率的政府製度，能幫他贏得廣泛的支持，並淡化其統治的外族色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任命宣慰使，去恢複與新征服領土內漢人的友好關係，這些宣慰使開始醫治戰爭創傷，修建以前被忽視的公共建築，如廟宇、神祠，還有許多寄託人們感情和具有象徵意義的建築物。
為了表現得像一個權威的中國領袖，忽必烈需要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宮廷——它要在一座真正的城市中，而不是一個帳中宮廷，也不是建在上都（今內蒙古境內）的臨時建築物。上都對忽必烈有特殊意義，因為最初宣布他為大汗的忽裏台會議就是在那裏召開的，但它沒有明顯的有利條件。這座都城不僅位於遊牧地帶，讓漢地人民覺得那裏是外族和野蠻人的地區，而且它還是忽必烈祖父準備襲擊和搶劫中國城市前的傳統集結地。忽必烈決心要與那段不光彩的曆史決裂。
在保持上都為夏季行宮和禁獵地的同時，忽必烈下令建造另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中國式都城，它位於上都以南一個的地方，那裏沿著黃河有大量農田，非常適於耕種，他選擇的這個地方就是原金朝的首都中都，此城在1215年被成吉思汗征服，那一年正是忽必烈的生年。1272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並通過運河將它與黃河相連，蒙古人稱此城為“汗八裏”，意為“大汗之城”，漢地臣民稱之為“大都”，即“偉大的都城”，它後來就發展為今日的首都北京。忽必烈使用穆斯林建築師和中亞工匠，以一種新的風格設計他的都城，它更多地調和了草原遊牧民和定居文明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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