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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作者：[美]傑克·威澤弗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然，即使別克帖兒不是長房長子，本書作者所構想的那種導致家庭衝突的深刻原因似乎也未必就不存在；但它現在至多也不過是一種有趣的猜想而已。問題並不出在作者所採取的人類學視角，而在於他對曆史資料的閱讀在有些地方還沒有完全到位。
倘若不揣冒昧，這裏或許應當補充說，本書敘述中欠於精確的地方，看來還遠遠不止是個別的。朝鮮半島在成吉思汗建國前早就建立了統一的王氏高麗王朝；但作者卻把它的建立歸因於“蒙古人統治的擴張”。在蒙古帝國之前，中國和歐洲，尤其是中國與西歐之間的確長期缺乏直接的相互溝通；可是由此便斷定“在中國沒人聽說過歐洲，而在歐洲則沒人聽聞過中國”，就又顯得有點魯莽了。蒙古人稱驛道係統或驛道中轉設施為jam。事實上，漢語中的“站”字，就是在被用來音譯蒙語的jam一詞之後，才有了“固定的中途轉運地點”這樣的含義的。本書把驛站稱為“牙木”(yam)，指的是突厥人對這個詞的讀音，這是不錯的。但它同時又說，驛站亦名為ortoo。蒙古語裏恐怕沒有這個詞語；作者所指，或即ortoq一詞，元代漢語將它音譯為“斡脫”。它在元代是指借用政府的權利替蒙古貴族貿易生息的“官搗”，其中以中亞和西亞的外來移民居多。他們做生意時，很可能會通過各種途徑廣泛地利用驛站係統，但是“斡脫”一詞從未變成過驛站本身的別名。
再舉兩個略微複雜一點的例子。一是成吉思汗活著時是否稱過“合汗”(又譯為“可汗”)的問題。我們知道，“汗”與“合汗”的稱號最早見於說原蒙古語的鮮卑人和柔然人的曆史資料中，後來傳入突厥語。但是十二至十三世紀的蒙古人似乎已經忘記了“合汗”的稱號，他們隻把部落的首領叫做“汗”。著名的東方學家伯希和早就發現，現存的證據表明，成吉思汗生時僅擁有“汗”的稱號。“合汗”一語重新進入蒙古語，大概經過了以下的過程。在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時代，它被用作窩闊台個人稱號的一部份；不過在這時的蒙古語中，它還沒有變成一個普通名詞，用指遊牧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至少到了蒙哥汗的時候，在深受突厥政治文化影響的蒙古帝國西半部，人們已經普遍地移用突厥語對國家最高首領的稱唿“可汗”來指稱成吉思汗的繼承者了。當時沖製的喬治亞錢幣上，就把蒙哥汗寫作“蒙哥合汗”；但帝國東半部的蒙古人則仍把他稱作“汗”。這個詞最終進入中古蒙古語，大約是在1260年代前後。在這之後，人們才用“合汗”來追稱成吉思汗。因此，本書所說“鐵木真決心爭奪可汗，即蒙古人首領的稱號”，並不完全符合史實。
其二，書裏說到：“蒙古官員發現歐洲和中國的數學太簡單、不實用，於是他們採用阿拉伯、印度數學中的許多實用的新方法”；它又說：“他們很快就認識到用阿拉伯數字來表示縱橫位置的優點，並把零、負數和代數學介紹到了中國”。阿拉伯和印度數學之被引入當日中國，既不出於“蒙古官員發現”雲雲，也不是因為“中國的數學太簡單、不實用”，隻不過是從穆斯林世界大批東來的中亞和西亞知識人很自然地將他們早已熟悉的一種技術隨身帶到了中國而已。事實上，這些數學知識基本上也隻在他們中間流行和應用。在元代安西王居第遺址中發現過一塊鐵板鑄造的“方陣圖”。它共有三十六格，分別在其中刻鑄從一至三十六的阿拉伯數目字；每個直行或橫行的六個數字相加，其和都是一百十一。這是包含零在內的阿拉伯數字傳入中國的最早實證，但它並不能證明上述方陣排列法本身也是那時從域外傳入中國的。因為在南宋末年錢塘人楊輝的《續古摘奇算法》一書裏，已經出現了比安西王所藏更複雜的方陣圖；它橫豎各十格，內中填有一至一百共一百個數字，每橫行和每直行相加，其和俱為五百零五。倒是類似現代算術裏用豎式計算多位數與多位數乘積的方法，明代稱為“鋪地錦”或“格子算”，則很可能是在元代經由中亞細亞穆斯林世界傳入中國的印度數學技術。除了像這樣的極少數例外，在元代傳入中國的阿拉伯數目字、阿拉伯與印度數學，包括經由阿拉伯中轉的歐洲數學如歐幾裏得幾何學等等，似乎大都不曾被真正接納到中國人自己的知識體係中去。
上麵提到的這些缺憾足以提醒讀者，哪怕是對一本寫得十分精彩的書，我們也沒有理由把其中所講的一切內容都毫無保留地予以接受。這又使我想到，在本書再版的時候，能不能在書中增加一些附註，既用來表彰該書所獨有的精當新穎之處，也對那些敘事還不夠精審的地方予以必要的疏證或說明。之所以會有這個念頭，是因為我猜想，這本書註定會在中國成為讀者麵極其廣泛的暢銷讀物。層出不窮的“戲說”作品啟發了人們對曆史知識的興趣，越來越多的人想進一步追問：“真的”曆史，也就是演繹出諸多“戲說”故事的這段或那段真實曆史，究竟是如何在過去的歲月中現實地展開的？可惜的是，絕大多數以研究曆史為專業的人，一麵慨嘆幾乎要被“戲說”氣死，一麵卻依然故我地隻顧埋頭炮製遠遠離開大多數非專業讀者興趣及閱讀能力的“論文專著”。所以在今日中國，由貌似高深的大部頭“專著”所裝點的“學術繁榮”已甚有過度之勢，惟圖書市場又最缺少“企鵝叢書”或“岩波新書”、“中公書庫”一類具有極高專業水準的普及本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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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揣冒昧，這裏或許應當補充說，本書敘述中欠於精確的地方，看來還遠遠不止是個別的。朝鮮半島在成吉思汗建國前早就建立了統一的王氏高麗王朝；但作者卻把它的建立歸因於“蒙古人統治的擴張”。在蒙古帝國之前，中國和歐洲，尤其是中國與西歐之間的確長期缺乏直接的相互溝通；可是由此便斷定“在中國沒人聽說過歐洲，而在歐洲則沒人聽聞過中國”，就又顯得有點魯莽了。蒙古人稱驛道係統或驛道中轉設施為jam。事實上，漢語中的“站”字，就是在被用來音譯蒙語的jam一詞之後，才有了“固定的中途轉運地點”這樣的含義的。本書把驛站稱為“牙木”(yam)，指的是突厥人對這個詞的讀音，這是不錯的。但它同時又說，驛站亦名為ortoo。蒙古語裏恐怕沒有這個詞語；作者所指，或即ortoq一詞，元代漢語將它音譯為“斡脫”。它在元代是指借用政府的權利替蒙古貴族貿易生息的“官搗”，其中以中亞和西亞的外來移民居多。他們做生意時，很可能會通過各種途徑廣泛地利用驛站係統，但是“斡脫”一詞從未變成過驛站本身的別名。
再舉兩個略微複雜一點的例子。一是成吉思汗活著時是否稱過“合汗”(又譯為“可汗”)的問題。我們知道，“汗”與“合汗”的稱號最早見於說原蒙古語的鮮卑人和柔然人的曆史資料中，後來傳入突厥語。但是十二至十三世紀的蒙古人似乎已經忘記了“合汗”的稱號，他們隻把部落的首領叫做“汗”。著名的東方學家伯希和早就發現，現存的證據表明，成吉思汗生時僅擁有“汗”的稱號。“合汗”一語重新進入蒙古語，大概經過了以下的過程。在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時代，它被用作窩闊台個人稱號的一部份；不過在這時的蒙古語中，它還沒有變成一個普通名詞，用指遊牧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至少到了蒙哥汗的時候，在深受突厥政治文化影響的蒙古帝國西半部，人們已經普遍地移用突厥語對國家最高首領的稱唿“可汗”來指稱成吉思汗的繼承者了。當時沖製的喬治亞錢幣上，就把蒙哥汗寫作“蒙哥合汗”；但帝國東半部的蒙古人則仍把他稱作“汗”。這個詞最終進入中古蒙古語，大約是在1260年代前後。在這之後，人們才用“合汗”來追稱成吉思汗。因此，本書所說“鐵木真決心爭奪可汗，即蒙古人首領的稱號”，並不完全符合史實。
其二，書裏說到：“蒙古官員發現歐洲和中國的數學太簡單、不實用，於是他們採用阿拉伯、印度數學中的許多實用的新方法”；它又說：“他們很快就認識到用阿拉伯數字來表示縱橫位置的優點，並把零、負數和代數學介紹到了中國”。阿拉伯和印度數學之被引入當日中國，既不出於“蒙古官員發現”雲雲，也不是因為“中國的數學太簡單、不實用”，隻不過是從穆斯林世界大批東來的中亞和西亞知識人很自然地將他們早已熟悉的一種技術隨身帶到了中國而已。事實上，這些數學知識基本上也隻在他們中間流行和應用。在元代安西王居第遺址中發現過一塊鐵板鑄造的“方陣圖”。它共有三十六格，分別在其中刻鑄從一至三十六的阿拉伯數目字；每個直行或橫行的六個數字相加，其和都是一百十一。這是包含零在內的阿拉伯數字傳入中國的最早實證，但它並不能證明上述方陣排列法本身也是那時從域外傳入中國的。因為在南宋末年錢塘人楊輝的《續古摘奇算法》一書裏，已經出現了比安西王所藏更複雜的方陣圖；它橫豎各十格，內中填有一至一百共一百個數字，每橫行和每直行相加，其和俱為五百零五。倒是類似現代算術裏用豎式計算多位數與多位數乘積的方法，明代稱為“鋪地錦”或“格子算”，則很可能是在元代經由中亞細亞穆斯林世界傳入中國的印度數學技術。除了像這樣的極少數例外，在元代傳入中國的阿拉伯數目字、阿拉伯與印度數學，包括經由阿拉伯中轉的歐洲數學如歐幾裏得幾何學等等，似乎大都不曾被真正接納到中國人自己的知識體係中去。
上麵提到的這些缺憾足以提醒讀者，哪怕是對一本寫得十分精彩的書，我們也沒有理由把其中所講的一切內容都毫無保留地予以接受。這又使我想到，在本書再版的時候，能不能在書中增加一些附註，既用來表彰該書所獨有的精當新穎之處，也對那些敘事還不夠精審的地方予以必要的疏證或說明。之所以會有這個念頭，是因為我猜想，這本書註定會在中國成為讀者麵極其廣泛的暢銷讀物。層出不窮的“戲說”作品啟發了人們對曆史知識的興趣，越來越多的人想進一步追問：“真的”曆史，也就是演繹出諸多“戲說”故事的這段或那段真實曆史，究竟是如何在過去的歲月中現實地展開的？可惜的是，絕大多數以研究曆史為專業的人，一麵慨嘆幾乎要被“戲說”氣死，一麵卻依然故我地隻顧埋頭炮製遠遠離開大多數非專業讀者興趣及閱讀能力的“論文專著”。所以在今日中國，由貌似高深的大部頭“專著”所裝點的“學術繁榮”已甚有過度之勢，惟圖書市場又最缺少“企鵝叢書”或“岩波新書”、“中公書庫”一類具有極高專業水準的普及本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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