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寫這段文字時，重新出版爸爸作品的書已經多達162種。研究介紹他生平作品的書也已有85種。還有拍成電視介紹他生平和作品的紀錄片也已有13個。
媽媽也走了
爸爸1975年離世後三年，我的小家庭和母親就於1978年5月23日搬到了漕溪北路。那時還沒有可以買賣房屋的規定，要搬家，隻能以房易房。漕溪北路當時是市稍，不大有人願意把市區的房子換到這裏來。但我們看中了這裏的房子是一套套單獨的，不必爬樓梯。我們急於離開是非之地，所以通過畫院由文化局替我們調換成功了。
媽媽搬到這裏，高興極了。因為陝西南路不僅已有了三四家鄰居，而且我們住在二樓，廚房卻在樓下，很不方便。有一次媽媽在床上嘔吐，雙手捧著汙物，叫喚廚房裏的保姆鳳珠阿姨卻叫不應。一直等到我女兒放學迴來上樓才看到。如今一家人和廚房洗手間都在一個平麵上，媽媽不僅喚人方便，還可以到廚房去看看煮什麽菜，上廁所也不必跨幾步扶梯。
媽媽在這裏度過了5年安穩的生活，於1983年4月10日去世。她比爸爸壽長10年。爸爸是虛齡78歲去世，媽媽則是88歲去世。媽媽是1980年跌了一跤骨折，躺了幾個月後雖能攙扶著走路了，但終於因腦血栓而去世。
由於那時我在爸爸的事上已開始忙起來，所以服侍媽媽的主要是我丈夫阿崔(崔錦鈞)他當時已退休迴滬。他是至孝的人，而且吃苦耐勞。我至今還記得送媽媽去龍華醫院複查接骨情況時的情況。那時不但沒有私家車，連計程車也無法叫到。我們雇了一輛“黃魚車”，就是人踩的三輪貨車，由寶姐扶著讓媽媽平躺在車上去醫院。黃魚車踩得很快，我跟不上。六十多歲的阿崔硬是小跑步緊緊跟隨著。雖是隆冬，到達時他滿頭大汗。得知接骨情況良好，可以慢慢鍛鍊了。那時也是阿崔雙手攙著媽媽雙手，自己退走，在走廊裏甚至扶梯上慢慢地讓她鍛鍊。媽媽後來得了老年癡呆症，發作最厲害時大罵我和阿崔，這是患這種病的人的特徵之一。不過不發作時還和常人一樣。
我和寶姐在媽媽已不再能走動隻能坐在椅子上的一段時期內，經常陪媽媽說話解悶，還利用錄音機把我們說的話錄下來。例如給她念詩詞，念心經，講故事等等。寶姐不來或我沒空時，我就把錄音重新播放。媽媽青光眼，“文革”時期一隻瞎了，開了刀，保留了另一隻，那時也不大看得清楚了。她以為我們又在她身旁講了。錄音機這東西真管用。
媽媽長期臥床時，我們怕她生褥瘡，異想天開地把她的上半身墊高。那時元草哥正好迴滬探親。我們兩人去買來一些沙發內用的棕櫚條，加上棉花，加上布套，製成了一塊十幾厘米高的正方形的床墊，讓她的上半身睡在這墊子上。我買來一個橡皮扁馬桶放在她的下半身。這樣，既解決了大小便問題，又不至於生褥瘡。
可是，千方百計，還是留不住媽媽。有一天她突然沒聲音了。趕快送淮海醫院，才知她得了腦血栓。經醫治後出了院，我們托盧永高先生買來一隻醫院用的病床，可以搖起來讓她換換姿勢的。可是這床才睡了幾天，1981年4月10日半夜，媽媽說了一句模糊不清的話，就永遠離開了我們。
事後，我一直在想媽媽最後說的那句話。共5個字，發音是“我拂神功了”。那時新枚正在上海。我們琢磨了一陣子，恍然大悟。媽媽是要告訴我們“我不行了”。用石門話來說，是“我不成功了”。“成功”在石門話裏是“行”的意思。我至今一直在想：人憑什麽感覺知道自己快死了?在電視裏常看到快死的人往往有此預感。可從來沒有人再活過來告訴我快死時是什麽感覺，就像從來沒人死了又活過來告訴我究竟有沒有“陰間”?有沒有“天堂”?有沒有“地獄”?有沒有“輪迴”?
唉，這些都不去想它了。在世的時候好好做一個人，多幫助別人，多造福人類，這才是現實的事!
重建緣緣堂
爸爸在《還我緣緣堂》一文中說：
“在最後勝利之日，我定要日本還我緣緣堂來!”
可是，日本終於沒有還我緣緣堂。緣緣堂是靠我們政府自己和新加坡廣洽法師的捐款造成的。
1983年2月，故鄉傳來雪恩娘病危的消息。我和阿崔趕到南聖浜去看她。後來她去世了，我家竟未去人。為了此事我遺憾終生。在這方麵我受爸爸影響太深。爸爸一直強調要慰問活著的人，要善待活著的人，不要在去世後做形式上的一套。我則變本加厲了。連葬儀也沒去參加。鄉下的人對此是很重視的：娘舅家怎麽沒人來芽選後來我向表弟正東致歉時，他反而十分寬容地安慰我說：“你們忙啊!”唉!再忙也不該忘了禮儀啊。
就在我和阿崔探望雪恩娘經桐鄉將迴滬時，桐鄉宣傳部副部長吳珊同誌和我們談了一件事。她說：她快要退休了，但在退休前要辦兩件事，一是開放茅盾故居，二是重建豐子愷故居緣緣堂。
這個消息做夢也沒想到。爸爸要日本“還我緣緣堂”，抗戰勝利到1983年已經38年了，日本不還。桐鄉卻沒有忘記運河之水哺育成長的一代藝術家，發起要重建他的故居。我馬上把這好消息告訴新加坡廣洽法師。法師匯來三萬元助建。那時三萬元已夠建造緣緣堂的房子。但要造就得造在原地，而原地已建造著一家玻璃纖維廠。要讓他們搬走，不是那麽容易的事。要給他們另置土地，還得付拆遷費等等。這一大筆就由政府包下來了。
1985年9月15日爸爸去世10周年那天，舉行緣緣堂落成典禮。廣洽法師親自從新加坡來石門參加典禮。各地來的賓客不計其數。石門鎮萬人空巷，爭著觀看這盛典。
緣緣堂對外開放後，海內外前來參觀者絡繹不絕。
就在這一次，廣洽法師離開石門後就到杭州，把6冊《護生畫集》的字畫原稿各450幅無償捐獻給浙江省博物館，於9月17日舉行了捐贈儀式。這套《護生畫集》後來出了種種版本，深受讀者喜愛。
爸爸魂歸故裏
這一節的內容，我要藉助二姐之子宋雪君和大姐之女楊朝嬰的文章(登在豐子愷研究會《楊柳》內部資料上的)來向讀者交代。是的，出版這本傳記時我已80歲，是該由下一代來接班了，何況爸爸骨灰歸故裏時我正生病，沒有隨車同去。下麵是宋雪君登載在2006年3月《楊柳》第56期上的文章《豐子愷骨灰歸故裏》的全文：
我們的外公豐子愷，於1975年9月15日在上海逝世，1979年6月28日，骨灰安放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革命幹部骨灰室。
外公是在十年浩劫中慘遭迫害含冤去世的。他的在天之靈也許知道，讀者始終都在懷念他。2002年起，由他的大部分親屬主辦了“上海弘豐文化藝術公司”，開設了“豐子愷藝林”，大力弘揚豐公的藝術。現在，他最大的願望也許是早日葉落歸根吧。是的，外公1975年春曾迴故鄉，至今已三十多年了，應該迴家了。
2006年3月11日，我們豐公的第三代一行8人，擔負起了護送外公骨灰迴家的重任。他們是：外孫宋雪君、樂嵐夫婦，外孫女楊朝嬰、倪培良夫婦，外孫楊子耘、施雅芳夫婦，外孫女崔東明等。8時30分，我們開著兩輛小汽車到達龍華烈士陵園，將骨灰箱從安放處冷冰冰的箱櫃中小心翼翼地取出。朝嬰說：“外公，我們帶你迴故鄉去了選”然後將骨灰裝入一個大紅布袋，放到子耘駕駛的汽車內。雪君駕駛的汽車在後護送，徐徐起步，踏上了迴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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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也走了
爸爸1975年離世後三年，我的小家庭和母親就於1978年5月23日搬到了漕溪北路。那時還沒有可以買賣房屋的規定，要搬家，隻能以房易房。漕溪北路當時是市稍，不大有人願意把市區的房子換到這裏來。但我們看中了這裏的房子是一套套單獨的，不必爬樓梯。我們急於離開是非之地，所以通過畫院由文化局替我們調換成功了。
媽媽搬到這裏，高興極了。因為陝西南路不僅已有了三四家鄰居，而且我們住在二樓，廚房卻在樓下，很不方便。有一次媽媽在床上嘔吐，雙手捧著汙物，叫喚廚房裏的保姆鳳珠阿姨卻叫不應。一直等到我女兒放學迴來上樓才看到。如今一家人和廚房洗手間都在一個平麵上，媽媽不僅喚人方便，還可以到廚房去看看煮什麽菜，上廁所也不必跨幾步扶梯。
媽媽在這裏度過了5年安穩的生活，於1983年4月10日去世。她比爸爸壽長10年。爸爸是虛齡78歲去世，媽媽則是88歲去世。媽媽是1980年跌了一跤骨折，躺了幾個月後雖能攙扶著走路了，但終於因腦血栓而去世。
由於那時我在爸爸的事上已開始忙起來，所以服侍媽媽的主要是我丈夫阿崔(崔錦鈞)他當時已退休迴滬。他是至孝的人，而且吃苦耐勞。我至今還記得送媽媽去龍華醫院複查接骨情況時的情況。那時不但沒有私家車，連計程車也無法叫到。我們雇了一輛“黃魚車”，就是人踩的三輪貨車，由寶姐扶著讓媽媽平躺在車上去醫院。黃魚車踩得很快，我跟不上。六十多歲的阿崔硬是小跑步緊緊跟隨著。雖是隆冬，到達時他滿頭大汗。得知接骨情況良好，可以慢慢鍛鍊了。那時也是阿崔雙手攙著媽媽雙手，自己退走，在走廊裏甚至扶梯上慢慢地讓她鍛鍊。媽媽後來得了老年癡呆症，發作最厲害時大罵我和阿崔，這是患這種病的人的特徵之一。不過不發作時還和常人一樣。
我和寶姐在媽媽已不再能走動隻能坐在椅子上的一段時期內，經常陪媽媽說話解悶，還利用錄音機把我們說的話錄下來。例如給她念詩詞，念心經，講故事等等。寶姐不來或我沒空時，我就把錄音重新播放。媽媽青光眼，“文革”時期一隻瞎了，開了刀，保留了另一隻，那時也不大看得清楚了。她以為我們又在她身旁講了。錄音機這東西真管用。
媽媽長期臥床時，我們怕她生褥瘡，異想天開地把她的上半身墊高。那時元草哥正好迴滬探親。我們兩人去買來一些沙發內用的棕櫚條，加上棉花，加上布套，製成了一塊十幾厘米高的正方形的床墊，讓她的上半身睡在這墊子上。我買來一個橡皮扁馬桶放在她的下半身。這樣，既解決了大小便問題，又不至於生褥瘡。
可是，千方百計，還是留不住媽媽。有一天她突然沒聲音了。趕快送淮海醫院，才知她得了腦血栓。經醫治後出了院，我們托盧永高先生買來一隻醫院用的病床，可以搖起來讓她換換姿勢的。可是這床才睡了幾天，1981年4月10日半夜，媽媽說了一句模糊不清的話，就永遠離開了我們。
事後，我一直在想媽媽最後說的那句話。共5個字，發音是“我拂神功了”。那時新枚正在上海。我們琢磨了一陣子，恍然大悟。媽媽是要告訴我們“我不行了”。用石門話來說，是“我不成功了”。“成功”在石門話裏是“行”的意思。我至今一直在想：人憑什麽感覺知道自己快死了?在電視裏常看到快死的人往往有此預感。可從來沒有人再活過來告訴我快死時是什麽感覺，就像從來沒人死了又活過來告訴我究竟有沒有“陰間”?有沒有“天堂”?有沒有“地獄”?有沒有“輪迴”?
唉，這些都不去想它了。在世的時候好好做一個人，多幫助別人，多造福人類，這才是現實的事!
重建緣緣堂
爸爸在《還我緣緣堂》一文中說：
“在最後勝利之日，我定要日本還我緣緣堂來!”
可是，日本終於沒有還我緣緣堂。緣緣堂是靠我們政府自己和新加坡廣洽法師的捐款造成的。
1983年2月，故鄉傳來雪恩娘病危的消息。我和阿崔趕到南聖浜去看她。後來她去世了，我家竟未去人。為了此事我遺憾終生。在這方麵我受爸爸影響太深。爸爸一直強調要慰問活著的人，要善待活著的人，不要在去世後做形式上的一套。我則變本加厲了。連葬儀也沒去參加。鄉下的人對此是很重視的：娘舅家怎麽沒人來芽選後來我向表弟正東致歉時，他反而十分寬容地安慰我說：“你們忙啊!”唉!再忙也不該忘了禮儀啊。
就在我和阿崔探望雪恩娘經桐鄉將迴滬時，桐鄉宣傳部副部長吳珊同誌和我們談了一件事。她說：她快要退休了，但在退休前要辦兩件事，一是開放茅盾故居，二是重建豐子愷故居緣緣堂。
這個消息做夢也沒想到。爸爸要日本“還我緣緣堂”，抗戰勝利到1983年已經38年了，日本不還。桐鄉卻沒有忘記運河之水哺育成長的一代藝術家，發起要重建他的故居。我馬上把這好消息告訴新加坡廣洽法師。法師匯來三萬元助建。那時三萬元已夠建造緣緣堂的房子。但要造就得造在原地，而原地已建造著一家玻璃纖維廠。要讓他們搬走，不是那麽容易的事。要給他們另置土地，還得付拆遷費等等。這一大筆就由政府包下來了。
1985年9月15日爸爸去世10周年那天，舉行緣緣堂落成典禮。廣洽法師親自從新加坡來石門參加典禮。各地來的賓客不計其數。石門鎮萬人空巷，爭著觀看這盛典。
緣緣堂對外開放後，海內外前來參觀者絡繹不絕。
就在這一次，廣洽法師離開石門後就到杭州，把6冊《護生畫集》的字畫原稿各450幅無償捐獻給浙江省博物館，於9月17日舉行了捐贈儀式。這套《護生畫集》後來出了種種版本，深受讀者喜愛。
爸爸魂歸故裏
這一節的內容，我要藉助二姐之子宋雪君和大姐之女楊朝嬰的文章(登在豐子愷研究會《楊柳》內部資料上的)來向讀者交代。是的，出版這本傳記時我已80歲，是該由下一代來接班了，何況爸爸骨灰歸故裏時我正生病，沒有隨車同去。下麵是宋雪君登載在2006年3月《楊柳》第56期上的文章《豐子愷骨灰歸故裏》的全文：
我們的外公豐子愷，於1975年9月15日在上海逝世，1979年6月28日，骨灰安放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革命幹部骨灰室。
外公是在十年浩劫中慘遭迫害含冤去世的。他的在天之靈也許知道，讀者始終都在懷念他。2002年起，由他的大部分親屬主辦了“上海弘豐文化藝術公司”，開設了“豐子愷藝林”，大力弘揚豐公的藝術。現在，他最大的願望也許是早日葉落歸根吧。是的，外公1975年春曾迴故鄉，至今已三十多年了，應該迴家了。
2006年3月11日，我們豐公的第三代一行8人，擔負起了護送外公骨灰迴家的重任。他們是：外孫宋雪君、樂嵐夫婦，外孫女楊朝嬰、倪培良夫婦，外孫楊子耘、施雅芳夫婦，外孫女崔東明等。8時30分，我們開著兩輛小汽車到達龍華烈士陵園，將骨灰箱從安放處冷冰冰的箱櫃中小心翼翼地取出。朝嬰說：“外公，我們帶你迴故鄉去了選”然後將骨灰裝入一個大紅布袋，放到子耘駕駛的汽車內。雪君駕駛的汽車在後護送，徐徐起步，踏上了迴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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