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還教我們學八卦，並用“平求王元鬥非半米”八個字來形象化地解釋八卦筆畫的連續和斷開。
1940年的農曆除夕，我們是在遵義羅莊度過的。爸爸叫我們在那天晚上以前各自買好規定價錢的禮物，悄悄地包好。在除夜晚會上把全部禮物編成號碼，大家拿鬮，按次序拆開各自拿到的禮物。這時的歡樂難以形容。不僅有自己得到禮物的高興，還有觀看別人禮物的樂趣。有的人買的禮物別開生麵，令人意想不到，拆開時贏得哄堂大笑。爸爸買的禮物往往是超過規定價錢的。大家都希望得到。媽媽買的則往往是肥皂之類的實用品，不受孩子們歡迎。大孩子有時就與拿到不喜歡的禮物的小孩交換，皆大歡喜。爸爸稱這種禮物為“除夜福物”。拿除夜福物的節目一直保留到建國後的日月樓時期，參加的人中增加了第三代，更加熱鬧。
在羅莊時，我和元草哥總算能正式入學了。他念豫章中學，我起初在兩湖小學裏念完了六年級，後來也進了豫章中學。
羅莊進城全靠步行。我和元草哥每天早上同一時間離家出門，卻不一起走。他看見我走公路這邊人行道上，他就走公路那邊人行道上，如同陌路。大概他認為“男女授受不親”吧。在學校就更不交往了。
記得在豫章中學時，有幾個浙大學生來當老師，如教美術的華開進老師，教數學的吳兆祥老師等。他們都認識我。另有一位叫羅象賢的，是訓育主任兼語文老師，他在給我們講課文中選用的爸爸所作的《憶兒時》一文時，老是把頭轉過來看看我，表示這就是作者的女兒。我卻不喜歡他讓我在班上受人注意。
還有一次上音樂課，老師也是浙大學生，我隻記得他姓齊。他競選了一首十分不適合初中生學的歌，一開頭是“女郎，單身的女郎，你為什麽彷徨在……”。歌詞就不去說它，那曲譜中竟全是附點音符。全班同學都不會唱附點音符，幾乎教了大半堂課也沒教會。我的座位是前排的。齊老師大概聽出來我唱得準，便讓我一個人站起來唱了一遍，算是這堂課的這一首歌有了交代。我在節奏感方麵還算可以。所以到重慶買到了京劇舊唱片後我就把唱腔速記下來供寶姐軟姐和我一起學唱京戲。這是後話。
我的體育很差。在豫章中學考體育時隻要求在一分鍾內投入一次籃球就算體育及格。我這從未碰過籃球的人緊張得要命，一直投不進。同學們為我捏兩把汗。直到最後幾秒鍾，天可憐見，總算讓我投進了一個。
最近元草哥寄給我一本豫章中學紀念青年節於1941年用石印印製的刊物《豫中學生》。那發黃的紙張比如今的草紙還要差。可我們在抗戰期間用的就是這種紙。所以我看見現在的紙那麽好，還常常有人浪費，實在可惜。這本《豫中學生》的封麵竟是爸爸畫的，畫題為《小鬆勤灌溉他日當參天》。我在裏麵看到了發獎名單中竟有我們兄妹得獎的記錄：讀初一下的元草哥名列第一，得獎學金15元;讀初一上乙班的我得獎學狀。元草哥是很用功的，至於我，恐怕是看在爸爸麵上湊合著給個獎學狀而已。因為我小時候讀書實在不用功啊。
我在那冊子裏看到學生名冊中有張筠、張映均這兩個同學的名字，勾起了我的迴憶。她們都是我的好朋友。不久前(2008年7月)我去武漢，竟與張映均重逢而且得知張筠就在遵義，無比興奮!還有一個同學潘玉蘭來我家吃飯，可又不想讓大人們知道，便叫她躲在羅莊的某處，我把飯菜端出來讓她吃。小時候往往不會判斷哪些行為會給大人罵，所以寧可悄悄行事。
家中的“課兒”後來曾中斷，那是因為兄姐們上了大學，各奔西東。後來我們到了重慶，爸爸還辦過一個家庭詩社，取名為“鴒原詩社”，據說“鴒原”二字出於《詩經·小雅·常棣》中“脊令(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句，後“鴒原”成為兄弟的代稱。我不會做詩，爸爸出些簡易的上聯，教我如何對下聯。
諸兄姐都離家後，我成了爸爸唯一課兒的對象。應該說這是福氣，可我身在福中不知福，常常感到厭煩。好的詩詞文章容易上口，而且確實能引起我的興趣。但不是所有的都如此。記得勝利後在杭州爸爸教我屈原的《離騷》，最使我厭煩。什麽“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哪裏背得出!爸爸看我懶惰，便用鋼筆把離騷全部寫在摺扇上。時值夏季，他指望我每次揮扇時能讀一遍。這樣一個夏天下來總能背出。豈知我實在不爭氣，始終沒把它背出來。而且那把珍貴的摺扇也不知丟哪兒去了。不過，“課兒”在我身上畢竟起了很好的作用。小時候念的詩詞到現在也不忘記。
星漢樓
羅莊離浙大所在的市中心大約有兩公裏多，爸爸嫌每天走來走去太浪費時間，便在丁字口西南邊獅子橋附近的南潭巷租了熊家兩間房。遷居的時間，大約是1941年早春。這裏是兩層三開間的新樓，但樓下廳屋很高，上方沒房間。隻有東西兩間的樓上才有房間。樓下西房不記得是作何用;樓下東房後來租給蠶桑研究所所長的弟弟蔡複綏夫婦和一女一子四口之家居住。我家則租了樓上東西兩間。這兩間北邊由一條高空走廊互通來往。這走廊下方，也就是樓梯的北邊，就是我家的廚房。樓下的蔡家後來成了我們家的好朋友。
樓上的東西兩房各隔為前後兩間。爸爸住東房前間，子女住後間。滿娘軟姐住西房前間，外婆媽媽帶著恩狗住後間。不過後來我們又在隔一段路的東邊租下了“趙老”家的一間平房，滿娘軟姐搬過去住過。
那時候，爸爸本擬讓我的姐姐哥哥們以“同等學曆”考浙大，但按規定必須有高三文憑。當時爸爸的老友劉薰宇先生正在遵義以南的修文當貴陽中學校長，便通融讓他們插入高三下學期，讀半年後取得文憑。又因成績優秀，被保送到浙江大學，到遵義以東的永興去讀浙大一年級上學期。所以家中少了好幾個人。
在熊家新屋，向南開窗可望見湘江，風景很好。有一天晚上，爸爸照例臨窗獨酌，但見月明星稀，與樓前流水相映成趣。他忽然吟唱起蘇東坡補寫的《洞仙歌》來。這首詩爸爸教過我，所以他一吟我就懂得。當他吟到“時見疏星渡河漢”時，反覆吟誦此句。就給熊家新屋冠上了“星漢樓”的樓名。酒後，爸爸欣然執筆，寫下了這三個字，托人去裝裱成橫披，懸掛在前房內。
我在豫章中學還沒念完初一就患了副傷寒休學在家。那時我家已遷至這星漢樓。病癒後就靠請家教補習。後來到了重慶，靠爸爸的關係，我以“同等學曆”混進了大專。這是後話。
在星漢樓，有一次我穿著“童子軍”衣服(當時全國性的校服)在紙上塗鴉，被爸爸速寫下來，後來又畫成彩色畫，題上陶淵明的“雜詩十二首”中一首的末尾四句：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旁邊題“一吟十二歲畫像”，下邊是“卅年七月於遵義”及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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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農曆除夕，我們是在遵義羅莊度過的。爸爸叫我們在那天晚上以前各自買好規定價錢的禮物，悄悄地包好。在除夜晚會上把全部禮物編成號碼，大家拿鬮，按次序拆開各自拿到的禮物。這時的歡樂難以形容。不僅有自己得到禮物的高興，還有觀看別人禮物的樂趣。有的人買的禮物別開生麵，令人意想不到，拆開時贏得哄堂大笑。爸爸買的禮物往往是超過規定價錢的。大家都希望得到。媽媽買的則往往是肥皂之類的實用品，不受孩子們歡迎。大孩子有時就與拿到不喜歡的禮物的小孩交換，皆大歡喜。爸爸稱這種禮物為“除夜福物”。拿除夜福物的節目一直保留到建國後的日月樓時期，參加的人中增加了第三代，更加熱鬧。
在羅莊時，我和元草哥總算能正式入學了。他念豫章中學，我起初在兩湖小學裏念完了六年級，後來也進了豫章中學。
羅莊進城全靠步行。我和元草哥每天早上同一時間離家出門，卻不一起走。他看見我走公路這邊人行道上，他就走公路那邊人行道上，如同陌路。大概他認為“男女授受不親”吧。在學校就更不交往了。
記得在豫章中學時，有幾個浙大學生來當老師，如教美術的華開進老師，教數學的吳兆祥老師等。他們都認識我。另有一位叫羅象賢的，是訓育主任兼語文老師，他在給我們講課文中選用的爸爸所作的《憶兒時》一文時，老是把頭轉過來看看我，表示這就是作者的女兒。我卻不喜歡他讓我在班上受人注意。
還有一次上音樂課，老師也是浙大學生，我隻記得他姓齊。他競選了一首十分不適合初中生學的歌，一開頭是“女郎，單身的女郎，你為什麽彷徨在……”。歌詞就不去說它，那曲譜中竟全是附點音符。全班同學都不會唱附點音符，幾乎教了大半堂課也沒教會。我的座位是前排的。齊老師大概聽出來我唱得準，便讓我一個人站起來唱了一遍，算是這堂課的這一首歌有了交代。我在節奏感方麵還算可以。所以到重慶買到了京劇舊唱片後我就把唱腔速記下來供寶姐軟姐和我一起學唱京戲。這是後話。
我的體育很差。在豫章中學考體育時隻要求在一分鍾內投入一次籃球就算體育及格。我這從未碰過籃球的人緊張得要命，一直投不進。同學們為我捏兩把汗。直到最後幾秒鍾，天可憐見，總算讓我投進了一個。
最近元草哥寄給我一本豫章中學紀念青年節於1941年用石印印製的刊物《豫中學生》。那發黃的紙張比如今的草紙還要差。可我們在抗戰期間用的就是這種紙。所以我看見現在的紙那麽好，還常常有人浪費，實在可惜。這本《豫中學生》的封麵竟是爸爸畫的，畫題為《小鬆勤灌溉他日當參天》。我在裏麵看到了發獎名單中竟有我們兄妹得獎的記錄：讀初一下的元草哥名列第一，得獎學金15元;讀初一上乙班的我得獎學狀。元草哥是很用功的，至於我，恐怕是看在爸爸麵上湊合著給個獎學狀而已。因為我小時候讀書實在不用功啊。
我在那冊子裏看到學生名冊中有張筠、張映均這兩個同學的名字，勾起了我的迴憶。她們都是我的好朋友。不久前(2008年7月)我去武漢，竟與張映均重逢而且得知張筠就在遵義，無比興奮!還有一個同學潘玉蘭來我家吃飯，可又不想讓大人們知道，便叫她躲在羅莊的某處，我把飯菜端出來讓她吃。小時候往往不會判斷哪些行為會給大人罵，所以寧可悄悄行事。
家中的“課兒”後來曾中斷，那是因為兄姐們上了大學，各奔西東。後來我們到了重慶，爸爸還辦過一個家庭詩社，取名為“鴒原詩社”，據說“鴒原”二字出於《詩經·小雅·常棣》中“脊令(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句，後“鴒原”成為兄弟的代稱。我不會做詩，爸爸出些簡易的上聯，教我如何對下聯。
諸兄姐都離家後，我成了爸爸唯一課兒的對象。應該說這是福氣，可我身在福中不知福，常常感到厭煩。好的詩詞文章容易上口，而且確實能引起我的興趣。但不是所有的都如此。記得勝利後在杭州爸爸教我屈原的《離騷》，最使我厭煩。什麽“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哪裏背得出!爸爸看我懶惰，便用鋼筆把離騷全部寫在摺扇上。時值夏季，他指望我每次揮扇時能讀一遍。這樣一個夏天下來總能背出。豈知我實在不爭氣，始終沒把它背出來。而且那把珍貴的摺扇也不知丟哪兒去了。不過，“課兒”在我身上畢竟起了很好的作用。小時候念的詩詞到現在也不忘記。
星漢樓
羅莊離浙大所在的市中心大約有兩公裏多，爸爸嫌每天走來走去太浪費時間，便在丁字口西南邊獅子橋附近的南潭巷租了熊家兩間房。遷居的時間，大約是1941年早春。這裏是兩層三開間的新樓，但樓下廳屋很高，上方沒房間。隻有東西兩間的樓上才有房間。樓下西房不記得是作何用;樓下東房後來租給蠶桑研究所所長的弟弟蔡複綏夫婦和一女一子四口之家居住。我家則租了樓上東西兩間。這兩間北邊由一條高空走廊互通來往。這走廊下方，也就是樓梯的北邊，就是我家的廚房。樓下的蔡家後來成了我們家的好朋友。
樓上的東西兩房各隔為前後兩間。爸爸住東房前間，子女住後間。滿娘軟姐住西房前間，外婆媽媽帶著恩狗住後間。不過後來我們又在隔一段路的東邊租下了“趙老”家的一間平房，滿娘軟姐搬過去住過。
那時候，爸爸本擬讓我的姐姐哥哥們以“同等學曆”考浙大，但按規定必須有高三文憑。當時爸爸的老友劉薰宇先生正在遵義以南的修文當貴陽中學校長，便通融讓他們插入高三下學期，讀半年後取得文憑。又因成績優秀，被保送到浙江大學，到遵義以東的永興去讀浙大一年級上學期。所以家中少了好幾個人。
在熊家新屋，向南開窗可望見湘江，風景很好。有一天晚上，爸爸照例臨窗獨酌，但見月明星稀，與樓前流水相映成趣。他忽然吟唱起蘇東坡補寫的《洞仙歌》來。這首詩爸爸教過我，所以他一吟我就懂得。當他吟到“時見疏星渡河漢”時，反覆吟誦此句。就給熊家新屋冠上了“星漢樓”的樓名。酒後，爸爸欣然執筆，寫下了這三個字，托人去裝裱成橫披，懸掛在前房內。
我在豫章中學還沒念完初一就患了副傷寒休學在家。那時我家已遷至這星漢樓。病癒後就靠請家教補習。後來到了重慶，靠爸爸的關係，我以“同等學曆”混進了大專。這是後話。
在星漢樓，有一次我穿著“童子軍”衣服(當時全國性的校服)在紙上塗鴉，被爸爸速寫下來，後來又畫成彩色畫，題上陶淵明的“雜詩十二首”中一首的末尾四句：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旁邊題“一吟十二歲畫像”，下邊是“卅年七月於遵義”及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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