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闆見爸爸同意入山寫書畫，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拿出一副大紅閃金對聯紙來，說他父親今年70大壽，做兒子的要表表孝心，請書寫一聯，托人送到山裏，聊表寸草之心。爸爸當然滿口答應，便到樓下客廳裏去寫了一副慶壽的八言聯。閃金紙不吸水。墨瀋堆積不幹。管帳的建議抬出門外到人行道太陽底下去曬曬。老闆不同意，怕被過往行人踩了。管帳說由他去守著。於是把對聯抬了出去。爸爸自迴樓上休息。
豈料一線生機就在這時出現!
老闆親自上樓通報說，一位路過的趙先生要見爸爸。說話之中，客人已經上樓。是一位壯年男子，身穿皮夾克的。他一見爸爸，就熱情握手，連稱“久仰久仰”、“難得難得”，是無錫常州一帶口音，倍感親切。他名趙正民，是汽車加油站站長。他說，想不到路過旅館，看到墨跡未幹的對聯，是他久仰的豐子愷先生寫的，趕快來訪。他問起爸爸如何流落到此。
爸爸向他訴說後，這位趙先生慷慨地說，明天正好有一輛運汽油的車開往都勻。車上的空位子原是送他家屬的。現在讓給我們先走，若有人盤問，就說我們是他家屬。爸爸問他自己的家屬怎麽辦。趙先生說，他自己是要到最後才能走的，所以家眷慢一步走不妨。爸爸連連稱謝。他說晚上再帶司機來。說罷便匆匆離去。
爸爸在文中說出了他當時的心理狀態：
我好比暗中忽見燈光，驚喜之下，幾乎雀躍起來。但一剎那間，我又消沉，頹唐，以至於絕望。因為過去種種憂患傷害了我的神經，使它由過敏而變成衰弱。我對人事都懷疑。這江蘇人與我萍水相逢，他的話豈可盡信?況在找車難於上青天的今日，我豈敢盼望這種僥幸!他的話多分是不負責的。我沒有把這話告訴我的家人，免得她們空歡喜。
爸爸多疑了。這位趙先生倒是很守信，晚上果然來了，還帶著司機，讓他看過人數，一一點過行李。然後，趙先生拿出一捲紙來，請爸爸作畫。這原本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但爸爸在《藝術的逃難》一文中有一番話，道出了藝術家的心聲，很有意義。如下：
我就在燈光之下，替他畫了一幅墨畫。這件事我很樂意，同時又很痛苦。趙君慷慨樂助，救我一家出險，我寫一幅畫送他留個永念，是很樂願的。但在作畫這件事說，我一向歡喜自動，興到落筆，毫無外力強迫，為作畫而作畫，這才是藝術品。如果為了敷衍應酬，為了交換條件，為了某種目的或作用而作畫，我的手就不自然，覺得畫出來的筆筆沒有意味，我這個人也毫無意味。故凡筆債———平時友好請求的，和開畫展時重訂的———我認為一件苦痛的事。為避免這苦痛，我把紙整理清楚，疊在手邊。待興到時，拉一張來就畫。過後補題上款，送給請求者。總之，我歡喜畫的時候不知道為誰而畫，或為若幹潤例而畫，而隻知道為畫而畫。這才有藝術的意味。這掩耳盜鈴之計，在平日可行，在那時候卻行不通。為了一個情不可卻的請求，為了交換一輛汽車，我不得不在疲勞憂傷之餘，在昏昏燈火之下，用惡劣的紙筆作畫。這在藝術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當晚勉強執行了。
我哪裏懂得爸爸這種藝術家的心情。我隻覺得爸爸畫了這幅畫，我們就能去都勻與大家相會了，爸爸的畫那麽靈通廣大!
第二天一早，趙先生還親自來送行。我是坐在司機旁邊的。我記得他關照我遇檢查時要把人縮下去使自己顯得小些。終於下午平安到達都勻。汽車站牆壁上果然貼著先到6人的旅館地址。我們很快就找到了他們。大家笑得合不攏嘴。爸爸說：
“人世難逢開口笑，茅台須飲兩千杯!”
當天晚上，也就是12月1日，全家在中華飯店吃一頓團圓飯，爸爸喝茅台大醉。爸爸總是說他隻能喝黃酒，不能喝白酒，喝了白酒會便血。估計茅台是白酒中較平和的吧。
浙大同事們聽爸爸敘述了這次艱難的逃難，都稱頌他真不簡單。爸爸說：
“這次逃難是一次了不起的‘全家旅行’。”
同事張其昀則給從宜山到都勻這段逃難下了一個結論，說這是一次“藝術的逃難”。爸爸在文中說：
當s時那副對聯倘不拿出去曬，趙君無由和我相見，我就無法得到這權利，我這逃難就得另換一種情狀。也許更好;但也許更壞：死在鐵蹄下，轉乎溝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憐的動物!極細微的一個“緣”，例如曬對聯，可以左右你的命運，操縱你的生死。而這些“緣”，都是天造地設，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詩雲：“碌碌群漢子，萬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隻有宗教。所以我說，我的逃難，與其說是“藝術的”，不如說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說是“宗教的”。
從河池到都勻，是要中途宿一夜的。我們宿在六寨。這是一個小鎮，甚至當時隻是一個村的規模。我之所以還記得它，是因為發生了這樣一幕：忽然有一個長官領著一隊兵士來旅館看爸爸。那已是黃昏時分。我們那旅館的房間照例是沒牆沒門的，與天井相連。12月份，床上照例鋪著竹蓆，而且沒有別的家具。所以我們隻能坐或躺在床上。看到這麽多兵走進天井，我們嚇了一跳。後來才知道那隊兵也宿在六寨，長官知道豐子愷在此，久仰大名，便帶了部隊一起來，讓他們也見識見識這位大藝術家。估計事先總和爸爸打過招唿吧。隻是對我們說來突然而已。
那長官先是向兵士們介紹了爸爸如何如何有名，兵士們一陣鼓掌。然後長官請爸爸對兵士們講幾句話。爸爸便操著他那杭州官話講了一番，無非是勉勵抗日並感謝他們在前方出力之類。又是一陣鼓掌。
我估計他們還是聽懂了基本內容。第二天，我們就往都勻進發了。
都勻一月
我們在都勻隻是臨時居住，約一個月後，又隨浙大遷校至遵義。
這一個月卻住了兩個地方。第一處時間短，是在一個淩空的樓上。上樓的扶梯也是淩空的。上麵隻有一個大房間。爸爸曾在一張小紙上寫下“內外盡無隔，屏帷不複張……”。十一人將就住在一起。
不知為什麽，我們稱房東為“教員先生”。在“教員先生”那兒住了不久，就搬到另一處。
我們孩子們常用怪怪的名稱來迴憶住過的地方。提起這另一處，往往稱為“碰頭”的地方，或“賈祖璋走”的地方。
我們住在二樓，一條長走廊的右邊是一排宿舍式的房間，記得爸爸住在盡頭的一間。走廊上方的一排梁木很低，如不注意，一路走去要碰好幾個頭。為了免去碰頭之苦，爸爸寫了好幾張“當心碰頭”的紙，分別貼在一個個梁木上。
走到盡頭，望下去是隔壁單位的一個操場。常可聽見做操的聲音：
“向左轉走!”
不知是誰聽了以後好奇地說;
“他們為什麽喊‘賈祖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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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料一線生機就在這時出現!
老闆親自上樓通報說，一位路過的趙先生要見爸爸。說話之中，客人已經上樓。是一位壯年男子，身穿皮夾克的。他一見爸爸，就熱情握手，連稱“久仰久仰”、“難得難得”，是無錫常州一帶口音，倍感親切。他名趙正民，是汽車加油站站長。他說，想不到路過旅館，看到墨跡未幹的對聯，是他久仰的豐子愷先生寫的，趕快來訪。他問起爸爸如何流落到此。
爸爸向他訴說後，這位趙先生慷慨地說，明天正好有一輛運汽油的車開往都勻。車上的空位子原是送他家屬的。現在讓給我們先走，若有人盤問，就說我們是他家屬。爸爸問他自己的家屬怎麽辦。趙先生說，他自己是要到最後才能走的，所以家眷慢一步走不妨。爸爸連連稱謝。他說晚上再帶司機來。說罷便匆匆離去。
爸爸在文中說出了他當時的心理狀態：
我好比暗中忽見燈光，驚喜之下，幾乎雀躍起來。但一剎那間，我又消沉，頹唐，以至於絕望。因為過去種種憂患傷害了我的神經，使它由過敏而變成衰弱。我對人事都懷疑。這江蘇人與我萍水相逢，他的話豈可盡信?況在找車難於上青天的今日，我豈敢盼望這種僥幸!他的話多分是不負責的。我沒有把這話告訴我的家人，免得她們空歡喜。
爸爸多疑了。這位趙先生倒是很守信，晚上果然來了，還帶著司機，讓他看過人數，一一點過行李。然後，趙先生拿出一捲紙來，請爸爸作畫。這原本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但爸爸在《藝術的逃難》一文中有一番話，道出了藝術家的心聲，很有意義。如下：
我就在燈光之下，替他畫了一幅墨畫。這件事我很樂意，同時又很痛苦。趙君慷慨樂助，救我一家出險，我寫一幅畫送他留個永念，是很樂願的。但在作畫這件事說，我一向歡喜自動，興到落筆，毫無外力強迫，為作畫而作畫，這才是藝術品。如果為了敷衍應酬，為了交換條件，為了某種目的或作用而作畫，我的手就不自然，覺得畫出來的筆筆沒有意味，我這個人也毫無意味。故凡筆債———平時友好請求的，和開畫展時重訂的———我認為一件苦痛的事。為避免這苦痛，我把紙整理清楚，疊在手邊。待興到時，拉一張來就畫。過後補題上款，送給請求者。總之，我歡喜畫的時候不知道為誰而畫，或為若幹潤例而畫，而隻知道為畫而畫。這才有藝術的意味。這掩耳盜鈴之計，在平日可行，在那時候卻行不通。為了一個情不可卻的請求，為了交換一輛汽車，我不得不在疲勞憂傷之餘，在昏昏燈火之下，用惡劣的紙筆作畫。這在藝術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當晚勉強執行了。
我哪裏懂得爸爸這種藝術家的心情。我隻覺得爸爸畫了這幅畫，我們就能去都勻與大家相會了，爸爸的畫那麽靈通廣大!
第二天一早，趙先生還親自來送行。我是坐在司機旁邊的。我記得他關照我遇檢查時要把人縮下去使自己顯得小些。終於下午平安到達都勻。汽車站牆壁上果然貼著先到6人的旅館地址。我們很快就找到了他們。大家笑得合不攏嘴。爸爸說：
“人世難逢開口笑，茅台須飲兩千杯!”
當天晚上，也就是12月1日，全家在中華飯店吃一頓團圓飯，爸爸喝茅台大醉。爸爸總是說他隻能喝黃酒，不能喝白酒，喝了白酒會便血。估計茅台是白酒中較平和的吧。
浙大同事們聽爸爸敘述了這次艱難的逃難，都稱頌他真不簡單。爸爸說：
“這次逃難是一次了不起的‘全家旅行’。”
同事張其昀則給從宜山到都勻這段逃難下了一個結論，說這是一次“藝術的逃難”。爸爸在文中說：
當s時那副對聯倘不拿出去曬，趙君無由和我相見，我就無法得到這權利，我這逃難就得另換一種情狀。也許更好;但也許更壞：死在鐵蹄下，轉乎溝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憐的動物!極細微的一個“緣”，例如曬對聯，可以左右你的命運，操縱你的生死。而這些“緣”，都是天造地設，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詩雲：“碌碌群漢子，萬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隻有宗教。所以我說，我的逃難，與其說是“藝術的”，不如說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說是“宗教的”。
從河池到都勻，是要中途宿一夜的。我們宿在六寨。這是一個小鎮，甚至當時隻是一個村的規模。我之所以還記得它，是因為發生了這樣一幕：忽然有一個長官領著一隊兵士來旅館看爸爸。那已是黃昏時分。我們那旅館的房間照例是沒牆沒門的，與天井相連。12月份，床上照例鋪著竹蓆，而且沒有別的家具。所以我們隻能坐或躺在床上。看到這麽多兵走進天井，我們嚇了一跳。後來才知道那隊兵也宿在六寨，長官知道豐子愷在此，久仰大名，便帶了部隊一起來，讓他們也見識見識這位大藝術家。估計事先總和爸爸打過招唿吧。隻是對我們說來突然而已。
那長官先是向兵士們介紹了爸爸如何如何有名，兵士們一陣鼓掌。然後長官請爸爸對兵士們講幾句話。爸爸便操著他那杭州官話講了一番，無非是勉勵抗日並感謝他們在前方出力之類。又是一陣鼓掌。
我估計他們還是聽懂了基本內容。第二天，我們就往都勻進發了。
都勻一月
我們在都勻隻是臨時居住，約一個月後，又隨浙大遷校至遵義。
這一個月卻住了兩個地方。第一處時間短，是在一個淩空的樓上。上樓的扶梯也是淩空的。上麵隻有一個大房間。爸爸曾在一張小紙上寫下“內外盡無隔，屏帷不複張……”。十一人將就住在一起。
不知為什麽，我們稱房東為“教員先生”。在“教員先生”那兒住了不久，就搬到另一處。
我們孩子們常用怪怪的名稱來迴憶住過的地方。提起這另一處，往往稱為“碰頭”的地方，或“賈祖璋走”的地方。
我們住在二樓，一條長走廊的右邊是一排宿舍式的房間，記得爸爸住在盡頭的一間。走廊上方的一排梁木很低，如不注意，一路走去要碰好幾個頭。為了免去碰頭之苦，爸爸寫了好幾張“當心碰頭”的紙，分別貼在一個個梁木上。
走到盡頭，望下去是隔壁單位的一個操場。常可聽見做操的聲音：
“向左轉走!”
不知是誰聽了以後好奇地說;
“他們為什麽喊‘賈祖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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