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致提出了以上“貪婪”的要求，訪華的條件是：
1.訪華的全部費用由我負擔；
2.日程全部根據我的想法來擬定，變更自由；
3.對採訪事項的執筆內容不加任何限製；
4.翻譯隨我同行。
我們提出上述要求以後，中國方麵全部應允。在實現訪華計劃之前，我多次同中國大使館進行溝通，並得到了中國蔡子民和張玉良兩位先生，還有野村禮平先生和多和輝雄先生以及其他希望匿名的各位人士的熱心幫助。
另外，中國作家協會提供了訪華期間在各城市內採訪用的車輛，在這裏向各位表示誠摯的謝意。
我們一行，除我之外，還有下裏正樹和翻譯，共三人（翻譯是東京女子大學中國語講師德永淳子）。1982年9月14日，在期望的訪華出發前夕，我們抑製著首次訪華的激動心情，住在成田機場的旅館，準備翌日早晨出發。
第01章 北京的早晨
——同韓戰的關聯
自行車的洪流
那天夜晚——1982年9月14日晚11時左右，我在成田機場的旅館裏接受了日本經濟新聞記者的突然採訪，才知道誤用照片的事情。
為了準備翌日清晨的出發，我剛剛躺下。這一突發事件對我和下裏先生來說，簡直如同晴天霹靂。
此後，這一事件的原委各媒體都做了報導，正如在《文藝春秋》雜誌發表的那樣，所以在這裏不再贅述。麵臨這一問題，必須做出選擇的是：是按預訂計劃出發，還是延期訪華呢？中國方麵等待我的訪華並已做好了一切接待準備。明天的訪華，是兩國許多有關人士的協助和好意的結晶。
如果無視這一切，那麽，就會前功盡棄，失去中國方麵的信任；如果錯過這個機會，就無法再次到731部隊遺蹟進行現場採訪。據說中國方麵為了我，在平房收集了許多珍貴的資料，還找到了一些證人，正在等著我呢！
當天晚上我們已處於箭在弦上的狀態之中，中止出發，事實上已不可能。我們不顧在日本即將蔓延的火種，迫切希望盡快赴731現場進行調查。
從成田機場起飛不到5小時，我們降落在北京國際機場。這裏比東京時間僅慢1小時，氣溫比較高，令人有一種“秋老虎”的感覺。9月至11月期間，北京連日放晴，據說是全年中最適於旅行的時間。
這裏濕度低，天氣晴朗，候機室裏穿短袖白襯衣的人很多。在候機室入口處，有一男一女來迎接，女的用日語說：“歡迎光臨，我們正等著你們呢！”
這兩位是我們訪華期間的全程陪同，負責照顧我們。他們當中一位是中國作家協會對外聯絡部辦公室主任林紹綱，一位是翻譯李梅子。
林先生是一個高個子，略瘦，膚色淺黑，表情嚴肅，但使人感覺和藹可親。林先生走起路來稍微有些駝背。我沒有問過他的年齡，估計50多歲，英語會話水平和我差不多。
李梅子看上去20幾歲，作為中國婦女來說，個子比較高，身材苗條，短發童顏，臉上長著一些雀斑，一副十足的稚氣，但聽說她巳是有一個孩子的30多歲的母親。她和所有的中國婦女一樣，完全不化妝打扮。
互致寒暄之後，我們乘上來接我們的小麵包車駛往市內。由於中國作家協會的關照，免去了過海關的手續。從機場到市中心約48公裏，乘車需1個小時。
汽車快速地急駛在筆直的大道上，道路兩側全是一望無際整齊的楊樹和榆樹。在日本東京近郊像這樣伴隨著綠地的筆直大道是沒有的，令人產生了一種確實來到了中國的感慨。
馬路上汽車和自行車逐漸增多。汽車從郊區駛往市中心。騎自行車的旁若無人的姿態，令人吃驚。他們堂皇地行駛在馬路中間，即使遇到紅燈，或者汽車逼近，也毫不在乎地穿行過去，似乎馬路是專為他們修的。隨著駛近市中心，自行車成了群，汽車在自行車群中快速穿行，有好幾次我覺得“快碰上了”，不禁閉上了眼晴；司機習以為常，巧妙地躲著，但仍然保持著一定的速度。
經過城市的主要道路長安街、天安門，一直向西行，抵達了我們下榻的旅館“燕京飯店”。這裏好像是外國人專用的旅館。在中國，中國人和外國人用的設施是截然分開的。除林主任、李女士這種負責“對外聯絡”工作的以外，一般中國人是不能同外國人自由接觸的，即使使用同一飯店、餐廳等設施，中國人和外國人也是分開的，甚至連流通貨幣的設計也分為中外兩種類型。
住在這家旅館的客人，絕大多數是日本人，其次是美國人。我們稍事休息之後，就開始商量從明天開始的行程。由於發生了誤用照片的問題，不得不大幅度地變更原來向中國方麵提出的旅行日程。
為了準備我的訪華，中國作家協會最大限度地滿足了我的要求，他們同希望訪問的地區取得聯繫之後，編製了周密的日程。我們提出從根本上做出變動，大幅度地壓縮日程，不受預定的束縛，而且要流動地進行採訪，對此，林主任大吃一驚也是不無道理的。中國的社會體製和日本不同，不輕易變動或取消預定旅程的計劃，而且，我們要採訪的海拉爾和杜丹江地區還沒有向外國旅行者開放，為此，中國政府還給予了特別的照顧。
但是，林主任在了解了情況之後說，一切都按照我希望的那樣安排，最大限度予以照顧。後來在訪華期間採訪的成果，是同林主任、李梅子女士以及當地的有關人士的努力分不開的。
美國造的細菌炸彈
北京的清晨，自行車的鈴聲喚醒了我：從早上六點左右開始響起來，高潮是在七八點左右。我站在旅館的窗口往下看去，自行車的洪流自西向東，像銀色的河流流向城市的中心。由於過分密集，自行車群之間幾乎沒有間隙。到了黃昏時，這個洪流又反過來流動。絕大多數自行車是堅固的載重型的，輕便型的自行車為數極少。聽說上海產的自行車比北京產的更受歡迎，要買上海產的自行車，得等上幾個月才行。不僅自行車，電視、手錶等工業產品，都是上海的質量好。
由於17日下午4時才有飛往哈爾濱的航班，在等候飛機期間，我們決定前往市內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參觀。這座博物館坐落在複興路上。我們主要的目的是參觀在這裏展出的“細菌炸彈”。這裏的館員都是軍人。博物館是一座有寬敞庭院的高大建築。參觀者多數是一家人或學生團體。由於事先巳進行過聯繫，我們在大門口受到秦興漢副館長的歡迎。
在秦先生和女館員的引導下，我們在館內匆忙地轉了一圏，來到了陳列細菌炸彈的展拒前。細菌炸彈在館內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裏，如果不是特別注意的話，就會忽略過去。
在照片上早就見過的“宇治式炸彈”，現在靜悄悄地陳列在破璃拒裏。在照片上多次見過它，但是，見到實物還是第一次。陶製品似的茶褐色彈簡上刻有發夾狀1厘米寬的垂直導爆槽，在彈筒的中央，水平地安著一個鐵箍與導爆槽垂直地交叉著。那是為了壓進導爆溝內的導爆線吧！彈頭部有一個螺旋式的陶瓷蓋。沒錯！這就是石井部隊研究發明的“宇治式50型”炸彈。在它旁邊陳列著壓扁了的鐵製捕鼠器和發著黑色光澤的玻璃碎片似的東西。捕鼠器顯然是裝帶有鼠疫細菌老鼠用的。黑玻璃的原形是什麽呢？說明上這樣寫道：“抗戰時期，日本不顧國際法，公然在我國長春市建立了細菌工廠，對我根據地軍民進行細菌戰。這是日本培養細菌裝老鼠用的籠子和使用過的細菌彈及部分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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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訪華的全部費用由我負擔；
2.日程全部根據我的想法來擬定，變更自由；
3.對採訪事項的執筆內容不加任何限製；
4.翻譯隨我同行。
我們提出上述要求以後，中國方麵全部應允。在實現訪華計劃之前，我多次同中國大使館進行溝通，並得到了中國蔡子民和張玉良兩位先生，還有野村禮平先生和多和輝雄先生以及其他希望匿名的各位人士的熱心幫助。
另外，中國作家協會提供了訪華期間在各城市內採訪用的車輛，在這裏向各位表示誠摯的謝意。
我們一行，除我之外，還有下裏正樹和翻譯，共三人（翻譯是東京女子大學中國語講師德永淳子）。1982年9月14日，在期望的訪華出發前夕，我們抑製著首次訪華的激動心情，住在成田機場的旅館，準備翌日早晨出發。
第01章 北京的早晨
——同韓戰的關聯
自行車的洪流
那天夜晚——1982年9月14日晚11時左右，我在成田機場的旅館裏接受了日本經濟新聞記者的突然採訪，才知道誤用照片的事情。
為了準備翌日清晨的出發，我剛剛躺下。這一突發事件對我和下裏先生來說，簡直如同晴天霹靂。
此後，這一事件的原委各媒體都做了報導，正如在《文藝春秋》雜誌發表的那樣，所以在這裏不再贅述。麵臨這一問題，必須做出選擇的是：是按預訂計劃出發，還是延期訪華呢？中國方麵等待我的訪華並已做好了一切接待準備。明天的訪華，是兩國許多有關人士的協助和好意的結晶。
如果無視這一切，那麽，就會前功盡棄，失去中國方麵的信任；如果錯過這個機會，就無法再次到731部隊遺蹟進行現場採訪。據說中國方麵為了我，在平房收集了許多珍貴的資料，還找到了一些證人，正在等著我呢！
當天晚上我們已處於箭在弦上的狀態之中，中止出發，事實上已不可能。我們不顧在日本即將蔓延的火種，迫切希望盡快赴731現場進行調查。
從成田機場起飛不到5小時，我們降落在北京國際機場。這裏比東京時間僅慢1小時，氣溫比較高，令人有一種“秋老虎”的感覺。9月至11月期間，北京連日放晴，據說是全年中最適於旅行的時間。
這裏濕度低，天氣晴朗，候機室裏穿短袖白襯衣的人很多。在候機室入口處，有一男一女來迎接，女的用日語說：“歡迎光臨，我們正等著你們呢！”
這兩位是我們訪華期間的全程陪同，負責照顧我們。他們當中一位是中國作家協會對外聯絡部辦公室主任林紹綱，一位是翻譯李梅子。
林先生是一個高個子，略瘦，膚色淺黑，表情嚴肅，但使人感覺和藹可親。林先生走起路來稍微有些駝背。我沒有問過他的年齡，估計50多歲，英語會話水平和我差不多。
李梅子看上去20幾歲，作為中國婦女來說，個子比較高，身材苗條，短發童顏，臉上長著一些雀斑，一副十足的稚氣，但聽說她巳是有一個孩子的30多歲的母親。她和所有的中國婦女一樣，完全不化妝打扮。
互致寒暄之後，我們乘上來接我們的小麵包車駛往市內。由於中國作家協會的關照，免去了過海關的手續。從機場到市中心約48公裏，乘車需1個小時。
汽車快速地急駛在筆直的大道上，道路兩側全是一望無際整齊的楊樹和榆樹。在日本東京近郊像這樣伴隨著綠地的筆直大道是沒有的，令人產生了一種確實來到了中國的感慨。
馬路上汽車和自行車逐漸增多。汽車從郊區駛往市中心。騎自行車的旁若無人的姿態，令人吃驚。他們堂皇地行駛在馬路中間，即使遇到紅燈，或者汽車逼近，也毫不在乎地穿行過去，似乎馬路是專為他們修的。隨著駛近市中心，自行車成了群，汽車在自行車群中快速穿行，有好幾次我覺得“快碰上了”，不禁閉上了眼晴；司機習以為常，巧妙地躲著，但仍然保持著一定的速度。
經過城市的主要道路長安街、天安門，一直向西行，抵達了我們下榻的旅館“燕京飯店”。這裏好像是外國人專用的旅館。在中國，中國人和外國人用的設施是截然分開的。除林主任、李女士這種負責“對外聯絡”工作的以外，一般中國人是不能同外國人自由接觸的，即使使用同一飯店、餐廳等設施，中國人和外國人也是分開的，甚至連流通貨幣的設計也分為中外兩種類型。
住在這家旅館的客人，絕大多數是日本人，其次是美國人。我們稍事休息之後，就開始商量從明天開始的行程。由於發生了誤用照片的問題，不得不大幅度地變更原來向中國方麵提出的旅行日程。
為了準備我的訪華，中國作家協會最大限度地滿足了我的要求，他們同希望訪問的地區取得聯繫之後，編製了周密的日程。我們提出從根本上做出變動，大幅度地壓縮日程，不受預定的束縛，而且要流動地進行採訪，對此，林主任大吃一驚也是不無道理的。中國的社會體製和日本不同，不輕易變動或取消預定旅程的計劃，而且，我們要採訪的海拉爾和杜丹江地區還沒有向外國旅行者開放，為此，中國政府還給予了特別的照顧。
但是，林主任在了解了情況之後說，一切都按照我希望的那樣安排，最大限度予以照顧。後來在訪華期間採訪的成果，是同林主任、李梅子女士以及當地的有關人士的努力分不開的。
美國造的細菌炸彈
北京的清晨，自行車的鈴聲喚醒了我：從早上六點左右開始響起來，高潮是在七八點左右。我站在旅館的窗口往下看去，自行車的洪流自西向東，像銀色的河流流向城市的中心。由於過分密集，自行車群之間幾乎沒有間隙。到了黃昏時，這個洪流又反過來流動。絕大多數自行車是堅固的載重型的，輕便型的自行車為數極少。聽說上海產的自行車比北京產的更受歡迎，要買上海產的自行車，得等上幾個月才行。不僅自行車，電視、手錶等工業產品，都是上海的質量好。
由於17日下午4時才有飛往哈爾濱的航班，在等候飛機期間，我們決定前往市內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參觀。這座博物館坐落在複興路上。我們主要的目的是參觀在這裏展出的“細菌炸彈”。這裏的館員都是軍人。博物館是一座有寬敞庭院的高大建築。參觀者多數是一家人或學生團體。由於事先巳進行過聯繫，我們在大門口受到秦興漢副館長的歡迎。
在秦先生和女館員的引導下，我們在館內匆忙地轉了一圏，來到了陳列細菌炸彈的展拒前。細菌炸彈在館內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裏，如果不是特別注意的話，就會忽略過去。
在照片上早就見過的“宇治式炸彈”，現在靜悄悄地陳列在破璃拒裏。在照片上多次見過它，但是，見到實物還是第一次。陶製品似的茶褐色彈簡上刻有發夾狀1厘米寬的垂直導爆槽，在彈筒的中央，水平地安著一個鐵箍與導爆槽垂直地交叉著。那是為了壓進導爆溝內的導爆線吧！彈頭部有一個螺旋式的陶瓷蓋。沒錯！這就是石井部隊研究發明的“宇治式50型”炸彈。在它旁邊陳列著壓扁了的鐵製捕鼠器和發著黑色光澤的玻璃碎片似的東西。捕鼠器顯然是裝帶有鼠疫細菌老鼠用的。黑玻璃的原形是什麽呢？說明上這樣寫道：“抗戰時期，日本不顧國際法，公然在我國長春市建立了細菌工廠，對我根據地軍民進行細菌戰。這是日本培養細菌裝老鼠用的籠子和使用過的細菌彈及部分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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