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女‘馬魯太’被重新關好的同時，打開碳醯氯毒氣罐，從一層的窗戶扔進去。部長看著手錶，命令把門打開，大家一齊跑到二三層樓上去。60多名‘馬魯太’都死了。我對特別班人員處理‘馬魯太’的這種做法，大為吃驚……”
k·a先生在來信中繼續迴憶“馬魯太”暴動的情況，並聯繫到日本民族遭受原子彈轟炸的慘禍說道：“你們對原子彈的爆炸是怎麽想的？可以說全日本被當作‘核武器’的‘馬魯太’和進行實驗的實驗場了。數十萬同胞在轉瞬之間被消滅了，如今仍有許許多多人處在原子彈後遺症的痛苦中。”
此外，住在川崎市的o·a先生和住在多久市的j·t先生提出了下述值得聽取的意見，現將其中的一部分作一介紹：
“在《惡魔的飽食》（第二集）的結尾處有‘拒做動物的宣言’的一節，對這種看法，我無論怎麽想像都是無法贊同的。”
“如果人類把動物視為不如人，並以這種傲慢的思想來指導反核運動的話，那麽，同731部隊對待‘馬魯太’的想法在某些地方就有關聯了。我想我們應注意到人類並非萬物之靈這一點。僅就731部隊而言，正是由於是人，才有可能完全證明人的本身。這樣說，也不過分吧！甚至令人想到所謂富於人情味的人，豈不是指伊藤（石井之誤吧）四郎一類人而言了嗎？”
“人比其他動物在什麽地方、怎麽高出一等，我一點也不明白。”
“同人類相比較，動物是沒有禮貌、不穩重，但他們直到死亡，除了僅有的一點欲望之外，還有什麽要求呢？”
（川崎o·a先生來信摘要）
“但是，如果讓我大膽地說的話，為什麽今天要重提‘惡魔的飽食’呢？戰後巳過了37年——這種說法也許有語病。那麽，今天為何又要舊事重提呢？多少有些令人不快。如果這樣的話，翻開世界曆史來看，戰後巳經過去37年，突然又爆發了下一次戰爭，即使再發生類似‘惡魔的飽食’的情況，也並非怪事。在這個時期，就是現在……我想說的是揭發如此可恥的（本來打算盡量掩蓋的）曆史上的一幕，有點為時太遲了。”
“從搜集秘密撤退的‘石井部隊’的有關資料和信息，直到出版，這一過程是否需要經過漫長的歲月呢？還是森村先生身邊碰巧有願意不惜做出這種努力的人呢！”
“不管怎麽說，到1982年出現了教科書問題、修改憲法問題以及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不久又出現了滿洲國建國紀念碑問題，等等。人們在議論日本右傾化，擔心出現軍國主義化的危險，使人不由得感到某種非常可怕的力量，在我們所不知道的地方開始蠢蠢欲動。在這種情況下出版此類書籍在某種意義說應該是合乎時（宜）的，或者說這是一種巧合吧……”
（多久市j·t先生來信的部分摘要）
（括弧內文字均係作者所加）
另外，在實錄中，對漢語的日語注音，得到了許多人士多方的指教。在此深表謝意。
部分媒體提出批評說“惡魔的飽食”是否是日本共產黨的宣傳品，我想藉此機會說明一下個人的看法。
《惡魔的飽食》發表的媒體是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作為秘書協助我工作的下裏先生是日本共產黨黨員，由此產生了這類批評。我估計在這種批評的背後潛伏著下述情況：
可以說，在日本人那裏存在著對“到處是收容所的蘇聯社會”的陰暗印象，存在著“討厭共產主義”的觀念。的確，目前蘇聯式社會，沒有真正的政治上、思想上和人性上的自由。以武力為後盾的露骨的擴張欲望，以及有關國家的一些不明朗的陰暗麵，令人不能對蘇聯放鬆警惕。它顯示出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際之間的差距。
日蘇關係的曆史和北方領土問題等更促使日本人對蘇聯產生了更壞的印象，不少人把對蘇聯的這種印象和共產主義直接聯繫在一起，把共產主義置於自由和民主主義的對立麵上。
我不打算在這裏論述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也沒有這個任務。那些概念本身有很多不同含義。西歐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之間對民主主義的解釋也不一樣。
本來，共產主義是表示同資本主義相對立的社會經濟結構的一種用語。資本主義立足於私有財產製度和契約自由原則之上，而共產主義思想作為解決資本主義矛盾的辦法提出了建立一個以財產共有為基礎的未來社會。
對此，民主主義主權在國民，作為行使的政治形態，它是同一個君主或獨裁壟斷權力的君主政治或專製主義相對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資本主義危機的結果產生了獨裁政治。雖說有過這樣一段曆史，但是，作為社會經濟結構的共產主義與作為政治形態的民主主義相對的概念產生了混亂。它同對蘇聯式的社會的陰暗印象以及戰前和戰時的反共教育是聯繫在一起，構成了日本人討厭共產主義思想的基礎。
戰時或戰前，隻要一說“赤色”，人們就像細菌一樣感到害怕，從貼上這種標籤的人家的門前經過時，趕緊快步而過。當時，可以說“赤色”成了罪犯或大壞蛋的代名詞。這種思想殘餘至今在日本人中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著。
不少人並不進行深入的思考，隻是覺得討厭。我的秘書是日共黨員，就硬把我和該黨拉扯在一起，把《惡魔的飽食》說成好似該黨的宣傳廣告一樣，令人感到他們企圖利用日本人討厭共產主義的心理。他們知道許多讀者會遠離共產黨的作品，甚至有這樣的情況，他們不惜以執著的態度攻擊因我們的過失而誤用的照片，攻擊的次數大大超過了此書的發行量。
另外，有人認為《惡魔的飽食》為了追蹤日本侵略中最殘忍的場麵，傷害了日本人的自尊心；批判侵略也勢必會影響到人們對體製的選擇（自由主義社會呢，還是社會主義）。而這些會被別國情報戰、謀略戰的戰略所利用。因為情報的破壞力不比武器差；情報戰對於宣傳媒體置於政府控製之下的蘇聯式的社會或獨裁國家來說，是單方麵有利的。自由主義社會的自由是極權主義社會最廉價、無抵抗的而又有效的戰略目標。
的確，在情報戰中，保障國民“知道權利”的自由主義社會和沒有“知道自由”的極權主義社會相比較，處於絕對不利的地位。但是，在報導（思想、言論）自由的情況下，說揭露本國不好的情況，就是傷害了國民的自尊心，甚至會影響到對體製的選擇，這種意見是說不通的。我們為了取得包括思想、言論自由在內的人的基本自由為根基的民主主義，付出了無數的代價。我認為對於能夠保障不隱瞞對本國不利的情況，可以有公布的自由，這種國家體製，不僅不會傷害他們的自尊心，毋寧說是一種自豪。當要人們對不存在報導自由的社會和保障能夠揭發其陰暗麵的自由體製做出選擇時，人們會毫不躊躇地選擇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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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先生在來信中繼續迴憶“馬魯太”暴動的情況，並聯繫到日本民族遭受原子彈轟炸的慘禍說道：“你們對原子彈的爆炸是怎麽想的？可以說全日本被當作‘核武器’的‘馬魯太’和進行實驗的實驗場了。數十萬同胞在轉瞬之間被消滅了，如今仍有許許多多人處在原子彈後遺症的痛苦中。”
此外，住在川崎市的o·a先生和住在多久市的j·t先生提出了下述值得聽取的意見，現將其中的一部分作一介紹：
“在《惡魔的飽食》（第二集）的結尾處有‘拒做動物的宣言’的一節，對這種看法，我無論怎麽想像都是無法贊同的。”
“如果人類把動物視為不如人，並以這種傲慢的思想來指導反核運動的話，那麽，同731部隊對待‘馬魯太’的想法在某些地方就有關聯了。我想我們應注意到人類並非萬物之靈這一點。僅就731部隊而言，正是由於是人，才有可能完全證明人的本身。這樣說，也不過分吧！甚至令人想到所謂富於人情味的人，豈不是指伊藤（石井之誤吧）四郎一類人而言了嗎？”
“人比其他動物在什麽地方、怎麽高出一等，我一點也不明白。”
“同人類相比較，動物是沒有禮貌、不穩重，但他們直到死亡，除了僅有的一點欲望之外，還有什麽要求呢？”
（川崎o·a先生來信摘要）
“但是，如果讓我大膽地說的話，為什麽今天要重提‘惡魔的飽食’呢？戰後巳過了37年——這種說法也許有語病。那麽，今天為何又要舊事重提呢？多少有些令人不快。如果這樣的話，翻開世界曆史來看，戰後巳經過去37年，突然又爆發了下一次戰爭，即使再發生類似‘惡魔的飽食’的情況，也並非怪事。在這個時期，就是現在……我想說的是揭發如此可恥的（本來打算盡量掩蓋的）曆史上的一幕，有點為時太遲了。”
“從搜集秘密撤退的‘石井部隊’的有關資料和信息，直到出版，這一過程是否需要經過漫長的歲月呢？還是森村先生身邊碰巧有願意不惜做出這種努力的人呢！”
“不管怎麽說，到1982年出現了教科書問題、修改憲法問題以及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不久又出現了滿洲國建國紀念碑問題，等等。人們在議論日本右傾化，擔心出現軍國主義化的危險，使人不由得感到某種非常可怕的力量，在我們所不知道的地方開始蠢蠢欲動。在這種情況下出版此類書籍在某種意義說應該是合乎時（宜）的，或者說這是一種巧合吧……”
（多久市j·t先生來信的部分摘要）
（括弧內文字均係作者所加）
另外，在實錄中，對漢語的日語注音，得到了許多人士多方的指教。在此深表謝意。
部分媒體提出批評說“惡魔的飽食”是否是日本共產黨的宣傳品，我想藉此機會說明一下個人的看法。
《惡魔的飽食》發表的媒體是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作為秘書協助我工作的下裏先生是日本共產黨黨員，由此產生了這類批評。我估計在這種批評的背後潛伏著下述情況：
可以說，在日本人那裏存在著對“到處是收容所的蘇聯社會”的陰暗印象，存在著“討厭共產主義”的觀念。的確，目前蘇聯式社會，沒有真正的政治上、思想上和人性上的自由。以武力為後盾的露骨的擴張欲望，以及有關國家的一些不明朗的陰暗麵，令人不能對蘇聯放鬆警惕。它顯示出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際之間的差距。
日蘇關係的曆史和北方領土問題等更促使日本人對蘇聯產生了更壞的印象，不少人把對蘇聯的這種印象和共產主義直接聯繫在一起，把共產主義置於自由和民主主義的對立麵上。
我不打算在這裏論述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也沒有這個任務。那些概念本身有很多不同含義。西歐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之間對民主主義的解釋也不一樣。
本來，共產主義是表示同資本主義相對立的社會經濟結構的一種用語。資本主義立足於私有財產製度和契約自由原則之上，而共產主義思想作為解決資本主義矛盾的辦法提出了建立一個以財產共有為基礎的未來社會。
對此，民主主義主權在國民，作為行使的政治形態，它是同一個君主或獨裁壟斷權力的君主政治或專製主義相對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資本主義危機的結果產生了獨裁政治。雖說有過這樣一段曆史，但是，作為社會經濟結構的共產主義與作為政治形態的民主主義相對的概念產生了混亂。它同對蘇聯式的社會的陰暗印象以及戰前和戰時的反共教育是聯繫在一起，構成了日本人討厭共產主義思想的基礎。
戰時或戰前，隻要一說“赤色”，人們就像細菌一樣感到害怕，從貼上這種標籤的人家的門前經過時，趕緊快步而過。當時，可以說“赤色”成了罪犯或大壞蛋的代名詞。這種思想殘餘至今在日本人中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著。
不少人並不進行深入的思考，隻是覺得討厭。我的秘書是日共黨員，就硬把我和該黨拉扯在一起，把《惡魔的飽食》說成好似該黨的宣傳廣告一樣，令人感到他們企圖利用日本人討厭共產主義的心理。他們知道許多讀者會遠離共產黨的作品，甚至有這樣的情況，他們不惜以執著的態度攻擊因我們的過失而誤用的照片，攻擊的次數大大超過了此書的發行量。
另外，有人認為《惡魔的飽食》為了追蹤日本侵略中最殘忍的場麵，傷害了日本人的自尊心；批判侵略也勢必會影響到人們對體製的選擇（自由主義社會呢，還是社會主義）。而這些會被別國情報戰、謀略戰的戰略所利用。因為情報的破壞力不比武器差；情報戰對於宣傳媒體置於政府控製之下的蘇聯式的社會或獨裁國家來說，是單方麵有利的。自由主義社會的自由是極權主義社會最廉價、無抵抗的而又有效的戰略目標。
的確，在情報戰中，保障國民“知道權利”的自由主義社會和沒有“知道自由”的極權主義社會相比較，處於絕對不利的地位。但是，在報導（思想、言論）自由的情況下，說揭露本國不好的情況，就是傷害了國民的自尊心，甚至會影響到對體製的選擇，這種意見是說不通的。我們為了取得包括思想、言論自由在內的人的基本自由為根基的民主主義，付出了無數的代價。我認為對於能夠保障不隱瞞對本國不利的情況，可以有公布的自由，這種國家體製，不僅不會傷害他們的自尊心，毋寧說是一種自豪。當要人們對不存在報導自由的社會和保障能夠揭發其陰暗麵的自由體製做出選擇時，人們會毫不躊躇地選擇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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