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群體的一股特徵 (二)


    曆史中經常出現的這種集體幻覺的機製曆來如此。這種幻覺似乎具備一切公認的真實性特點,因為它是被成千上萬人觀察到的現象。


    若想反駁以上所言,沒有必要考慮組成群體的個人的智力品質。這種品質無足輕重。從他們成為群體一員之日始,博學之士便和白癡一起失去了觀察能力。


    這個論點似乎說不太通。若想消除人們的疑慮,必須研究大量的曆史事實,即使寫下好幾本書,也不足以達到這個目的。


    但是我不想讓讀者覺得這是些沒有得到證實的主張。因此我要為它舉出幾個實例,它們都是從可以引用的無數事例中隨便挑出來的。


    下麵是個最典型的實例,因為它來自使群體成為犧牲品的集體幻覺。這些群體中的個人,既有最無知的,也有最有學問的。一名海軍上尉朱利安·費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書中偶爾提到了這件事,《科學雜誌》過去也曾加以引用。


    護航艦"貝勒·波拉"號在外海遊大,想尋找到在一場風暴中與它失散的巡洋艦"波索"號。當時正值陽光燦爛的大白天,值勤兵突然發現了有一艘船隻遇難的信號。船員們順著信號指示的方向望去,所有官兵都清楚地看到一隻載滿了人的木筏被發出遇難信號的船拖著。然而這不過是一種集體幻覺。德斯弗斯上將放下一條船去營救遇難者。在接近目標時,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活著的人,他們伸著手,能夠聽到許多混亂的聲音在哀號"。但是在到達目標時,船上的人卻發現自己不過是找到了幾根長滿樹葉的樹枝,它們是從附近海岸漂過來的。在一目了然的事實麵前幻覺才消失了。


    在這個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已經解釋過的集體幻覺的作用機製。一方麵,我們看到一個在期待中觀望的群體,另一方麵是值勤者發現海上有遇難船隻的信號這樣一個暗示。在相互傳染的過程中,這一暗示被當時的全體官兵所接受。


    使眼前發生的事情遭到歪曲,真相被與它無關的幻覺所取代——群體中出現這種情況,不一定需要人數眾多。隻要幾個人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一個群體,就算他們全是博學之士,在他們的專長之外同樣會表現出群體的所有特點。他們每個人所具有的觀察力和批判精神馬上就會消失。敏銳的心理學家達維先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同這裏的問題有關的非常奇妙的例子,最近的《心理學年鑑》提到了這件事。達維先生把一群傑出的觀察家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國最著名的科學家之一華萊士先生。在讓他們審查了物體並根據自己的意願做上標記之後,達維先生當著他們的麵演示精神現象即靈魂現形的過程,並讓他們把它記錄下來。這些傑出觀察家得到的報告全都同意,他們觀察到的現象隻能用超自然的手段獲得。他向他們表示,這不過是簡單的騙術造成的結果。"達維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驚的特點",這份文獻的作者說,"不是騙術本身的神奇,而是外行目擊者所提供的報告的極端虛假"。他說,"顯然,甚至眾多目擊者也會列舉出一些完全錯誤的條件關係,但其結論是,假如他們的描述被認為是正確的,他們所描述的現象便不能用騙術來解釋。達維先生發明的方法非常簡單,人們對他竟敢採用這些方法不免感到吃驚。但是他具有支配群體大腦的能力,他能讓他們相信,他們看到了自己並沒有看到的事情。"這裏我們遇到的仍然是催眠師影響被催眠者的能力。可見,對於頭腦非常嚴謹,事先就要求其抱著懷疑態度的人,這種能力都可以發揮作用,它能輕易讓普通群體上當受騙,也就不足為怪了。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在我寫下這些文字時,報紙上充斥著兩個小女孩在塞納河溺水身亡的報導。五六個目擊者言之鑿鑿地說,他們認出了這兩個孩子。所有的證詞如出一轍,不容預審法官再有任何懷疑。他簽署了死亡證明。但就在為孩子舉行葬禮時,一個偶然的事件使人們發現,本來以為死了的人仍然活著,並且她們和溺水而死的人沒有多少相似之處。就像前麵提到的事例一樣,第一個目擊者本人就是幻覺的犧牲品,他的證詞足以對其他目擊者產生影響。


    在這類事情中,暗示的起點一般都是某個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記憶所產生的幻覺,在這一最初的幻覺得到肯定之後,就會引起相互傳染。如果第一個觀察者非常沒有主見,他相信自己已經辨認出的屍體,有時會呈現出——除了一切真實的相似處之外——一些特徵,譬如一塊傷疤什麽的,或一些讓其他人產生同感的裝束上的細節。由此產生的同感會變成一個肯定過程的核心,它會征服理解力,窒息一切判斷力。觀察者這時看到的不再是客體本身,而是他頭腦中產生的幻象。在舊事重提的報紙所記錄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屍體竟被自己的母親認錯,由此可以得到解釋。從這種現象中,肯定能夠找到我剛才已指出其作用的兩種暗示。


    另一個孩子認出了這個孩子,但他搞錯了。然後又開始了沒有根據的辨認過程。一件不同尋常的事發生了。在同學辨認屍體的第二天,一個婦女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屍體,觀察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額頭上的傷疤。"這肯定是我兒子,"她說,"他去年七月失蹤。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殺害了。"


    這女人是福爾街的看門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了來。問到他時,他說:"那是小費利貝。"住在這條街上的好幾個人,也認出了在拉弗萊特找到的這孩子是費利貝·夏凡德雷,其中有孩子的同學,他所根據的是那孩子佩帶的一枚徽章。


    但是,鄰居、表弟、同學和當媽的全搞錯了。六周後,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確認。他是波爾多人,在那裏被人殺害,又被一夥人運到了巴黎。應當指出,產生這種誤認的經常是婦女和兒童——即最沒有主見的人。他們也向我們表明,這種目擊者在法庭上會有什麽價值。尤其就兒童而言,絕不能拿他們的證詞當真。地方長官慣於說童言無忌。哪怕他們隻有一點基本的心理學修養,他們也會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兒童一直就在撒謊。當然,這是一種無辜的謊言,但它仍然是謊言。正像經常發生的情況那樣,用孩子的證詞來決定被告的命運,還不如用扔錢幣的方式來得合理。


    還是迴到群體的觀察力這個問題上來吧。我們的結論是,他們的集體觀察極可能出錯,大多數時候它所表達的是在傳染過程中影響著同伴的個人幻覺。各種事實都證明,應當明智地認為群體的證詞極不可靠,它甚至能夠達到無以複加的程度。25年前的色當一役,有數千人參與了著名的騎兵進攻,但是麵對那些最為矛盾的目擊者證詞,根本不可能確定誰在指揮這場戰役。英國將軍沃爾斯利爵士在最近的一本書中證明,關於滑鐵盧戰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下最嚴重的事實錯誤——這是一些由數百人證明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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