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情，對於王守仁的打擊極大。但是，王守仁是一個自小就立誌成聖成賢的人。據說，他十二歲時問塾師：“人生第一等大事是什麽？”塾師迴答說：“讀書登第。”當時，王守仁就說：“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受到格竹致病的打擊之後，王守仁繼續尋找成聖的道路。二十七歲時，他相信朱熹的讀書之法，按著朱熹所提倡的讀書法去做，但是卻導致舊病複發。隨後的歲月，他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舉考試之中，並且在一年之後考中進士，步入仕途。這時，對王守仁來說，成聖成賢的欲望肯定在短期內被成為一名優秀官員的想法壓倒。
王守仁雖然曾經有一段時間迷戀於佛、道之學，但是，到弘治十五年（1502）他也漸漸感覺出佛、道之學的不對。那一年，他在杭州虎跑寺見到一位禪僧。他對禪僧說：“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麽？終日眼睜睜看什麽？”正在打坐的僧人睜眼起身。王守仁再問：“有家嗎？”和尚說：“有母親在。”王守仁說：“想念她嗎？”和尚說：“不能不起念！”王守仁對和尚說：“愛親，是人的本性。”僧人流著淚向王守仁道謝，第二天就還俗了。看得出來，到十六世紀初，當初馳騁於古文、沉溺於佛道的王守仁，已經漸漸與這些學問決裂了，而朱子學又不能滿足王守仁成聖成賢的要求，那麽，王守仁隻有通過自己的悟道，才有可能進入新的境界。他的思想的真正轉折點，發生在他被貶為貴州龍場驛驛丞的那一段時間。
正德三年（1508）春，王守仁來到貴州龍場驛。龍場在貴陽西北萬山叢棘之中，環境極為艱苦。當地居住的人多半是苗人，說的話王守仁根本就聽不懂。能與他交談的，也不過是從中原地區流放或亡命於此的人。王守仁剛去的時候，連住的地方也沒有，他便教土人們夯（hāng）土架木，建造住所。由於他具有淵博的知識，附近的土人漸漸依附於他，向他學習。他建造了龍岡書院、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等處所，用以教育當地土人。
當然，王守仁在龍場的最大成就是“龍場悟道”。王守仁在龍場驛，帶著不少隨從。王守仁是一名學者，自有在艱苦環境中坦然處之的涵養。但是，他的隨從們卻一個個病倒了。王守仁被迫自己打柴擔水，做稀飯給隨從們吃。他又擔心他們心情抑鬱，便和他們一起朗誦詩歌，唱唱家鄉的曲子。惟有這樣，隨從們才能稍稍忘記當時的處境。然而，王守仁卻始終在想：“如果是聖人，麵對這種情況，會有什麽辦法呢？”晝夜苦思的王守仁，終於在一個夜夢中豁然開朗，悟得“聖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也就是說，王守仁認識到朱熹所強調的在外物中尋找至理的方法是不適合自己的，每個人應當向自己的內心去尋找“理”。這非常接近王守仁後來提出的“心即理”之說了。這一年，王守仁僅三十七歲。
次年，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題，並以此教學。“知行合一”的命題是針對當時常見的“知而不行”的社會現象而提出來的。但是，這一命題剛剛提出，就受到普遍懷疑。後來他的學生王棟也說：“陽明老先生初講知行合一，辯者紛紛；後講良知，聽者唯唯。”雖然如此，“心即理”與“知行合一”仍是後來王守仁“良知”說的理論前提。正德七年（1512），王守仁正式提出“心即理”、“心外無理”的命題。
正德十四年王守仁平定寧王之叛，對他的學說的傳播帶來巨大的轉機。據說，此前學者們都認定王守仁所講的學說隻是由禪宗裏變化出來的，但是，“王守仁在極短時間內平定了數十年作亂的山賊大寇和寧王的公開叛亂，這時人們才開始佩服他的才能了”。王守仁的語錄《傳習錄》已在弟子徐愛的資助下出版發行，流行起來。王守仁的思想發展也進入了成熟期。
正德十五年（1520），他在贛州講學的時候，正式提出了“致良知”之說，從此以這三個字作為自己講學的宗旨。這三個字，揉合了儒家經典《孟子》中的“良知”與《大學》中的“致知”概念。到這個時候，王陽明已經完全將重點由“格物”轉向了“致知”。王守仁所講的“良知”，是認識的根源、是非的標準。合乎自己良知的，便是正確的。因此，“良知”之外的知識，都是狂妄；“致良知”之外的學說，都是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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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有無之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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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有一次有人請王守仁去講學，便問他：“除良知之外，還有什麽可講的呢？”問話人的意思，是要他講些良知之外的話頭，不要老抱著“致良知”不放。但是，王守仁的迴答是：“除了良知之外，還有什麽可講的呢？”他就是這樣堅持著對自己學說的信念。盡管在朝廷上有許多官員說他提倡的學說是“邪說”、“偽學”，甚至科舉考試中的出題也“以心學為問”，影射王守仁，但是，王守仁對此不予辯駁。他的弟子陸澄想要上疏為王守仁辯解。王守仁對陸澄說：“四方英傑，講學異同，議論紛紛，能辯得過來嗎？”他的泰然自若，進一步影響了他的門人。他的門人徐珊參加會試，麵對影射王陽明學說的策論試題，扔下一句“我豈能昧著良知以媚俗”的話，不答題就出來了。從嘉靖元年到嘉靖六年（1522—1527），王守仁一直在紹興講學，培養了眾多的弟子。從學的門人中除了當地的學者外，江西、湖廣、南直隸等地的學者也往往不遠千裏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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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雖然曾經有一段時間迷戀於佛、道之學，但是，到弘治十五年（1502）他也漸漸感覺出佛、道之學的不對。那一年，他在杭州虎跑寺見到一位禪僧。他對禪僧說：“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麽？終日眼睜睜看什麽？”正在打坐的僧人睜眼起身。王守仁再問：“有家嗎？”和尚說：“有母親在。”王守仁說：“想念她嗎？”和尚說：“不能不起念！”王守仁對和尚說：“愛親，是人的本性。”僧人流著淚向王守仁道謝，第二天就還俗了。看得出來，到十六世紀初，當初馳騁於古文、沉溺於佛道的王守仁，已經漸漸與這些學問決裂了，而朱子學又不能滿足王守仁成聖成賢的要求，那麽，王守仁隻有通過自己的悟道，才有可能進入新的境界。他的思想的真正轉折點，發生在他被貶為貴州龍場驛驛丞的那一段時間。
正德三年（1508）春，王守仁來到貴州龍場驛。龍場在貴陽西北萬山叢棘之中，環境極為艱苦。當地居住的人多半是苗人，說的話王守仁根本就聽不懂。能與他交談的，也不過是從中原地區流放或亡命於此的人。王守仁剛去的時候，連住的地方也沒有，他便教土人們夯（hāng）土架木，建造住所。由於他具有淵博的知識，附近的土人漸漸依附於他，向他學習。他建造了龍岡書院、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等處所，用以教育當地土人。
當然，王守仁在龍場的最大成就是“龍場悟道”。王守仁在龍場驛，帶著不少隨從。王守仁是一名學者，自有在艱苦環境中坦然處之的涵養。但是，他的隨從們卻一個個病倒了。王守仁被迫自己打柴擔水，做稀飯給隨從們吃。他又擔心他們心情抑鬱，便和他們一起朗誦詩歌，唱唱家鄉的曲子。惟有這樣，隨從們才能稍稍忘記當時的處境。然而，王守仁卻始終在想：“如果是聖人，麵對這種情況，會有什麽辦法呢？”晝夜苦思的王守仁，終於在一個夜夢中豁然開朗，悟得“聖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也就是說，王守仁認識到朱熹所強調的在外物中尋找至理的方法是不適合自己的，每個人應當向自己的內心去尋找“理”。這非常接近王守仁後來提出的“心即理”之說了。這一年，王守仁僅三十七歲。
次年，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題，並以此教學。“知行合一”的命題是針對當時常見的“知而不行”的社會現象而提出來的。但是，這一命題剛剛提出，就受到普遍懷疑。後來他的學生王棟也說：“陽明老先生初講知行合一，辯者紛紛；後講良知，聽者唯唯。”雖然如此，“心即理”與“知行合一”仍是後來王守仁“良知”說的理論前提。正德七年（1512），王守仁正式提出“心即理”、“心外無理”的命題。
正德十四年王守仁平定寧王之叛，對他的學說的傳播帶來巨大的轉機。據說，此前學者們都認定王守仁所講的學說隻是由禪宗裏變化出來的，但是，“王守仁在極短時間內平定了數十年作亂的山賊大寇和寧王的公開叛亂，這時人們才開始佩服他的才能了”。王守仁的語錄《傳習錄》已在弟子徐愛的資助下出版發行，流行起來。王守仁的思想發展也進入了成熟期。
正德十五年（1520），他在贛州講學的時候，正式提出了“致良知”之說，從此以這三個字作為自己講學的宗旨。這三個字，揉合了儒家經典《孟子》中的“良知”與《大學》中的“致知”概念。到這個時候，王陽明已經完全將重點由“格物”轉向了“致知”。王守仁所講的“良知”，是認識的根源、是非的標準。合乎自己良知的，便是正確的。因此，“良知”之外的知識，都是狂妄；“致良知”之外的學說，都是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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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有無之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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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有一次有人請王守仁去講學，便問他：“除良知之外，還有什麽可講的呢？”問話人的意思，是要他講些良知之外的話頭，不要老抱著“致良知”不放。但是，王守仁的迴答是：“除了良知之外，還有什麽可講的呢？”他就是這樣堅持著對自己學說的信念。盡管在朝廷上有許多官員說他提倡的學說是“邪說”、“偽學”，甚至科舉考試中的出題也“以心學為問”，影射王守仁，但是，王守仁對此不予辯駁。他的弟子陸澄想要上疏為王守仁辯解。王守仁對陸澄說：“四方英傑，講學異同，議論紛紛，能辯得過來嗎？”他的泰然自若，進一步影響了他的門人。他的門人徐珊參加會試，麵對影射王陽明學說的策論試題，扔下一句“我豈能昧著良知以媚俗”的話，不答題就出來了。從嘉靖元年到嘉靖六年（1522—1527），王守仁一直在紹興講學，培養了眾多的弟子。從學的門人中除了當地的學者外，江西、湖廣、南直隸等地的學者也往往不遠千裏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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