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由此贏得全世界的尊敬。1993年我到埃及拜謁日簽署《開羅宣言》而著名的
米納豪斯飯店，一間寬敞的客廳至今停留在半個世紀前的偉大瞬間。阿拉伯兄弟把
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的照片並排供奉，把他們看做捍衛人類自由的三巨頭。
一個國家的長遠價值，是組成它的每個人的價值。一個人的腳跟隻有站穩祖國
後，才能目光遠大放眼世界。
上個世紀末，我從地球上最偉大的農業國踏實超級大國的直接感受，簡直就象
農民進程。沃爾特。迪斯尼臨終前說：“我天生就是個實驗者，知道現在仍不相信
結局。”
到美國去
藍白顏色的國旗總讓我毛骨悚然
一些有藍白顏色的國旗總讓我觸目驚心毛骨悚然，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大概與
兒時所受的驚嚇有關。1966年抄家時我剛滿5 歲，“覆巢”的原因是打唐朝起列祖
列宗就讀書做官，一直到中華民國我爺爺才斷了官脈。我爺爺秉承家風，尚古好舊，
舉五男五女，全部受過高等教育，其中兩個是美國康奈爾博士，一個英國皇家植物
園碩士，一個在美國，一個在台灣，可都與仕途無緣。
台灣的二姑、美國的二伯一直是我兒時與生俱來背負的沉重胎記。根據我當時
的見識，他們應該像漫畫大字報上的蔣介石、麥克阿瑟那樣在太陽穴貼了狗皮膏藥。
1971年我二伯持加拿大證件繞道北京看望唐氏滿門時，我小學的班主任還反覆教導
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定要對美帝國主義保持革命警惕。”我也暗自狠
下決心，準備像保護辣椒的劉文學那樣和二伯拚個魚死網破，“用實際行動和反動
家庭劃清界限，爭取早日加人紅小兵”。其實我二伯長得一點也不像漫畫上麥克阿
瑟，活脫脫一個中國胖大老頭兒，隻是汗毛比我爸的粗重得多，大概是美帝國主義
茹毛飲血的結果。
白、藍本是清新燦爛的顏色，可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漂亮的
藍、白一旦遭遇紅色成為旗幟，就立刻使我戰戰兢兢。因為國民黨反動派的青天白
日滿地紅和美帝野心狼的星條旗都是這三種顏色的組合。我第一次見識美國國旗是
二伯來信上的恐怖郵票，這些顏色張揚的家信必須經過“片兒警”老王的大手，用
濃重的河南口音念給掃地出門的爺爺聽。這些家信之所以必經捏在警察手裏，全因
為信封右上角的星條旗——革命紅色與藍白的奇異組合。人生的許多第一印象大概
終生難以改變，一直到現在我也很難把海明威、愛迪生、愛因斯坦當做美國人。至
今我對大鬍子、尖下巴、目光炯炯的林肯總統的深厚情感也難以敬愛兩字形容。
海灣戰爭期間，我單人獨騎潛人巴格達，發現美國使館的星條旗躲在圍牆的蛇
腹式電網後於子而立，原來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外，還有其他政治勢力像我們
當年那樣仇恨美國。1993年夏，我第四次赴伊拉克採訪時，美國駐巴格達使館的財
產已拍賣一光，破舊星條旗在風吹日曬下也早已成了名副其實的星條。到2000年我
第五次訪問巴格達時，美國使館圍牆上的星條旗早已不知下落。
在中東，星條旗是各種恐怖組織襲擊的頭號目標，其危險僅次於以色列藍白相
間的大衛星。貝魯特的美國使館早被汽車炸彈炸上天，伊朗、利比亞幹脆就沒有美
國使館。即使在東耶路撒冷，親睹焚燒星條旗亦非難事。戰爭期間，我把五星紅旗
縫在攝影背心上當護身符，屢試不爽。可遠在大洋彼岸的二伯卻總是對五星紅旗在
中東動亂地區對我生命財產的保護力表示懷疑。一天，看n 新聞的二伯突然感
到“頭號強國公民”的神聖使命，硬是把電話從陽光燦爛的加利福尼亞打到硝煙蔽
日的海灣，他要對我的安全提供保護。可惜當時我客居的巴格達馬蒙國際電話局已
被炸成一堆烏鐵，當我收到新華社約旦分社符尉健社長轉來的口信時，我正仰望咆
哮而過的美軍f -15出神，深感星條旗的美國離我如此之遠，又如此之近。
北大畢業那一年，我差一點去了美國
按爺爺的說法，我二伯是他兒女中脾氣最怪的一個，因為二伯屬馬。二伯先後
在南京金陵農學院、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蔬菜育種，發明了許多奇異而有價值的新
品種，還在美國以“唐博士”(dr tng)命名了一種瓜，可他自己卻終生無嗣。為
此，我爺爺一直希望把我過繼給二伯為螟嶺義子，因為我命中“鼠年逢馬，主走四
方”。雖然法律文件上說我1968年就已是美籍華人唐振維的兒子，可我依然捨不得
北京。盡管我整天罵一萬遍北京不好，可我就是離不開它。我出生的祖屋門前的什
剎海，我念過的小學、中學直到北大，全讓我為之驕傲。新華社給我提供了一係列
九死一生的冒險機會，已經讓我飽嚐死亡的刺激和榮譽的美好。我像一隻爬到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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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納豪斯飯店，一間寬敞的客廳至今停留在半個世紀前的偉大瞬間。阿拉伯兄弟把
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的照片並排供奉，把他們看做捍衛人類自由的三巨頭。
一個國家的長遠價值，是組成它的每個人的價值。一個人的腳跟隻有站穩祖國
後，才能目光遠大放眼世界。
上個世紀末，我從地球上最偉大的農業國踏實超級大國的直接感受，簡直就象
農民進程。沃爾特。迪斯尼臨終前說：“我天生就是個實驗者，知道現在仍不相信
結局。”
到美國去
藍白顏色的國旗總讓我毛骨悚然
一些有藍白顏色的國旗總讓我觸目驚心毛骨悚然，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大概與
兒時所受的驚嚇有關。1966年抄家時我剛滿5 歲，“覆巢”的原因是打唐朝起列祖
列宗就讀書做官，一直到中華民國我爺爺才斷了官脈。我爺爺秉承家風，尚古好舊，
舉五男五女，全部受過高等教育，其中兩個是美國康奈爾博士，一個英國皇家植物
園碩士，一個在美國，一個在台灣，可都與仕途無緣。
台灣的二姑、美國的二伯一直是我兒時與生俱來背負的沉重胎記。根據我當時
的見識，他們應該像漫畫大字報上的蔣介石、麥克阿瑟那樣在太陽穴貼了狗皮膏藥。
1971年我二伯持加拿大證件繞道北京看望唐氏滿門時，我小學的班主任還反覆教導
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定要對美帝國主義保持革命警惕。”我也暗自狠
下決心，準備像保護辣椒的劉文學那樣和二伯拚個魚死網破，“用實際行動和反動
家庭劃清界限，爭取早日加人紅小兵”。其實我二伯長得一點也不像漫畫上麥克阿
瑟，活脫脫一個中國胖大老頭兒，隻是汗毛比我爸的粗重得多，大概是美帝國主義
茹毛飲血的結果。
白、藍本是清新燦爛的顏色，可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漂亮的
藍、白一旦遭遇紅色成為旗幟，就立刻使我戰戰兢兢。因為國民黨反動派的青天白
日滿地紅和美帝野心狼的星條旗都是這三種顏色的組合。我第一次見識美國國旗是
二伯來信上的恐怖郵票，這些顏色張揚的家信必須經過“片兒警”老王的大手，用
濃重的河南口音念給掃地出門的爺爺聽。這些家信之所以必經捏在警察手裏，全因
為信封右上角的星條旗——革命紅色與藍白的奇異組合。人生的許多第一印象大概
終生難以改變，一直到現在我也很難把海明威、愛迪生、愛因斯坦當做美國人。至
今我對大鬍子、尖下巴、目光炯炯的林肯總統的深厚情感也難以敬愛兩字形容。
海灣戰爭期間，我單人獨騎潛人巴格達，發現美國使館的星條旗躲在圍牆的蛇
腹式電網後於子而立，原來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外，還有其他政治勢力像我們
當年那樣仇恨美國。1993年夏，我第四次赴伊拉克採訪時，美國駐巴格達使館的財
產已拍賣一光，破舊星條旗在風吹日曬下也早已成了名副其實的星條。到2000年我
第五次訪問巴格達時，美國使館圍牆上的星條旗早已不知下落。
在中東，星條旗是各種恐怖組織襲擊的頭號目標，其危險僅次於以色列藍白相
間的大衛星。貝魯特的美國使館早被汽車炸彈炸上天，伊朗、利比亞幹脆就沒有美
國使館。即使在東耶路撒冷，親睹焚燒星條旗亦非難事。戰爭期間，我把五星紅旗
縫在攝影背心上當護身符，屢試不爽。可遠在大洋彼岸的二伯卻總是對五星紅旗在
中東動亂地區對我生命財產的保護力表示懷疑。一天，看n 新聞的二伯突然感
到“頭號強國公民”的神聖使命，硬是把電話從陽光燦爛的加利福尼亞打到硝煙蔽
日的海灣，他要對我的安全提供保護。可惜當時我客居的巴格達馬蒙國際電話局已
被炸成一堆烏鐵，當我收到新華社約旦分社符尉健社長轉來的口信時，我正仰望咆
哮而過的美軍f -15出神，深感星條旗的美國離我如此之遠，又如此之近。
北大畢業那一年，我差一點去了美國
按爺爺的說法，我二伯是他兒女中脾氣最怪的一個，因為二伯屬馬。二伯先後
在南京金陵農學院、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蔬菜育種，發明了許多奇異而有價值的新
品種，還在美國以“唐博士”(dr tng)命名了一種瓜，可他自己卻終生無嗣。為
此，我爺爺一直希望把我過繼給二伯為螟嶺義子，因為我命中“鼠年逢馬，主走四
方”。雖然法律文件上說我1968年就已是美籍華人唐振維的兒子，可我依然捨不得
北京。盡管我整天罵一萬遍北京不好，可我就是離不開它。我出生的祖屋門前的什
剎海，我念過的小學、中學直到北大，全讓我為之驕傲。新華社給我提供了一係列
九死一生的冒險機會，已經讓我飽嚐死亡的刺激和榮譽的美好。我像一隻爬到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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