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為什麽不舉手?”
同康生打交道，已經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全會期間，他們也曾有交鋒。陳少敏對身居高位的他並不懼怕。她迴答說：“這是我的權利。”
聲音雖然不高，卻足以令人震撼了。
陳少敏的態度，令不少關心她的人擔心，特別是在她身邊工作的同誌。司機項懷璽至今還記得很清楚，散會那天，他去接陳大姐，見她臉色很難看，就問：“大姐，你不舒服?”
“不是。今天開會開除劉少奇的黨籍，我不同意。”
批判劉少奇，項懷璽是知道的，但他沒想到劉少奇戴那麽大的三頂帽子。
“我沒舉手。”
項懷璽害怕，因為這是中央的全會，不能有不同意見啊!
“你不舉手，他們……”
陳少敏還是那句話：“這是我的權利。”
……
是的，中央委員在會上表示自己的意見，確實是她的權利。但在是非顛倒的歲月裏，正當的權利會被剝奪或自我剝奪，會被視為異端，也會帶來厄運。
長達18天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她始終不表態。
她得到的評價是：政治覺悟還不如農村老太太高。
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說法，擴大的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是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大好形勢下召開的。除台灣省外，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相繼奪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在這個大好形勢下，召開全會，解決中央的問題不正是大好時機嗎?
可是，原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被定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等罪名的占總數的71%。中央委員不夠半數，無法開全會。但是，後來又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了10人，就過了半數。把“中央文革”
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等，都“擴大”進來，總數達到133人，“人多議論多，熱氣高”，會議還能開不好嗎!
陳少敏是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是會議的當然代表。然而開會的前一天，她還沒有接到任何通知，甚至是一點消息都不知道。
她怎麽能知道呢!從1967年開始，她就成了受衝擊的對象。扣在她頭上的帽子很多，什麽“劉少奇在全國總工會的代理人”，“中原突圍時的叛徒頭子”等等。在全總機關挨批鬥，還拉到中山公園音樂堂去坐“噴氣式”……
這樣一個“黑幫分子”，還能讓她參加黨的中央全會嗎?——這是當時造反派的邏輯。
周恩來總理想到了她。當他發現報到名單上沒有陳少敏的名字後，就派中央辦公廳的人到中華全國總工會去問明情況。
掛著軍用車牌號的北京吉普來到複興門外的全總大樓時，得到的答覆是：陳少敏是叛徒，不能讓她參加中央的會議。
中央辦公廳的人說，會議馬上就要開了，周總理要我們來問情況、送通知的。
接待的人沒有辦法，隻好把扣壓的通知交給了陳少敏。
造反派還是不同意她去開會。但胳膊扭不過大腿，在中央辦公廳的催促下，他們還是放行了。
陳少敏後來迴憶說：當我拄著拐杖走進人民大會堂時，全會就要開始了。周總理叫我的名字，我答了一聲到!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強調指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全會圍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問題，展開“討論”。名曰“討論”，實際上是對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同誌進行分組圍攻。
陳少敏一言不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她由不了解情況想跟上“偉大戰略部署”，到懷疑、牴觸甚至反對，經曆了痛苦的思想曆程。上一次(八屆十一中全會時)，傳達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她才明白這場運動要打倒劉少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陳少敏很憤懣。她從理智上到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劉少奇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說法。她用特殊的方式，進行了一係列的鬥爭。
開會休息時，她有意坐在劉少奇身邊，同他談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想以此安慰少奇同誌。劉少奇很理解這種心情，對陳少敏和其他表示同情的同誌說：“錯誤與同誌們無關，我一個人負責，請大家放心。”
十一中全會散會後，全國總工會的一些同誌到陳少敏家中，想請她談談十一中全會的“內部情況”。她告訴同誌們，少奇挨批是真的。說著說著，眼淚順著飽經風霜的臉直往下流。她想不通，她有意見，她甚至說：“隻要林彪一個，別的都不要了……”
後來不知怎麽迴事，她流淚的消息傳了出去，“她是劉少奇黑線上的重要人物”這一帽子，又有了新的材料。
不管怎麽批判和圍攻，陳少敏拒不寫揭發劉少奇的任何材料，對來要材料的造反派說：“劉少奇同誌不是中國的赫魯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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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康生打交道，已經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全會期間，他們也曾有交鋒。陳少敏對身居高位的他並不懼怕。她迴答說：“這是我的權利。”
聲音雖然不高，卻足以令人震撼了。
陳少敏的態度，令不少關心她的人擔心，特別是在她身邊工作的同誌。司機項懷璽至今還記得很清楚，散會那天，他去接陳大姐，見她臉色很難看，就問：“大姐，你不舒服?”
“不是。今天開會開除劉少奇的黨籍，我不同意。”
批判劉少奇，項懷璽是知道的，但他沒想到劉少奇戴那麽大的三頂帽子。
“我沒舉手。”
項懷璽害怕，因為這是中央的全會，不能有不同意見啊!
“你不舉手，他們……”
陳少敏還是那句話：“這是我的權利。”
……
是的，中央委員在會上表示自己的意見，確實是她的權利。但在是非顛倒的歲月裏，正當的權利會被剝奪或自我剝奪，會被視為異端，也會帶來厄運。
長達18天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她始終不表態。
她得到的評價是：政治覺悟還不如農村老太太高。
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說法，擴大的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是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大好形勢下召開的。除台灣省外，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相繼奪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在這個大好形勢下，召開全會，解決中央的問題不正是大好時機嗎?
可是，原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被定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等罪名的占總數的71%。中央委員不夠半數，無法開全會。但是，後來又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了10人，就過了半數。把“中央文革”
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等，都“擴大”進來，總數達到133人，“人多議論多，熱氣高”，會議還能開不好嗎!
陳少敏是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是會議的當然代表。然而開會的前一天，她還沒有接到任何通知，甚至是一點消息都不知道。
她怎麽能知道呢!從1967年開始，她就成了受衝擊的對象。扣在她頭上的帽子很多，什麽“劉少奇在全國總工會的代理人”，“中原突圍時的叛徒頭子”等等。在全總機關挨批鬥，還拉到中山公園音樂堂去坐“噴氣式”……
這樣一個“黑幫分子”，還能讓她參加黨的中央全會嗎?——這是當時造反派的邏輯。
周恩來總理想到了她。當他發現報到名單上沒有陳少敏的名字後，就派中央辦公廳的人到中華全國總工會去問明情況。
掛著軍用車牌號的北京吉普來到複興門外的全總大樓時，得到的答覆是：陳少敏是叛徒，不能讓她參加中央的會議。
中央辦公廳的人說，會議馬上就要開了，周總理要我們來問情況、送通知的。
接待的人沒有辦法，隻好把扣壓的通知交給了陳少敏。
造反派還是不同意她去開會。但胳膊扭不過大腿，在中央辦公廳的催促下，他們還是放行了。
陳少敏後來迴憶說：當我拄著拐杖走進人民大會堂時，全會就要開始了。周總理叫我的名字，我答了一聲到!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強調指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全會圍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問題，展開“討論”。名曰“討論”，實際上是對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同誌進行分組圍攻。
陳少敏一言不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她由不了解情況想跟上“偉大戰略部署”，到懷疑、牴觸甚至反對，經曆了痛苦的思想曆程。上一次(八屆十一中全會時)，傳達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她才明白這場運動要打倒劉少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陳少敏很憤懣。她從理智上到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劉少奇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說法。她用特殊的方式，進行了一係列的鬥爭。
開會休息時，她有意坐在劉少奇身邊，同他談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想以此安慰少奇同誌。劉少奇很理解這種心情，對陳少敏和其他表示同情的同誌說：“錯誤與同誌們無關，我一個人負責，請大家放心。”
十一中全會散會後，全國總工會的一些同誌到陳少敏家中，想請她談談十一中全會的“內部情況”。她告訴同誌們，少奇挨批是真的。說著說著，眼淚順著飽經風霜的臉直往下流。她想不通，她有意見，她甚至說：“隻要林彪一個，別的都不要了……”
後來不知怎麽迴事，她流淚的消息傳了出去，“她是劉少奇黑線上的重要人物”這一帽子，又有了新的材料。
不管怎麽批判和圍攻，陳少敏拒不寫揭發劉少奇的任何材料，對來要材料的造反派說：“劉少奇同誌不是中國的赫魯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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