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震林留在會上，他的氣沒有消，也不可能消，說話的口氣依舊：“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了三次。哭都沒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
“我也哭過幾次。”
譚震林拍著手裏的皮包，說：“從井岡山到現在，你們檢查一下，我哪一點反對毛主席!”
謝富治說：“是啊，是啊。我們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黨的利益出發。”
“我不是為自己，是為整個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譚震林把謝富治頂了個啞口無言。
李先念接著說：“就是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地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麽大串聯，老幹部統統被打倒了!”
周恩來對康生說：“這麽大的問題，你們也不打個招唿，送給我們看看。”
康生說：“我不知道，我沒有看。”
周恩來又問陳伯達：“你看過沒有?”
陳伯達忙說：“我也沒有看。”
他們所說的《紅旗》13期社論，題為《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其主要精神是：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採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這篇社論發表前，陳伯達、康生都看過。見到老同誌們如此激烈地反對這篇社論，他們又都改口說沒看過。
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是他們這類政客慣用的伎倆。
譚震林的思路，隨著李先念的話題扯到了瞞著中央批發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他說：“10月5日的緊急指示是什麽?我看消極麵是主要的!”
……
問題越扯越多，話越說越長，當時在場的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人隻是低頭記錄。他們也沒有見到過這樣的場麵。
本來預定研究的“抓革命，促生產”的議題也隻好作罷。……
從緊跟到低觸再到抗爭，譚震林經
曆痛苦的思想鬥爭，決定要公開反擊。
譚老闆因“二月逆流”而聲名大震。
說起二月抗爭，筆者訪問過的幾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伸起大拇指，說譚老闆同江青反革命集團鬥爭是“這個”!
是的，聽聽懷仁堂裏“就是砍頭坐牢也要鬥爭到底!”的鏗鏘之聲，你就不得不佩服這個人物。
然而，譚老闆為什麽會這樣幹?他為什麽敢這樣幹?這其中有多少必然的因素?又有多少偶然的因素?“文化大革命”以來他的思想脈絡是怎樣的?都是人們關注的問題。
為了解開這其中的謎，筆者曾經往返於北京的小胡同、上海的大馬路，尋找一個又一個的知情人士，終於有了一些感性的認識，弄清了譚老闆在此前後的言行及思想軌跡。
假如說，譚老闆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反對這場史無前例的大動亂，那不是曆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譚老闆本人也反對這種說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剛剛點燃的時候，譚老闆和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並不了解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真正意圖，也沒料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權勢會那麽迅速地膨脹並禍國殃民。他們出於對毛澤東的尊敬和崇拜，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與毛澤東的講話、指示合拍。那段時間裏，他們的確是在“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投身在這場“反修防修，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來。
對此，譚震林曾經說過，剛開始，我們不了解主席的態度，“文化大革命”搞到什麽程度，要達到什麽目的。對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的所作所為看不慣，但也不好多說什麽，因為我們弄不清是毛主席的意圖，還是他們自作主張。
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向大專院校派工作組的時候，譚震林也曾決定向農業口所屬院校派工作組。
“紅衛兵”大串聯，到北京接受毛澤東檢閱的時候，譚震林曾經跟隨周恩來、李富春等同誌接待過來京的外地“紅衛兵”。
北京農業大學，農業機械學院等大專院校的運動開展起來後，譚震林曾經到學校看大字報，同“造反”的學生談話。
在林彪的主持下，譚震林曾經參與討論、研究、製定了《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等文件。
……
應該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積極參加，並且按照自己的理解來搞這場運動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曆史過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得勢也是一個曆史過程。
因而，人們認識到他們的反動麵目也需要一個過程。
至於認識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那就更是艱難而複雜的甚至是痛苦的過程了。
麵對大字報鋪天蓋地，學校停課，工廠停產的局麵，譚老闆的疑慮越來越深。他是分管農業口的副總理、書記處書記，如果農村都造起反來，8億人口的吃飯就成了大問題。他找到剛到中央不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陶鑄，訴說心中的疑慮。在陶鑄的支持下，經請示毛澤東、周恩來，他們起草了“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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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哭過幾次。”
譚震林拍著手裏的皮包，說：“從井岡山到現在，你們檢查一下，我哪一點反對毛主席!”
謝富治說：“是啊，是啊。我們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黨的利益出發。”
“我不是為自己，是為整個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譚震林把謝富治頂了個啞口無言。
李先念接著說：“就是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地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麽大串聯，老幹部統統被打倒了!”
周恩來對康生說：“這麽大的問題，你們也不打個招唿，送給我們看看。”
康生說：“我不知道，我沒有看。”
周恩來又問陳伯達：“你看過沒有?”
陳伯達忙說：“我也沒有看。”
他們所說的《紅旗》13期社論，題為《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其主要精神是：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採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這篇社論發表前，陳伯達、康生都看過。見到老同誌們如此激烈地反對這篇社論，他們又都改口說沒看過。
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是他們這類政客慣用的伎倆。
譚震林的思路，隨著李先念的話題扯到了瞞著中央批發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他說：“10月5日的緊急指示是什麽?我看消極麵是主要的!”
……
問題越扯越多，話越說越長，當時在場的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人隻是低頭記錄。他們也沒有見到過這樣的場麵。
本來預定研究的“抓革命，促生產”的議題也隻好作罷。……
從緊跟到低觸再到抗爭，譚震林經
曆痛苦的思想鬥爭，決定要公開反擊。
譚老闆因“二月逆流”而聲名大震。
說起二月抗爭，筆者訪問過的幾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伸起大拇指，說譚老闆同江青反革命集團鬥爭是“這個”!
是的，聽聽懷仁堂裏“就是砍頭坐牢也要鬥爭到底!”的鏗鏘之聲，你就不得不佩服這個人物。
然而，譚老闆為什麽會這樣幹?他為什麽敢這樣幹?這其中有多少必然的因素?又有多少偶然的因素?“文化大革命”以來他的思想脈絡是怎樣的?都是人們關注的問題。
為了解開這其中的謎，筆者曾經往返於北京的小胡同、上海的大馬路，尋找一個又一個的知情人士，終於有了一些感性的認識，弄清了譚老闆在此前後的言行及思想軌跡。
假如說，譚老闆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反對這場史無前例的大動亂，那不是曆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譚老闆本人也反對這種說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剛剛點燃的時候，譚老闆和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並不了解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真正意圖，也沒料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權勢會那麽迅速地膨脹並禍國殃民。他們出於對毛澤東的尊敬和崇拜，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與毛澤東的講話、指示合拍。那段時間裏，他們的確是在“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投身在這場“反修防修，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來。
對此，譚震林曾經說過，剛開始，我們不了解主席的態度，“文化大革命”搞到什麽程度，要達到什麽目的。對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的所作所為看不慣，但也不好多說什麽，因為我們弄不清是毛主席的意圖，還是他們自作主張。
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向大專院校派工作組的時候，譚震林也曾決定向農業口所屬院校派工作組。
“紅衛兵”大串聯，到北京接受毛澤東檢閱的時候，譚震林曾經跟隨周恩來、李富春等同誌接待過來京的外地“紅衛兵”。
北京農業大學，農業機械學院等大專院校的運動開展起來後，譚震林曾經到學校看大字報，同“造反”的學生談話。
在林彪的主持下，譚震林曾經參與討論、研究、製定了《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等文件。
……
應該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積極參加，並且按照自己的理解來搞這場運動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曆史過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得勢也是一個曆史過程。
因而，人們認識到他們的反動麵目也需要一個過程。
至於認識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那就更是艱難而複雜的甚至是痛苦的過程了。
麵對大字報鋪天蓋地，學校停課，工廠停產的局麵，譚老闆的疑慮越來越深。他是分管農業口的副總理、書記處書記，如果農村都造起反來，8億人口的吃飯就成了大問題。他找到剛到中央不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陶鑄，訴說心中的疑慮。在陶鑄的支持下，經請示毛澤東、周恩來，他們起草了“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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