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然在我離開加油站不久就下了起來。這場雨下得有些稀疏，雨點卻顯得格外大和響，一滴一滴砸落在擋風玻璃上，然後在灰塵中炸開。刮雨器費勁地來迴搖晃著，使玻璃表麵蒙上了一層膠狀泥漿。此刻，我的心情倒是平靜下來了，甚至產生了一種聽天由命、隨遇而安的祥和感。吃下去的藥還真管用，腸胃居然不再像先前那樣痛了，隻是小腹還有些脹氣，並伴隨著某種難以確定具體位置的隱痛。這條路上車輛不多，我加快了車速，看看時針，猜想若無意外，八點鍾之前趕到樊城應該沒有什麽大問題吧。
這是我第二次來樊城。第一次還是在十年前，那時我才二十六歲，正是一生中最荒唐的季節，周圍繁花似錦，前途歧路叢生。根據省教委“關於青年教師下基層鍛鍊”的指示，我們一行四人被學院派往樊城渡口中學支教，除我以外，其他三位均為女生，我理所當然被指定為這個“支教”小組的組長。我在大學學的是古箏古琴專業，小車是二胡專業，小馬是鋼琴專業，小潘是從另外一所大學畢業分配到我們學院的，在文化基礎部擔任馬列教員。渡口中學在樊城隻能算是一座普通中學，但它的音樂和美術特長班卻辦得不錯，在當地很有影響，每年春天他們把特長班的學生帶往省城參加聯考，每年都會有一些孩子考上北京、上海、武漢和西安等地的音樂、美術學院。等我們去了後才發現，學校的硬體設施遠遠跟不上生源快速擴展的要求，比方說，全校隻有五台破舊的缺乏維修和保養的珠江牌鋼琴，其中三台的琴鍵都有不同程度的壞損，也沒有一間正規的琴房，沒有一麵牆壁是隔音的，學生練琴必須持證排隊，而且還隻能在課外活動與晚自習期間練習，以免影響其他人。
學校安排我們四人住在一套由教室改造成的宿舍裏，從大門進去，過道改造成了廚房，兩間寢室，我獨占一間小的，她們三人住另外一件稍大的。說實話，我們對這樣的住宿條件已經很滿意了，因為我們學院的青年教師大多還在住集體宿舍呢。女孩子們愛整潔，在她們的收拾下，沒幾天，這個“家”就被整理得很有些溫馨的意思了。我很喜歡，很快就有了一種樂不思蜀的感覺。
在我來之前，渡口中學沒有一個古箏學生，倒是有幾個學二胡、竹笛的，絕大多數都在學鋼琴或小提琴，在普通人眼裏，那才算是比較正宗的樂器。那幾年，民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比誰都清楚，古箏是沒有多大前途的，譬如我，若非小時候被父母引導著誤入歧途，我才懶得學這種勞什子的樂器呢。我一直覺得那個狀如棺木的琴盒本身就像是一種不詳之兆，而且怎麽看怎麽像。可是，眼下我還得爭取必需的課程量，不然，為期一年的“支教”結束了，我拿什麽去參加上級主管部門的評審考核呢？我先開了段時間的視唱練耳和樂理課程，趁校領導表揚我工作認真的機會提出了我的想法，我建議他們麵向社會招收一些古箏學員，理由是這樂器學起來容易，很快就能初見成效，利用節假日上課，既能發揮我的專長，同時也可以為學校創點收。校長一聽見“創收”二字便來了勁，拍著我的肩膀說道，沒有想到小張老師還能替我們學校著想，真難得，你的建議很好啊，我下去和其他同誌商量後再通知你吧。
兩周後，古箏班就開辦了起來。學員來自各行各業，既有在校學生，又有社會上的待業青年或各類音樂愛好者。首期古箏班招收了十八名學員。朱鵑就是其中的一位。
朱鵑第一次出現在教室裏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屬於那種天賦不夠卻極有恆心和意誌的女孩，五官端正，皮膚白皙，留著齊耳短發。彈琴的時候脖子梗得老長老長的，每當撥動琴弦時，身體隨指法側轉，搖擺，仿佛風中楊柳，煞是好看。我從基本指法入手，慢慢教學員們演奏一些曲目，從《漢宮秋月》到《蕉窗夜雨》等，很快就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四個月後，我從班上挑選出八名學員參加了樊城的一次文藝公演，她們合奏的《慶豐年》博得了觀眾們熱烈的掌聲。演出結束後的一天下午，朱鵑來寢室找我，懷裏抱著一大捧鮮花，說是獻給我的。我記得那天是個周末，與我同宿舍的三個女孩都迴學院去了（她們每個周末都要迴省城，而我得利用周末上課），房間裏隻剩下了我一人。我接受了她的鮮花，和她東扯西拉地閑聊，到了晚飯時間，朱鵑出去了一下，迴來時像變戲法似地從拎在手裏的塑膠袋裏掏出一坨滷牛肉、兩條剖好洗淨的鯽魚和一顆大白菜，我這才想起她進門時放在門邊的那隻黑色塑膠袋，原來她是有備而來的。不用出去了，我很會做菜的，她笑道，保管你吃了說好。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朱鵑切白菜時，左手無名指頭被菜刀劃破了，不過，隻是道很淺的口子，滲出了少量的血跡。我幫她作了清洗，又將她頎長的手指含在嘴裏吮吸。那時候，她沒有血腥氣，我覺得非常甜蜜。
有天傍晚，我迴寢室拿備課本準備去朱鵑那裏，打開房門，看見一個陌生的女孩正蹲在過道上擇菜，嘴裏還在哼唱著一支曲子。沒等我問她是誰，她先大方地自我介紹道，“我是小潘的同學，楊芬，來樊城看望她的，你是張望吧？”我點頭道，“是的，我是張望，你從哪裏來？”她說武漢啊，我是××中學的老師，我們學校組織秋遊，我覺得沒意思，就跑到你們這裏來了。歡迎啊，不過樊城好玩的地方可不多，我笑道，怎麽你們學校現在才秋遊啊，都快冬天了呢。楊芬沒有迴答，她問我晚上在哪兒吃飯，我說出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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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第二次來樊城。第一次還是在十年前，那時我才二十六歲，正是一生中最荒唐的季節，周圍繁花似錦，前途歧路叢生。根據省教委“關於青年教師下基層鍛鍊”的指示，我們一行四人被學院派往樊城渡口中學支教，除我以外，其他三位均為女生，我理所當然被指定為這個“支教”小組的組長。我在大學學的是古箏古琴專業，小車是二胡專業，小馬是鋼琴專業，小潘是從另外一所大學畢業分配到我們學院的，在文化基礎部擔任馬列教員。渡口中學在樊城隻能算是一座普通中學，但它的音樂和美術特長班卻辦得不錯，在當地很有影響，每年春天他們把特長班的學生帶往省城參加聯考，每年都會有一些孩子考上北京、上海、武漢和西安等地的音樂、美術學院。等我們去了後才發現，學校的硬體設施遠遠跟不上生源快速擴展的要求，比方說，全校隻有五台破舊的缺乏維修和保養的珠江牌鋼琴，其中三台的琴鍵都有不同程度的壞損，也沒有一間正規的琴房，沒有一麵牆壁是隔音的，學生練琴必須持證排隊，而且還隻能在課外活動與晚自習期間練習，以免影響其他人。
學校安排我們四人住在一套由教室改造成的宿舍裏，從大門進去，過道改造成了廚房，兩間寢室，我獨占一間小的，她們三人住另外一件稍大的。說實話，我們對這樣的住宿條件已經很滿意了，因為我們學院的青年教師大多還在住集體宿舍呢。女孩子們愛整潔，在她們的收拾下，沒幾天，這個“家”就被整理得很有些溫馨的意思了。我很喜歡，很快就有了一種樂不思蜀的感覺。
在我來之前，渡口中學沒有一個古箏學生，倒是有幾個學二胡、竹笛的，絕大多數都在學鋼琴或小提琴，在普通人眼裏，那才算是比較正宗的樂器。那幾年，民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比誰都清楚，古箏是沒有多大前途的，譬如我，若非小時候被父母引導著誤入歧途，我才懶得學這種勞什子的樂器呢。我一直覺得那個狀如棺木的琴盒本身就像是一種不詳之兆，而且怎麽看怎麽像。可是，眼下我還得爭取必需的課程量，不然，為期一年的“支教”結束了，我拿什麽去參加上級主管部門的評審考核呢？我先開了段時間的視唱練耳和樂理課程，趁校領導表揚我工作認真的機會提出了我的想法，我建議他們麵向社會招收一些古箏學員，理由是這樂器學起來容易，很快就能初見成效，利用節假日上課，既能發揮我的專長，同時也可以為學校創點收。校長一聽見“創收”二字便來了勁，拍著我的肩膀說道，沒有想到小張老師還能替我們學校著想，真難得，你的建議很好啊，我下去和其他同誌商量後再通知你吧。
兩周後，古箏班就開辦了起來。學員來自各行各業，既有在校學生，又有社會上的待業青年或各類音樂愛好者。首期古箏班招收了十八名學員。朱鵑就是其中的一位。
朱鵑第一次出現在教室裏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屬於那種天賦不夠卻極有恆心和意誌的女孩，五官端正，皮膚白皙，留著齊耳短發。彈琴的時候脖子梗得老長老長的，每當撥動琴弦時，身體隨指法側轉，搖擺，仿佛風中楊柳，煞是好看。我從基本指法入手，慢慢教學員們演奏一些曲目，從《漢宮秋月》到《蕉窗夜雨》等，很快就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四個月後，我從班上挑選出八名學員參加了樊城的一次文藝公演，她們合奏的《慶豐年》博得了觀眾們熱烈的掌聲。演出結束後的一天下午，朱鵑來寢室找我，懷裏抱著一大捧鮮花，說是獻給我的。我記得那天是個周末，與我同宿舍的三個女孩都迴學院去了（她們每個周末都要迴省城，而我得利用周末上課），房間裏隻剩下了我一人。我接受了她的鮮花，和她東扯西拉地閑聊，到了晚飯時間，朱鵑出去了一下，迴來時像變戲法似地從拎在手裏的塑膠袋裏掏出一坨滷牛肉、兩條剖好洗淨的鯽魚和一顆大白菜，我這才想起她進門時放在門邊的那隻黑色塑膠袋，原來她是有備而來的。不用出去了，我很會做菜的，她笑道，保管你吃了說好。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朱鵑切白菜時，左手無名指頭被菜刀劃破了，不過，隻是道很淺的口子，滲出了少量的血跡。我幫她作了清洗，又將她頎長的手指含在嘴裏吮吸。那時候，她沒有血腥氣，我覺得非常甜蜜。
有天傍晚，我迴寢室拿備課本準備去朱鵑那裏，打開房門，看見一個陌生的女孩正蹲在過道上擇菜，嘴裏還在哼唱著一支曲子。沒等我問她是誰，她先大方地自我介紹道，“我是小潘的同學，楊芬，來樊城看望她的，你是張望吧？”我點頭道，“是的，我是張望，你從哪裏來？”她說武漢啊，我是××中學的老師，我們學校組織秋遊，我覺得沒意思，就跑到你們這裏來了。歡迎啊，不過樊城好玩的地方可不多，我笑道，怎麽你們學校現在才秋遊啊，都快冬天了呢。楊芬沒有迴答，她問我晚上在哪兒吃飯，我說出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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