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採在悽苦和精神錯亂中過完了自己的餘生。去世以後,他的哲學才受到人們的重視,他的權力意誌哲學和超人哲學對德國社會乃至世界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赴前線的德國士兵的背包中有兩本書是最常見的,一本是《聖經》,另一本是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尼采的強權思想對希特勒的影響也是眾所周知的,其中有一句格言為希特勒終生恪守:“強人的格言,別理會!讓他們去唏噓!奪取吧!我請你隻管奪取!”尼采和希特勒都是狂妄自大的人,所不同的是,尼采的瘋狂是學者型的,隻停留在口頭和字麵上;而希特勒是一位實踐者,他把前者的思想付諸於實際行動。


    無論如何,尼采思想是現代思想的一座巍然聳立的裏程碑。在尼採去世後的一個世紀中,他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如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裏爾克、赫塞、托瑪斯·曼、史蒂芬·喬治、蕭伯納、紀德和薩特這樣一些著名的思想家。


    存在主義之父海德格爾


    1945年,精神幾乎接近崩潰的原弗萊堡大學校長、著名的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神情沮喪地坐在被告席上,傾聽著“清除納粹化委員會”提交的一份有關他在納粹期間所作所為的總結報告。經過一係列長時間的聽證會,弗萊堡大學最終作出了一個嚴厲的裁決:剝奪海德格爾在大學授課的權利,取消名譽教授的頭銜,但仍允許參加大學的其他活動。從根本上說,海德格爾的教學生涯從此結束了,連同他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納粹思想一起,被塵封到曆史的記憶之中。


    海德格爾(1889—1976年)是西方哲學史上一位有獨創性的、影響廣泛的思想家。在20世紀上半期,他的名字幾乎就是哲學的代名詞。


    海德格爾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他從小就對哲學有濃厚的興趣,而且表現出了在哲學上的早熟和天賦。在18歲的一天,海德格爾從一個鄉村牧師手中借到了一本題為《論存在在亞裏士多德那裏的多重含義》的書,立刻迷上了它。由此,便產生了20世紀以來最激動人心的思想。這個讓年輕的海德格爾如此著迷的問題,就是“存在是什麽”。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困擾了不知多少位哲學家,但海德格爾希望自己能給它一個解答。


    1909年,海德格爾來到了弗萊堡大學學習神學。他馬上發現神學是一門枯燥無味的學問,而哲學對他卻有無比強烈的吸引力。當時,胡塞爾的現象學正在學術界興起,海德格爾馬上對它產生了很濃的興趣。胡塞爾的兩卷本哲學巨著《邏輯研究》也成了他反覆閱讀的案頭必備書。不久,海德格爾決定放棄神學學習,轉攻哲學。


    在以後的日子裏,海德格爾大量閱讀了尼采、克爾凱戈爾、陀思妥耶夫斯基、謝林、黑格爾、狄爾泰等哲學家的著作;廣泛地了解了當時數學和自然科學的成果。在此過程中,海德格爾受到了李凱爾特、舍勒等人的影響,並完全接受了胡塞爾的現象學。1913年,海德格爾獲得了弗萊堡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兩年後做了母校的講師。


    1916年4月,享有盛名的現象學哲學創始人胡塞爾來到弗萊堡大學擔任哲學講座教授。這時海德格爾得以有和胡塞爾直接交流的機會,這對海德格爾對存在問題的思考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相互的學術交流中,他們兩人都得到了思想的發展,以至於胡塞爾說出了“現象學,這就是海德格爾和我”的話。


    1925年冬,馬堡大學提名海德格爾擔任該校的教授,但教育部沒有批準,理由是他沒有正式的著作出版。於是,海德格爾便將他對存在的多年思考所得,選其中成熟的部分寫了出來,整理發表了。這就是使海德格爾一舉成名的、20世紀劃時代的哲學巨著——《存在與時間》。在這本書中,海德格爾較為係統地闡述了存在是什麽的問題,和存在與時間的關係問題。這本書在出版時有40多萬字,但隻是原寫作計劃的1/3。由於種種原因,後麵的部分沒有續補。但海德格爾宣稱他後來發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已基本展現了他哲學思想的全貌。由於這本書,海德格爾被視為現象學學派的發展者、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


    隨著《存在與時間》的發表,海德格爾聲名大振。在胡塞爾的力薦下,1928年,海德格爾接替了老師,任弗萊堡大學哲學講座教授。在這段時間,海德格爾發表了一係列的著作和講演,對存在與時間的問題進行詮釋和展開。正在此時,海德格爾的政治生活中發生了一件影響他一生的大事。


    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取得了政權。而差不多就在同時,風華正茂的海德格爾當選為了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和許多正直科學家不同的是,海德格爾採取了和納粹政權合作的態度,並在公開場合為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鼓吹。這直接導致了文章開頭一幕的發生。


    海德格爾的這些行為,雖然與他的種族主義情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也同他的哲學思想有著緊密的內在關聯。因為他的哲學思想中一個最為核心的因素,便是宣稱存在與時間的密不可分,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一個無法剔除的時間維度。作為一種“生存哲學”,它意味著人的戲劇性——此在的“現實的”到達在場——不隻是出現在曆史中,它本身就是曆史。“曆史性”是海德格爾創造的一個術語,用以描述人生在世的固有曆史特徵。然而,如果真的是這樣,這種純粹的生存哲學與生活實踐的關係,就變得彼此遠離,或者說變成了一種無足輕重的“理論哲學”。但這種結論卻非常適合於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因為在他的哲學中,克服“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這兩者在傳統哲學上的劃分,已轉化為一個有計劃的理論目標。所以,海德格爾總是不斷地告誡我們,在慎重地麵對世界時,“此在”就已經是哲學性的了,而“思”本身也已是實踐性的了。著名思想家哈貝馬斯一針見血地指出,從海德格爾1933年校長就職演說開始,他的哲學本身就經曆了重要的轉變:這一哲學不再是一種原來的“第一哲學”,而是變成為一種真正的世界觀。至此以後,人們就越發難以為海德格爾那種假定的純粹性或“哲學自足”加以辯護,相反,這些思想卻逐漸與某些意識形態和曆史哲學的考慮融合起來了。


    眾所周知,哲學和生活行為之間的關係從來都不是直接性的,而是必須藉助於某些中介性因素。在海德格爾這一個案中,它的中介性因素便是由他的“政治哲學”所提供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他的那種納粹化的“國家社會主義政治思想”,為他對這個世界的政治形勢的理解提供了哲學上的依託。在他的“西方——日耳曼曆史此在”的單一性理論中,海德格爾的哲學信念是,隻有日耳曼人“此在的複興”,才能把西方從持續的虛無主義沒落中挽救出來。但是,他並沒有想到,這一信念不僅很快灰飛煙滅,而且還給全人類的存在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


    存在主義大師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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