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反法同盟各國的軍隊與拿破崙的軍隊正在征戰。1806年，克勞塞維茨隨親王參加了著名的耶拿戰役和奧爾施塔特戰役，普軍大敗，他也在戰敗後被俘。翌年被釋放迴國後，他深感陳舊的軍事製度無法適應近代戰爭，因而積極唿籲和參與了普魯士軍隊的改革工作。1810年，克勞塞維茨被任命為柏林陸軍大學的教官。在任教期間，他編寫了《軍事訓練概論》等著作，並給普魯士王太子講授軍事課程。1812年，因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與準備發動侵俄戰爭的拿破崙結成同盟，克勞塞維茨憤而辭去了教職，奔赴俄國參加了反抗拿破崙的戰爭。拿破崙被打敗後，他重又迴到了普魯士軍隊，開始從事戰爭理論的研究;1818年出任柏林軍官學校校長並晉升為將軍，這年他38歲;在任12年，致力於軍事理論和戰爭史研究，著書立說。
法國大革命、曆次拿破崙戰爭和19世紀初歐洲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對於克勞塞維茨世界觀、軍事觀的形成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克勞塞維茨雖然對法國大革命持反對態度，但他同時也清楚地看出了這次革命在軍事上引起的根本性變化，並對封建主義軍事理論進行了尖銳的抨擊。
可是，克勞塞維茨的觀點仍是資產階級的中庸思想，在進步的觀點中夾雜著反動思想、普魯士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克勞塞維茨觀點的理論基礎是德國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他以這種唯心主義哲學思想為指針，在資產階級軍事科學中首次對戰爭和軍事學術等一係列現象的相互聯繫和發展作了分析。克勞塞維茨研究了1566～1815年期間所發生過的130多次戰爭和征戰，撰寫了論述荷蘭獨立戰爭、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戰爭、路易十四戰爭、菲特烈二世戰爭、拿破崙戰爭、1812年衛國戰爭、1813年德意誌解放戰爭等許多軍事曆史著作。但其主要著作是《戰爭論》。
《戰爭論》的結論是：“戰爭是政治的工具;戰爭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戰爭就其主要方麵來說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這裏以劍代表，但並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規律進行思考了。”對於克勞塞維茨的這一論點，列寧曾給予極高評價。
然而，作為唯心主義者的克勞塞維茨，把他國家的政治視為整個社會利益的代表，而不懂得政治本身的發展動力就是階級鬥爭。他認為戰爭隻不過是對外政策的繼續，而沒有認識到戰爭同對內政策的聯繫，把政治與經濟、政治與社會製度、政治與階級鬥爭割裂開來。由於他沒有揭示出戰爭的社會性質和階級本質，所以在他論述具體戰爭時，就無法闡明戰爭的侵略性或正義性。
克勞塞維茨認為“每個時代均應有其特定的戰爭”，軍事學術的變化是由“新社會條件和社會關係”引起的。克勞塞維茨在研究軍事學術理論及其組成部分-戰略學和戰術學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他反對軍事學術中的“永恆的原則”，認為戰爭現象是不斷發展的。同時，他又否定在軍事發展上存在規律性，並且斷言“戰爭是一個充滿偶然性的領域，是一個充滿不確實性的領域”。
克勞塞維茨是第一個在西方軍事科學中明確提出了交戰、戰局乃至整個戰爭的一些實施原則：
最大限度使用全部力量;
集中盡可能多的兵力於主突方向;
發揮軍事行動的突然性、快速性和堅決性;
有效地利用既得戰果。
克勞塞維茨揭示了精神因素的製勝作用，這也是他對軍事理論的重大貢獻。克勞塞維茨認為，主要精神力量是：統帥的才能、軍隊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然而，由於克勞塞維茨沒有弄清戰爭的社會本質和民眾在戰爭進程中、戰爭結局中的決定性作用，過分地誇大了統帥的作用，因此他就無法認清精神因素的真正源泉。
海權論鼻祖馬漢
1805年12月2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一個名叫奧斯特裏茨的地方，爆發了一場有16萬軍隊參加的戰略性會戰。經過這一仗，拿破崙徹底粉碎了俄奧聯軍的進攻，法蘭西帝國依然巍然屹立著。
90年後，在美國羅德島海軍學院的講台上，一個名叫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海軍戰略講師正侃侃而談：
“拿破崙戰爭證明，大規模會戰是決定陸上戰爭勝負的最有效手段。那麽海戰呢?同樣需要這種傾其軍力的會戰，惟有如此，才能奪取製海權!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出現一個‘海上的奧斯特裏茨’!”
馬漢的聲音不高，但卻震動了世界。“海上的奧斯特裏茨”成為穿著不同國家軍服的海軍元帥、海軍上將們矢誌不渝的追求目標。又過了21年，在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馬漢的願望終於變成了現實。不過，這壯觀的會戰不是發生在其理論的誕生地美國海域，而是在歐洲北海的一角，一個名聲並不十分響亮的地點———日德蘭。就是因為這場會戰，使日德蘭的名字永垂史冊，也使馬漢的理論開始廣為人知。
起源於海洋文明的西方國家很早就重視海洋的意義，2000多年前的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就說：“誰控製了海洋，誰就控製了世界。”幾百年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乃至今天的美國在世界上的優勢力量都是以海權為基礎的。
阿爾弗雷德·馬漢(1840—1914)是美國曆史學家、海軍軍官。他發現，人類在海上的機動性超過了陸地。他在研究了英帝國長期稱霸世界的曆史後，於1890年出版了《製海權對曆史的影響》一書，提出了“海洋中心”說。馬漢認為，商船隊是海上軍事力量的基礎;海上力量決定國家力量，誰能有效控製海洋，誰就能成為世界強國;要控製海洋，就要有強大的海軍和足夠的海軍基地，以確保對世界重要戰略海道的控製;對美國來說，最重要的是夏威夷群島和巴拿馬地峽;海軍威力=力量+位置，海軍必須以“集中”為戰略法則，同時要重視“海上交通線”、“中央位置”和“內線”;海軍必須積極出擊，不能消極防禦。馬漢的《製海權對曆史的影響》一書在美國再版了30多次，並在全世界廣泛流傳。馬漢也被後人公認為是海權論的鼻祖。他的突出貢獻尤其在於對海權這一概念的創建和廓清，經受了時間的考驗，體現了巨大的理論價值，對當時的世界和後世曆史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馬漢是一個順應時代而起又推動了時代發展的偉人。
馬漢的有關海權的理論著作有20多部。馬漢認為，不可能再有哪一個國家能像過去那樣獨霸海洋，美國應與有共同血緣關係的英國合作，確立同一種族對海洋的支配。馬漢明確表示，他的海權論是要為美國的外交和軍事戰略提供理論基礎，並公開稱“強權即公理”。馬漢曾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海軍顧問，他的理論成了美國海軍發展和海上擴張的理論根據。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海軍法案》，美國開始大規模發展海軍。19世紀最後10年，美國的海軍實力由世界第12位躍升為第3位，僅次於英、法兩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的海權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完全控製了太平洋，把太平洋當作自己的“內湖”。冷戰結束後，美國在海外仍有700多個軍事基地，4個作戰艦隊，13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各型艦艇468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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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曆次拿破崙戰爭和19世紀初歐洲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對於克勞塞維茨世界觀、軍事觀的形成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克勞塞維茨雖然對法國大革命持反對態度，但他同時也清楚地看出了這次革命在軍事上引起的根本性變化，並對封建主義軍事理論進行了尖銳的抨擊。
可是，克勞塞維茨的觀點仍是資產階級的中庸思想，在進步的觀點中夾雜著反動思想、普魯士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克勞塞維茨觀點的理論基礎是德國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他以這種唯心主義哲學思想為指針，在資產階級軍事科學中首次對戰爭和軍事學術等一係列現象的相互聯繫和發展作了分析。克勞塞維茨研究了1566～1815年期間所發生過的130多次戰爭和征戰，撰寫了論述荷蘭獨立戰爭、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戰爭、路易十四戰爭、菲特烈二世戰爭、拿破崙戰爭、1812年衛國戰爭、1813年德意誌解放戰爭等許多軍事曆史著作。但其主要著作是《戰爭論》。
《戰爭論》的結論是：“戰爭是政治的工具;戰爭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戰爭就其主要方麵來說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這裏以劍代表，但並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規律進行思考了。”對於克勞塞維茨的這一論點，列寧曾給予極高評價。
然而，作為唯心主義者的克勞塞維茨，把他國家的政治視為整個社會利益的代表，而不懂得政治本身的發展動力就是階級鬥爭。他認為戰爭隻不過是對外政策的繼續，而沒有認識到戰爭同對內政策的聯繫，把政治與經濟、政治與社會製度、政治與階級鬥爭割裂開來。由於他沒有揭示出戰爭的社會性質和階級本質，所以在他論述具體戰爭時，就無法闡明戰爭的侵略性或正義性。
克勞塞維茨認為“每個時代均應有其特定的戰爭”，軍事學術的變化是由“新社會條件和社會關係”引起的。克勞塞維茨在研究軍事學術理論及其組成部分-戰略學和戰術學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他反對軍事學術中的“永恆的原則”，認為戰爭現象是不斷發展的。同時，他又否定在軍事發展上存在規律性，並且斷言“戰爭是一個充滿偶然性的領域，是一個充滿不確實性的領域”。
克勞塞維茨是第一個在西方軍事科學中明確提出了交戰、戰局乃至整個戰爭的一些實施原則：
最大限度使用全部力量;
集中盡可能多的兵力於主突方向;
發揮軍事行動的突然性、快速性和堅決性;
有效地利用既得戰果。
克勞塞維茨揭示了精神因素的製勝作用，這也是他對軍事理論的重大貢獻。克勞塞維茨認為，主要精神力量是：統帥的才能、軍隊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然而，由於克勞塞維茨沒有弄清戰爭的社會本質和民眾在戰爭進程中、戰爭結局中的決定性作用，過分地誇大了統帥的作用，因此他就無法認清精神因素的真正源泉。
海權論鼻祖馬漢
1805年12月2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一個名叫奧斯特裏茨的地方，爆發了一場有16萬軍隊參加的戰略性會戰。經過這一仗，拿破崙徹底粉碎了俄奧聯軍的進攻，法蘭西帝國依然巍然屹立著。
90年後，在美國羅德島海軍學院的講台上，一個名叫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海軍戰略講師正侃侃而談：
“拿破崙戰爭證明，大規模會戰是決定陸上戰爭勝負的最有效手段。那麽海戰呢?同樣需要這種傾其軍力的會戰，惟有如此，才能奪取製海權!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出現一個‘海上的奧斯特裏茨’!”
馬漢的聲音不高，但卻震動了世界。“海上的奧斯特裏茨”成為穿著不同國家軍服的海軍元帥、海軍上將們矢誌不渝的追求目標。又過了21年，在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馬漢的願望終於變成了現實。不過，這壯觀的會戰不是發生在其理論的誕生地美國海域，而是在歐洲北海的一角，一個名聲並不十分響亮的地點———日德蘭。就是因為這場會戰，使日德蘭的名字永垂史冊，也使馬漢的理論開始廣為人知。
起源於海洋文明的西方國家很早就重視海洋的意義，2000多年前的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就說：“誰控製了海洋，誰就控製了世界。”幾百年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乃至今天的美國在世界上的優勢力量都是以海權為基礎的。
阿爾弗雷德·馬漢(1840—1914)是美國曆史學家、海軍軍官。他發現，人類在海上的機動性超過了陸地。他在研究了英帝國長期稱霸世界的曆史後，於1890年出版了《製海權對曆史的影響》一書，提出了“海洋中心”說。馬漢認為，商船隊是海上軍事力量的基礎;海上力量決定國家力量，誰能有效控製海洋，誰就能成為世界強國;要控製海洋，就要有強大的海軍和足夠的海軍基地，以確保對世界重要戰略海道的控製;對美國來說，最重要的是夏威夷群島和巴拿馬地峽;海軍威力=力量+位置，海軍必須以“集中”為戰略法則，同時要重視“海上交通線”、“中央位置”和“內線”;海軍必須積極出擊，不能消極防禦。馬漢的《製海權對曆史的影響》一書在美國再版了30多次，並在全世界廣泛流傳。馬漢也被後人公認為是海權論的鼻祖。他的突出貢獻尤其在於對海權這一概念的創建和廓清，經受了時間的考驗，體現了巨大的理論價值，對當時的世界和後世曆史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馬漢是一個順應時代而起又推動了時代發展的偉人。
馬漢的有關海權的理論著作有20多部。馬漢認為，不可能再有哪一個國家能像過去那樣獨霸海洋，美國應與有共同血緣關係的英國合作，確立同一種族對海洋的支配。馬漢明確表示，他的海權論是要為美國的外交和軍事戰略提供理論基礎，並公開稱“強權即公理”。馬漢曾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海軍顧問，他的理論成了美國海軍發展和海上擴張的理論根據。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海軍法案》，美國開始大規模發展海軍。19世紀最後10年，美國的海軍實力由世界第12位躍升為第3位，僅次於英、法兩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的海權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完全控製了太平洋，把太平洋當作自己的“內湖”。冷戰結束後，美國在海外仍有700多個軍事基地，4個作戰艦隊，13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各型艦艇468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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