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誤發的加急電報
看著這份急電，人們心裏迷惑不解，上海遣送站發報的時間，竟是-在他失蹤後僅10多小時，且為何將電報誤發到附近的辛寨?這裏離上海市1140公裏，乘直快列車也要22小時到達，而且還必須到45公裏外的邯鄲市才能搭火車。晚上不通汽車，他走時也未騎自行車。僅步行到邯鄲也需**個小時，縣、市省城均無飛機場，坐飛機絕不可能。難道是他自己一夜間飛到了上海?再說，他去上海幹什麽呢?
不管怎樣，應把黃延秋領迴來再說，謎團待來日解決。大家做出了決定，副支書黃宗善身為村幹部又是黃延秋的親戚，對此事更是關注。他出於慎重，複電到上海遣送站，說黃延秋左臂有塊痣，望查明。
三天後來電確認是他。村委會幫助籌借了200元(其中在信用社貸款100元)，委派黃延秋的堂哥黃延明和鄰近曲周縣趙莊村錢永興及錢的鄰居呂秀香一塊赴滬領人。黃延明當時30多歲，複員軍人，當兵時因公去過上海，是全村唯一見過大世麵的人;錢永興的鄰居呂秀香，其哥哥呂慶堂在上海浦東某高炮部隊工作，這樣以防萬一找不到遣送站，可讓部隊同誌協助查尋。
三人步行兩個多小時來到了肥鄉縣城，又坐了兩小時汽車來到了邯鄲市，然後又乘坐了22小時火車來到了上海市。他們首先到了部隊，以家屬探親為由，找到了部隊幹部呂慶堂(高炮師後勤部部長)，說明了來意，望協助解決。呂慶堂和部隊其他官兵聽說了這件事，也感到很新奇。第二天早，立即和遣送站取得了聯繫。並派後勤部副部長盧俊喜帶黃延明、錢永興一塊乘部隊小車來到了遣送站，黃延秋果然在那裏!經遣送站證實：黃延秋於7月28日(農曆六月十三)一早被遣送站收留，是兩個“交通警”將他送在那裏，說他是河北省肥鄉縣辛寨村人，所以電報就誤發到了辛寨。二人經出示介紹信，將黃延秋領出，一起迴到部隊。翌日，由盧俊喜、幹事王惠恩送錢永興等人陪同黃延秋乘火車迴到了肥鄉。在鄭州換車又等了7個小時，然後才輾轉迴到家。迴到家鄉後，鄉親們詢問他出走的原因和經過，黃延秋惶惑地說出神秘的奇遇：
7月27日晚上，天氣悶熱，晚間10點左右，我在這間剛蓋好還未安門的新房裏睡下，不多時又被喧鬧的聲音驚醒。睜開雙眼一看，不覺大吃一驚!夜中隻見高樓林立，霓虹燈閃爍，自己躺在一個繁華大城市街頭!身邊還有一個小包裹，包著我的衣物。平時這些衣物隨丟亂放不在一處，在母親的房中，那時母親已睡下，關了門。可醒後，不知道是怎樣都集中在包裹裏，同我一起飛到了異鄉。巡視四周，許多招牌上都寫著“南京市某某商店”、“南京市某某旅館”等，定了定神，我感到不是幻覺，不是做夢。仔細問路過的人，是南京市中心。南京距家鄉兩千多裏怎麽來到這裏?我怎麽迴家，怎麽辦?在驚恐之中，我留下了眼淚。在我驚愕之時，走來兩個交通警察模樣的人，對我略加盤問後，給了我一張火車票，說南京至上海的火車就要開車了，讓我立刻坐車到上海，說那裏有遣送站，能和家鄉取得聯繫。他們要我先走，聲稱隨後他們也去，一切由他們安排，叫我到上海下車後到車站派出所找他們。
午夜時分，我乘上了開往上海的普快列車，畢竟是第一次遠離家鄉，隨著列車啟動，心裏來越不安，將頭探出車窗外，還能遠遠望見站台上為我送行的兩個交通警察。
經過4個小時的奔馳，列車駛進了上海火車站(北站)，我隨著乘客走出站台，找到車站派出所，沒想到兩個“交通警”已在派出所門口等著我。不知他們乘坐了什麽，比火車還快。此刻天已破曉，迎來了上海的早晨。兩人帶著我穿街過巷乘汽車，來到一個南北街道路西的遣送站裏，他們給接待同誌交待後離去。接待同誌也沒有多加盤問我什麽，便將我暫時收留。十幾天來我一直在納悶，這到底是怎麽迴事?從我27日晚九點多睡下到在南京醒來也就兩個小時，我是怎麽到的?”。
其實，眾人麵麵相覷都在納悶，用奇怪的眼神在看我。縣裏、公社、還來了人調查我，問這到底是怎麽迴事?公社的治安員來時，還拿走了不知誰放到我包袱中的黃鐵盒。
第二次再次飛迴上海
他在人們的猜測中心神不安地又度過了一個多月，未有別的異象發生，驚恐的小村莊才逐漸平靜下來。
9月8日(農曆七月二十五日)晚上，村委會在黃延秋家南院召開“大搞生產”群眾會，黃宗善等幾位村幹部都在場。大會開到一半，隊長讓黃延秋等青年人早點睡，明天一早往地裏送糞(一種農家肥)，以實際行動響應大會號召。
晚10點多，勞累一天的黃延秋在院裏的床上睡著了，他心裏還惦記著明早送糞的事。可半夜醒來一看，卻又躺在一千一百多公裏以外的上海火車站(北站)廣場!此刻人們大部分已經休息。站前廣場上已是人影稀疏。驚恐詫異的黃延秋環視四周，是那樣的安靜，並沒有可疑的人士。隻有夜空中燈光的輝映憑添了幾分神秘。站在巨大的鍾表前，他看著時針已指示出當時為午夜一點多鍾。他驚魂未定。忽然，狂風四起，電閃雷鳴，下起了暴雨。雨夜中奇淪外鄉，哪裏是歸宿?黃延秋不由地哭了起來。忽然想起上次協助自己的解放軍老鄉，雖僅一麵之交，畢竟是這茫茫大城市中唯一的熟人了。他隻知道到部隊距火車站約40公裏，具體怎麽走，向哪個方向走，是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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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這份急電，人們心裏迷惑不解，上海遣送站發報的時間，竟是-在他失蹤後僅10多小時，且為何將電報誤發到附近的辛寨?這裏離上海市1140公裏，乘直快列車也要22小時到達，而且還必須到45公裏外的邯鄲市才能搭火車。晚上不通汽車，他走時也未騎自行車。僅步行到邯鄲也需**個小時，縣、市省城均無飛機場，坐飛機絕不可能。難道是他自己一夜間飛到了上海?再說，他去上海幹什麽呢?
不管怎樣，應把黃延秋領迴來再說，謎團待來日解決。大家做出了決定，副支書黃宗善身為村幹部又是黃延秋的親戚，對此事更是關注。他出於慎重，複電到上海遣送站，說黃延秋左臂有塊痣，望查明。
三天後來電確認是他。村委會幫助籌借了200元(其中在信用社貸款100元)，委派黃延秋的堂哥黃延明和鄰近曲周縣趙莊村錢永興及錢的鄰居呂秀香一塊赴滬領人。黃延明當時30多歲，複員軍人，當兵時因公去過上海，是全村唯一見過大世麵的人;錢永興的鄰居呂秀香，其哥哥呂慶堂在上海浦東某高炮部隊工作，這樣以防萬一找不到遣送站，可讓部隊同誌協助查尋。
三人步行兩個多小時來到了肥鄉縣城，又坐了兩小時汽車來到了邯鄲市，然後又乘坐了22小時火車來到了上海市。他們首先到了部隊，以家屬探親為由，找到了部隊幹部呂慶堂(高炮師後勤部部長)，說明了來意，望協助解決。呂慶堂和部隊其他官兵聽說了這件事，也感到很新奇。第二天早，立即和遣送站取得了聯繫。並派後勤部副部長盧俊喜帶黃延明、錢永興一塊乘部隊小車來到了遣送站，黃延秋果然在那裏!經遣送站證實：黃延秋於7月28日(農曆六月十三)一早被遣送站收留，是兩個“交通警”將他送在那裏，說他是河北省肥鄉縣辛寨村人，所以電報就誤發到了辛寨。二人經出示介紹信，將黃延秋領出，一起迴到部隊。翌日，由盧俊喜、幹事王惠恩送錢永興等人陪同黃延秋乘火車迴到了肥鄉。在鄭州換車又等了7個小時，然後才輾轉迴到家。迴到家鄉後，鄉親們詢問他出走的原因和經過，黃延秋惶惑地說出神秘的奇遇：
7月27日晚上，天氣悶熱，晚間10點左右，我在這間剛蓋好還未安門的新房裏睡下，不多時又被喧鬧的聲音驚醒。睜開雙眼一看，不覺大吃一驚!夜中隻見高樓林立，霓虹燈閃爍，自己躺在一個繁華大城市街頭!身邊還有一個小包裹，包著我的衣物。平時這些衣物隨丟亂放不在一處，在母親的房中，那時母親已睡下，關了門。可醒後，不知道是怎樣都集中在包裹裏，同我一起飛到了異鄉。巡視四周，許多招牌上都寫著“南京市某某商店”、“南京市某某旅館”等，定了定神，我感到不是幻覺，不是做夢。仔細問路過的人，是南京市中心。南京距家鄉兩千多裏怎麽來到這裏?我怎麽迴家，怎麽辦?在驚恐之中，我留下了眼淚。在我驚愕之時，走來兩個交通警察模樣的人，對我略加盤問後，給了我一張火車票，說南京至上海的火車就要開車了，讓我立刻坐車到上海，說那裏有遣送站，能和家鄉取得聯繫。他們要我先走，聲稱隨後他們也去，一切由他們安排，叫我到上海下車後到車站派出所找他們。
午夜時分，我乘上了開往上海的普快列車，畢竟是第一次遠離家鄉，隨著列車啟動，心裏來越不安，將頭探出車窗外，還能遠遠望見站台上為我送行的兩個交通警察。
經過4個小時的奔馳，列車駛進了上海火車站(北站)，我隨著乘客走出站台，找到車站派出所，沒想到兩個“交通警”已在派出所門口等著我。不知他們乘坐了什麽，比火車還快。此刻天已破曉，迎來了上海的早晨。兩人帶著我穿街過巷乘汽車，來到一個南北街道路西的遣送站裏，他們給接待同誌交待後離去。接待同誌也沒有多加盤問我什麽，便將我暫時收留。十幾天來我一直在納悶，這到底是怎麽迴事?從我27日晚九點多睡下到在南京醒來也就兩個小時，我是怎麽到的?”。
其實，眾人麵麵相覷都在納悶，用奇怪的眼神在看我。縣裏、公社、還來了人調查我，問這到底是怎麽迴事?公社的治安員來時，還拿走了不知誰放到我包袱中的黃鐵盒。
第二次再次飛迴上海
他在人們的猜測中心神不安地又度過了一個多月，未有別的異象發生，驚恐的小村莊才逐漸平靜下來。
9月8日(農曆七月二十五日)晚上，村委會在黃延秋家南院召開“大搞生產”群眾會，黃宗善等幾位村幹部都在場。大會開到一半，隊長讓黃延秋等青年人早點睡，明天一早往地裏送糞(一種農家肥)，以實際行動響應大會號召。
晚10點多，勞累一天的黃延秋在院裏的床上睡著了，他心裏還惦記著明早送糞的事。可半夜醒來一看，卻又躺在一千一百多公裏以外的上海火車站(北站)廣場!此刻人們大部分已經休息。站前廣場上已是人影稀疏。驚恐詫異的黃延秋環視四周，是那樣的安靜，並沒有可疑的人士。隻有夜空中燈光的輝映憑添了幾分神秘。站在巨大的鍾表前，他看著時針已指示出當時為午夜一點多鍾。他驚魂未定。忽然，狂風四起，電閃雷鳴，下起了暴雨。雨夜中奇淪外鄉，哪裏是歸宿?黃延秋不由地哭了起來。忽然想起上次協助自己的解放軍老鄉，雖僅一麵之交，畢竟是這茫茫大城市中唯一的熟人了。他隻知道到部隊距火車站約40公裏，具體怎麽走，向哪個方向走，是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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