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峰把它抽了出來，隨手翻了翻。
“餘總，想不到你興趣廣泛啊，對中國的古文學也有研究?”
“中國的文明，博大精深，曆史悠久，有太多值得我們後人學習的東西了，隻可惜現在這個年代，唉，喜歡看這些的人，少啦。”
鬱峰拿著那本《莊子.齊物論》，重新坐迴沙發上，麵對著餘仁傑。
“那麽這本書，不知道餘總知道多少?”
“《莊子.齊物論》?這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傑出思想家，莊周的著名著作，曆來都是相當難讀難理解的，不過，我倒是對這本書，情有獨鍾。”
“哦?能否說來聽聽，我願聞其詳。”
“莊子的論著裏麵，講究一個“我”和“吾”的關係。”
“在莊子看來，“我”有形，是為“形態的我”，這個“形態的我”處於與外物糾纏的狀態之中，被外物裹攜著、衝擊著，踉蹌於人生之途而沒有片刻止息，終生勞碌卻不見得有什麽成就，疲憊不堪卻不知歸屬何處。“形態的我”展示了“人”作為“物”的存在狀態，這樣的“我”，實在是被動而無奈的。後來王充片麵地誇大了莊子的這一思想，直接把“人”定義為“物”，例如《論衡.論死篇》說：“人，物也，物，亦物也。”《寒溫篇》說：“人禽皆物也，俱為萬物。”《自紀篇》說：“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等等。把“人”完全等同於“物”，就把人的靈性和主動性徹底抹消了，所以王充眼裏的人是極其渺小而卑微的，在天地之間如同蚤虱附生於人的身上。在《論衡》裏，“人雖生於天，猶蟣虱生於人也”(《奇怪篇》)，“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變動篇》)這樣的說法並不少見。象王充這樣理解“人”，當然不符合莊子的意思。在莊子眼裏，人是有“物”的一麵，物性的人，是為“形態的我”，然而人的這種物性的存在狀態，正是人需要超越的，所以莊子才要說“喪我”。如果人生就展現為一個“我”並且隻是這樣一個“形態的我”，那麽，“人”就不可能從“物”中超脫出來。人作為“人”，卻停留在“物”的存在水平，這樣的人生，確實是很可悲的。所以莊子在描述了“形態的我”的被動和無奈之後，一再感嘆“不亦悲乎”!“可不哀邪”?“可不大哀乎”!”
““我”是形態的，也是情態的。所謂“情態的我”，是指在社會的對象性關係中存在的“我”。這樣的“我”，必定處於種種情景狀態之下。所以在莊子看來，“情態的我”沒有片刻寧靜，“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鬥”，或傲慢，或陰險，或慎密，“其發若機栝”，窺視著是非，“其留如詛盟”，嚴守著秘密。總之是不斷地在“喜怒哀樂，慮嘆變，姚佚啟態”的不同情態中流轉。在莊子對“情態的我”的描述中，他似乎隻是在說“我”在各種不同的情狀下的表現，在說一個情態的“我”，但是，在他言說的這樣一個“我”的背後，卻清楚地透露出一個“他人”來，因為“我”的種種情態，都有“他人”的原因或者是以“他人”作為對象的。因此可以說，“情態的我”提示著一個“他人”的參照，從而展示了人作為社會性存在的一麵。我們說過，如果人生就展現為一個“形態的我”，人是不可能從“物性”的存在狀態中超越出來的，同樣，如果人生隻展現為一個“情態的我”，人也不可能從社會性的存在狀態或者說從“角色”中超脫出來。《史記》在記載莊周事跡時說：莊子之學“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以詆訾孔子之徒”。莊子不滿意儒家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儒家把人的社會屬性絕對化，使人固著於角色的序列之中。經過儒家整理規範後的角色序列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人要麽是君，要麽是臣，要麽是父，要麽是子，總之要在這個角色的序列中擔當某個角色。當然在不同的角色關係中，一個人所擔當的角色是會有所不同的，例如麵對父，他的角色是子，麵對子，他的角色又成了父，但是無論如何，他一定是一個角色，而決不可能在“角色”之外成為“人”。儒家的“人”是憑藉“角色”而呈現的，儒家的聖人，一定是完美地實現了他所擔當的所有角色之“當然”的人。這正是莊子所反對的。在莊子看來，“情態的我”喪失了天真，“角色”抹上了人為也就是“偽”的色彩，隻有擦掉“偽”的色彩，從“情態的我”中超脫出來，真正的我才能呈現。真正的我，莊子稱為“真君”、“真宰”、“至人”或“真人”，在“吾喪我”這個吾、我對舉的表述中，也就是“吾”。”
鬱峰隻聽的是雲裏霧裏，天吶，這人做什麽商人啊，不如直接去北大當中文係教授都夠格了，也太厲害了，自己不過隨手翻出來一本書，竟然就能講出這麽一大段深奧的東西。不過，鬱峰之所以問他這本書，並不是想聽他來上課的，隻是因為這本書一次次的出現在鬱峰的眼前，再加上上次王一泯又提醒過他，說為什麽不是別的書，而就是這本書呢，裏麵一定有蹊蹺。所以剛才看到這本書，鬱峰才會抽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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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總，想不到你興趣廣泛啊，對中國的古文學也有研究?”
“中國的文明，博大精深，曆史悠久，有太多值得我們後人學習的東西了，隻可惜現在這個年代，唉，喜歡看這些的人，少啦。”
鬱峰拿著那本《莊子.齊物論》，重新坐迴沙發上，麵對著餘仁傑。
“那麽這本書，不知道餘總知道多少?”
“《莊子.齊物論》?這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傑出思想家，莊周的著名著作，曆來都是相當難讀難理解的，不過，我倒是對這本書，情有獨鍾。”
“哦?能否說來聽聽，我願聞其詳。”
“莊子的論著裏麵，講究一個“我”和“吾”的關係。”
“在莊子看來，“我”有形，是為“形態的我”，這個“形態的我”處於與外物糾纏的狀態之中，被外物裹攜著、衝擊著，踉蹌於人生之途而沒有片刻止息，終生勞碌卻不見得有什麽成就，疲憊不堪卻不知歸屬何處。“形態的我”展示了“人”作為“物”的存在狀態，這樣的“我”，實在是被動而無奈的。後來王充片麵地誇大了莊子的這一思想，直接把“人”定義為“物”，例如《論衡.論死篇》說：“人，物也，物，亦物也。”《寒溫篇》說：“人禽皆物也，俱為萬物。”《自紀篇》說：“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等等。把“人”完全等同於“物”，就把人的靈性和主動性徹底抹消了，所以王充眼裏的人是極其渺小而卑微的，在天地之間如同蚤虱附生於人的身上。在《論衡》裏，“人雖生於天，猶蟣虱生於人也”(《奇怪篇》)，“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變動篇》)這樣的說法並不少見。象王充這樣理解“人”，當然不符合莊子的意思。在莊子眼裏，人是有“物”的一麵，物性的人，是為“形態的我”，然而人的這種物性的存在狀態，正是人需要超越的，所以莊子才要說“喪我”。如果人生就展現為一個“我”並且隻是這樣一個“形態的我”，那麽，“人”就不可能從“物”中超脫出來。人作為“人”，卻停留在“物”的存在水平，這樣的人生，確實是很可悲的。所以莊子在描述了“形態的我”的被動和無奈之後，一再感嘆“不亦悲乎”!“可不哀邪”?“可不大哀乎”!”
““我”是形態的，也是情態的。所謂“情態的我”，是指在社會的對象性關係中存在的“我”。這樣的“我”，必定處於種種情景狀態之下。所以在莊子看來，“情態的我”沒有片刻寧靜，“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鬥”，或傲慢，或陰險，或慎密，“其發若機栝”，窺視著是非，“其留如詛盟”，嚴守著秘密。總之是不斷地在“喜怒哀樂，慮嘆變，姚佚啟態”的不同情態中流轉。在莊子對“情態的我”的描述中，他似乎隻是在說“我”在各種不同的情狀下的表現，在說一個情態的“我”，但是，在他言說的這樣一個“我”的背後，卻清楚地透露出一個“他人”來，因為“我”的種種情態，都有“他人”的原因或者是以“他人”作為對象的。因此可以說，“情態的我”提示著一個“他人”的參照，從而展示了人作為社會性存在的一麵。我們說過，如果人生就展現為一個“形態的我”，人是不可能從“物性”的存在狀態中超越出來的，同樣，如果人生隻展現為一個“情態的我”，人也不可能從社會性的存在狀態或者說從“角色”中超脫出來。《史記》在記載莊周事跡時說：莊子之學“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以詆訾孔子之徒”。莊子不滿意儒家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儒家把人的社會屬性絕對化，使人固著於角色的序列之中。經過儒家整理規範後的角色序列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人要麽是君，要麽是臣，要麽是父，要麽是子，總之要在這個角色的序列中擔當某個角色。當然在不同的角色關係中，一個人所擔當的角色是會有所不同的，例如麵對父，他的角色是子，麵對子，他的角色又成了父，但是無論如何，他一定是一個角色，而決不可能在“角色”之外成為“人”。儒家的“人”是憑藉“角色”而呈現的，儒家的聖人，一定是完美地實現了他所擔當的所有角色之“當然”的人。這正是莊子所反對的。在莊子看來，“情態的我”喪失了天真，“角色”抹上了人為也就是“偽”的色彩，隻有擦掉“偽”的色彩，從“情態的我”中超脫出來，真正的我才能呈現。真正的我，莊子稱為“真君”、“真宰”、“至人”或“真人”，在“吾喪我”這個吾、我對舉的表述中，也就是“吾”。”
鬱峰隻聽的是雲裏霧裏，天吶，這人做什麽商人啊，不如直接去北大當中文係教授都夠格了，也太厲害了，自己不過隨手翻出來一本書，竟然就能講出這麽一大段深奧的東西。不過，鬱峰之所以問他這本書，並不是想聽他來上課的，隻是因為這本書一次次的出現在鬱峰的眼前，再加上上次王一泯又提醒過他，說為什麽不是別的書，而就是這本書呢，裏麵一定有蹊蹺。所以剛才看到這本書，鬱峰才會抽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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