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斯皺起了眉頭：“到了中午，你怎麽辦?戴上耳塞嗎?”
對方笑了一聲。“至於其中大部分的鍾，你都能把報時裝置關上。那種模仿布穀鳥叫的報時聲音真讓我發瘋。請恕我直言。”
她又問了一些關於店裏生意的問題，收集了店主所表現出的大量姿態、眼神、語氣和用詞——形成了關於這個人的行為的基準模型。
最後，她仍保持著一種對話式的語氣問道：“先生，我們想了解的是，最近有沒有人買過兩隻這樣的鍾?”她給他看了一張關於阿諾德產品工廠出產的時鍾的照片——就是遺留在犯罪現場的那款鍾。店主盯著照片仔細地看著，這時丹斯也在注視著他。他的臉色很平靜。丹斯覺得對方看照片的時間太長了，說明他在腦海中進行思想鬥爭。
“我記不得了。我賣的鍾表太多了，請相信我。”
推說自己記憶力不好——這說明對方是一個有欺騙性的人，而且正處於抵賴的壓力狀態，就像上次那個阿裏·科布所表現的那樣。他的眼睛再次仔細地掃視這張照片，似乎想幫忙，但是他的肩膀卻向丹斯這邊稍稍傾斜，低著頭，語調抬高了一些：“不記得了，我真的不記得了。對不起，我幫不上忙。”
丹斯覺察出對方在欺騙自己;這不僅體現在他的表意學特徵上，而且體現在他的認同反應狀態(在他的情形中，這表現為一張不露情感的麵容，而這與他的基準表情不一致);他很有可能知道這款鍾。不過，造成他撒謊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想牽涉到案件之中，抑或是因為他認為自己將時鍾賣給了罪犯，還是因為他自己也是謀殺團夥的成員呢?
丹斯在想，我應該將雙手交織在麵前，還是把挎包擺在櫃檯上呢?
在判斷對方的人格類型時，丹斯曾將早前詢問過的那個不願合作的證人——阿裏·科布——歸為外向性格;霍勒斯坦正好相反，屬於內向性格，他的決定都是建立在直覺和情感基礎上的。她之所以對這個鍾錶商有這樣的總結，是因為他對自己的鍾表情有獨鍾，而事實上他也隻是個擁有中等財富的商人(他寧願出售自己鍾愛的藏品，也不願進行更大規模的市場營銷來賺取更大的利潤)。
要想讓性格內向的人講出實情，丹斯必須和他產生情感的紐帶關係，讓他感到舒適。如果向逼迫科布那樣對付鍾錶商，則隻會令他立即噤若寒蟬，閉口不談。
丹斯搖了搖頭。“你是我們最後的一線希望了。”她嘆了口氣，瞥了一眼塞利托。托上帝的福，這次他配合得很好，擺出一副失望警察的神態，苦笑著不住地搖頭。
“什麽希望?”霍勒斯坦問。
“那個買這些鍾的人犯下了非常嚴重的罪行。而這鍾是我們唯一真正的線索。”
霍勒斯坦臉上堆滿了關切的神情，這似乎是真的，但是丹斯曾遇見過許多出色的“演員”。她將照片放迴挎包。“那些鍾是在被他殺死的受害者身邊找到的。”
霍勒斯坦的目光凝固了片刻。我們找到的這個店主在壓力下已經變得不堪重負了。
“謀殺案?”
“是的。昨天夜裏有兩個人被殺死了。留在現場的時鍾可能是為了傳達某種信息。我們還沒有搞清楚。”丹斯皺起了眉頭，“整個案件都非常撲朔迷離。如果我想謀殺什麽人，又要在現場留下某種象徵物，那麽我不會將這東西藏在離受害人三十英尺遠的地方。我會把它放得更近一些，放在顯眼的空地上。所以我們還沒弄明白兇手的用意。”
丹斯仔細地觀察對方的反應。針對她剛才故意說錯的情況，霍勒斯坦的反應與任何不知情的人的反應是一模一樣的，即對這起悲劇僅僅做出搖頭的反應，而沒有其他表現。如果他是兇手，那麽他很可能做出一種認同反應——通常集中表現在眼部和鼻子上——顯示出她的描述不同於他對事實的掌握。他也許會想到：我的確將東西擺在屍體旁邊了;怎麽會有人將它移走呢?和這種想法同時出現的，有可能是非常具體的姿勢和身體語言。
一個騙術高明的說謊者可以將這種認同反應降低到最低限度，以至於大多數人都無法感知出來，不過丹斯的覺察能力像雷達那麽靈敏，所以她覺得鍾錶商通過了她的測驗。她確信對方沒有在犯罪現場出現過。
於是她將挎包放在了櫃檯上。
隆恩·塞利托將手從臀部移開，之前他一直把手放在那兒，隨時準備拔槍。
不過丹斯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他們認定鍾錶商不是兇手，但是他一定知道一些內幕。丹斯決心挖出這些情報。
“霍勒斯坦先生，那些受害人死得非常慘。”
“等一等，他們的死訊已經見報了，沒錯。有一個人是被砸死的嗎?還有一個人被扔進了河裏。報紙上已經報導了。”
“是的。”
“還有……那隻鍾也在那裏嗎?”
他差點就說成“我的那隻鍾”了。但他還是改了口。
丹斯告訴自己要像釣魚那樣小心。
她點了點頭。“我們認為他還要繼續害人。正如我所說的那樣，你是我們最後的希望了。如果我們不得不去查找其他那些可能向他出售過時鍾的經銷商，那得等上好幾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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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笑了一聲。“至於其中大部分的鍾，你都能把報時裝置關上。那種模仿布穀鳥叫的報時聲音真讓我發瘋。請恕我直言。”
她又問了一些關於店裏生意的問題，收集了店主所表現出的大量姿態、眼神、語氣和用詞——形成了關於這個人的行為的基準模型。
最後，她仍保持著一種對話式的語氣問道：“先生，我們想了解的是，最近有沒有人買過兩隻這樣的鍾?”她給他看了一張關於阿諾德產品工廠出產的時鍾的照片——就是遺留在犯罪現場的那款鍾。店主盯著照片仔細地看著，這時丹斯也在注視著他。他的臉色很平靜。丹斯覺得對方看照片的時間太長了，說明他在腦海中進行思想鬥爭。
“我記不得了。我賣的鍾表太多了，請相信我。”
推說自己記憶力不好——這說明對方是一個有欺騙性的人，而且正處於抵賴的壓力狀態，就像上次那個阿裏·科布所表現的那樣。他的眼睛再次仔細地掃視這張照片，似乎想幫忙，但是他的肩膀卻向丹斯這邊稍稍傾斜，低著頭，語調抬高了一些：“不記得了，我真的不記得了。對不起，我幫不上忙。”
丹斯覺察出對方在欺騙自己;這不僅體現在他的表意學特徵上，而且體現在他的認同反應狀態(在他的情形中，這表現為一張不露情感的麵容，而這與他的基準表情不一致);他很有可能知道這款鍾。不過，造成他撒謊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想牽涉到案件之中，抑或是因為他認為自己將時鍾賣給了罪犯，還是因為他自己也是謀殺團夥的成員呢?
丹斯在想，我應該將雙手交織在麵前，還是把挎包擺在櫃檯上呢?
在判斷對方的人格類型時，丹斯曾將早前詢問過的那個不願合作的證人——阿裏·科布——歸為外向性格;霍勒斯坦正好相反，屬於內向性格，他的決定都是建立在直覺和情感基礎上的。她之所以對這個鍾錶商有這樣的總結，是因為他對自己的鍾表情有獨鍾，而事實上他也隻是個擁有中等財富的商人(他寧願出售自己鍾愛的藏品，也不願進行更大規模的市場營銷來賺取更大的利潤)。
要想讓性格內向的人講出實情，丹斯必須和他產生情感的紐帶關係，讓他感到舒適。如果向逼迫科布那樣對付鍾錶商，則隻會令他立即噤若寒蟬，閉口不談。
丹斯搖了搖頭。“你是我們最後的一線希望了。”她嘆了口氣，瞥了一眼塞利托。托上帝的福，這次他配合得很好，擺出一副失望警察的神態，苦笑著不住地搖頭。
“什麽希望?”霍勒斯坦問。
“那個買這些鍾的人犯下了非常嚴重的罪行。而這鍾是我們唯一真正的線索。”
霍勒斯坦臉上堆滿了關切的神情，這似乎是真的，但是丹斯曾遇見過許多出色的“演員”。她將照片放迴挎包。“那些鍾是在被他殺死的受害者身邊找到的。”
霍勒斯坦的目光凝固了片刻。我們找到的這個店主在壓力下已經變得不堪重負了。
“謀殺案?”
“是的。昨天夜裏有兩個人被殺死了。留在現場的時鍾可能是為了傳達某種信息。我們還沒有搞清楚。”丹斯皺起了眉頭，“整個案件都非常撲朔迷離。如果我想謀殺什麽人，又要在現場留下某種象徵物，那麽我不會將這東西藏在離受害人三十英尺遠的地方。我會把它放得更近一些，放在顯眼的空地上。所以我們還沒弄明白兇手的用意。”
丹斯仔細地觀察對方的反應。針對她剛才故意說錯的情況，霍勒斯坦的反應與任何不知情的人的反應是一模一樣的，即對這起悲劇僅僅做出搖頭的反應，而沒有其他表現。如果他是兇手，那麽他很可能做出一種認同反應——通常集中表現在眼部和鼻子上——顯示出她的描述不同於他對事實的掌握。他也許會想到：我的確將東西擺在屍體旁邊了;怎麽會有人將它移走呢?和這種想法同時出現的，有可能是非常具體的姿勢和身體語言。
一個騙術高明的說謊者可以將這種認同反應降低到最低限度，以至於大多數人都無法感知出來，不過丹斯的覺察能力像雷達那麽靈敏，所以她覺得鍾錶商通過了她的測驗。她確信對方沒有在犯罪現場出現過。
於是她將挎包放在了櫃檯上。
隆恩·塞利托將手從臀部移開，之前他一直把手放在那兒，隨時準備拔槍。
不過丹斯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他們認定鍾錶商不是兇手，但是他一定知道一些內幕。丹斯決心挖出這些情報。
“霍勒斯坦先生，那些受害人死得非常慘。”
“等一等，他們的死訊已經見報了，沒錯。有一個人是被砸死的嗎?還有一個人被扔進了河裏。報紙上已經報導了。”
“是的。”
“還有……那隻鍾也在那裏嗎?”
他差點就說成“我的那隻鍾”了。但他還是改了口。
丹斯告訴自己要像釣魚那樣小心。
她點了點頭。“我們認為他還要繼續害人。正如我所說的那樣，你是我們最後的希望了。如果我們不得不去查找其他那些可能向他出售過時鍾的經銷商，那得等上好幾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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