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鄧元覺的發問，吳用很是淡定：“大將軍第一次出使梁山，便應該知曉，我家征東將軍對與方聖公結盟一事頗有誠意，但方聖公不視我梁山為盟友，反而視為奴仆下屬。”
“若我家征東將軍與王慶一般，小生這江南一行自然是來不得的。我梁山仍視貴部為朋，都是不滿這天下不公的人，彼此幫助，不是應該的麽？”
鄧元覺一張圓臉頓時漲得通紅，前次方臘稱帝後，也派了使者前往王慶處，要冊封他為“大吳國楚王”。王慶氣得將方臘的使者直接殺了，然後自己也稱帝，自號楚國皇帝，並建年號“萬年”。
一個吳國，一個楚國，一個永樂，一個萬年，總之王慶就是要與方臘對著幹，這讓一部分方臘臣子部將都覺得羞愧，簡直是莫名其妙給自己樹了個敵人，雖然王慶與方臘本就沒有任何交集。
“既然是朋友，我梁山熟悉一下朋友的近況，略表關心之意，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石秀在一旁看著吳用，一臉的震驚和崇拜，隻覺得我家征東將軍看上的人，果然都是人才！
這話從邏輯上講，確實沒毛病，但鄧元覺腦子轉了幾個彎，心想你梁山的細作果然厲害，你這人口才也果然了得。他無奈地看了吳用一眼，也不想再去爭辯什麽了。
若他此刻在杭州，是方臘的近臣，吳用教他去挖方臘的牆角，鄧元覺是絕計不肯的。但吳用的理由也很充分，有這一支軍在南麵牽製，也能減少一些朝廷官兵對處州方向的壓力，也算是在側麵戰場支援方臘了。
而且吳用和石秀也不爭權，找來的人，仍舊是方臘的下屬，還是為聖公效力，鄧元覺沉吟了許久，還是同意了。於是就派出心腹前往遊說吳用提供名單上的人物。
吳用搖著扇子微笑，鄧元覺自己是問心無愧，以為仍舊是向方臘效力。但站在方臘的角度，這鄧元覺就是要鬧獨立、鬧分權，再引來一夥方臘集團的邊緣角色，吳用已經替鄧元覺想好了所有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
原來這就是指點江山、運籌帷幄的感覺麽？吳用心情大好，想了一想，就將最近發生的事情，都寫了一封密信，讓石秀派人傳迴到了登州。
登州，王倫還沒有收到吳用的來信，卻先收到消息，朝廷官兵已經攻占了湖州，衝進了杭州。
王倫頓時不住搖頭，覺得方臘基本已經宣告失敗了，不在今年年底就在明年，以江南財賦的地位，朝廷肯定會再加大平定力度的。
自古以來，國都被破，幾乎就再沒有重起的王朝，也就大唐氣運過於強大，國都六陷，天子九逃，仍舊能夠一次又一次站起來。
方臘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勢力膨脹到最強大的時候，沒有第一時間向北打，攻占潤州鎮江府以及建康江寧府，卻把長江渡口讓給了朝廷，任由童貫領兵過江。
方臘選擇了向秀、蘇二州進兵，非得先弄死朱勔不可。若是能守住長江天險，朱勔就是甕中鱉、池中魚，這個巨大的戰略失誤導致了方臘現如今的地步。
隻那時恰逢著高俅第三次領兵來攻，王倫也沒有精力去提醒方臘，更何況這位也未必肯聽從他的建議，於是便不去想，而是仍舊注重在登州的改革。
大宋朝的稅賦，大致上可以分為五類，即：公田、民田、城郭、丁口、雜變。
十六國南北朝時，北魏統一北方，畢竟是漁獵、遊牧民族入主中原，所以北魏前期的官員，是沒有俸祿的，官員從某種意義而言，就是一支部落兵的頭領，通過戰爭掠奪、戰功賞賜獲得錢財。
但隨著北方統一，北魏孝文帝不得不改革製度，開始了漢化進程，但“太和改製”有一點沒有完全解決，那就是官員俸祿的問題。
於是從北魏到北齊，就出現了公廨田、公廨錢，即朝廷給州郡縣的官衙，按照官員品級，劃分官田，雇傭百姓耕作，土地的產出大部分直接交給本地官員，以充當俸祿，同時還允許官府麵向民間進行“高利貸”行為。
這一製度被隋唐沿用，大宋朝開國後，官衙仍舊有公田，但大宋承認土地私有，故而國有土地並不多，公田提供的賦稅也不算多。
王倫在登州的改革，就取消了公田，將之分配給了無地的農民，因為這一點兒土地，實在不值當官府專門派人經營管理。
所以王倫改革的第一個大頭，就是民田。他已經通過均分土地，征收夏秋兩稅，初步推行了下去。
自古以來，或者說從漢朝以來，官府對民間收稅，大致有三類：土地稅、人頭稅、商稅。兩漢對人頭稅，是按照成年百姓來計的，不分男女，比如西漢時百姓每年按照人頭要繳納一百二十文錢。
到了東漢末年，曹操占領青州之後，推行改革，將人頭稅轉為戶稅，即不按人頭，而是按照戶口，以一夫一妻計，繳納的也不是錢，而是土地產出的實物。
同時兩漢還有財產稅，但唐朝德宗皇帝時，名相楊炎改革，提出了“兩稅法”，就將官府在冊的百姓，以每戶資產、家中人丁、以及擁有土地數量綜合收稅。
大宋朝又做了一番改革，土地稅單獨收，人口、戶稅也隻在部分州縣，通過身丁錢、米錢的名義收取。
看似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是，大宋朝推行各種鹽鐵醬醋國營，實際上的人口稅、戶稅都分攤到了農稅、商稅以及各種雜稅中去了，實際征收比例反而更高。
王倫就聽聞，王安石變法之後，江南的部分州縣，當地官員就已經建議，將兩浙路“丁錢隨田稅帶納”，隻是朝廷議論後並未通過。
這實際上就是要求“攤丁入畝”，即將人口、戶稅與百姓擁有土地多寡形成了綁定，王倫在登州也開始了推行。
同時王倫又按照隋朝的製度，將統計在冊的百姓人口按照年齡劃分，三歲以下為黃，也就是常說的“黃口小兒”；三到十歲為小；十到十七歲為中；十八歲到六十歲為丁；六十歲以上為老。
登州的土地改革，均分人口主要針對丁男和丁女，中男則分二十畝地，成年後再分一次田；老年也有二十畝，但身死後土地就迴收。
王倫的土地政策，可謂是從北魏孝文帝改革以來，一直到滿清雍正時期的大雜糅，這樣征東將軍府名下占據的未分配土地，大約隻有六分之一左右，山林水澤，則實行承包製。
“若我家征東將軍與王慶一般，小生這江南一行自然是來不得的。我梁山仍視貴部為朋，都是不滿這天下不公的人，彼此幫助，不是應該的麽？”
鄧元覺一張圓臉頓時漲得通紅，前次方臘稱帝後，也派了使者前往王慶處，要冊封他為“大吳國楚王”。王慶氣得將方臘的使者直接殺了，然後自己也稱帝，自號楚國皇帝，並建年號“萬年”。
一個吳國，一個楚國，一個永樂，一個萬年，總之王慶就是要與方臘對著幹，這讓一部分方臘臣子部將都覺得羞愧，簡直是莫名其妙給自己樹了個敵人，雖然王慶與方臘本就沒有任何交集。
“既然是朋友，我梁山熟悉一下朋友的近況，略表關心之意，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石秀在一旁看著吳用，一臉的震驚和崇拜，隻覺得我家征東將軍看上的人，果然都是人才！
這話從邏輯上講，確實沒毛病，但鄧元覺腦子轉了幾個彎，心想你梁山的細作果然厲害，你這人口才也果然了得。他無奈地看了吳用一眼，也不想再去爭辯什麽了。
若他此刻在杭州，是方臘的近臣，吳用教他去挖方臘的牆角，鄧元覺是絕計不肯的。但吳用的理由也很充分，有這一支軍在南麵牽製，也能減少一些朝廷官兵對處州方向的壓力，也算是在側麵戰場支援方臘了。
而且吳用和石秀也不爭權，找來的人，仍舊是方臘的下屬，還是為聖公效力，鄧元覺沉吟了許久，還是同意了。於是就派出心腹前往遊說吳用提供名單上的人物。
吳用搖著扇子微笑，鄧元覺自己是問心無愧，以為仍舊是向方臘效力。但站在方臘的角度，這鄧元覺就是要鬧獨立、鬧分權，再引來一夥方臘集團的邊緣角色，吳用已經替鄧元覺想好了所有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
原來這就是指點江山、運籌帷幄的感覺麽？吳用心情大好，想了一想，就將最近發生的事情，都寫了一封密信，讓石秀派人傳迴到了登州。
登州，王倫還沒有收到吳用的來信，卻先收到消息，朝廷官兵已經攻占了湖州，衝進了杭州。
王倫頓時不住搖頭，覺得方臘基本已經宣告失敗了，不在今年年底就在明年，以江南財賦的地位，朝廷肯定會再加大平定力度的。
自古以來，國都被破，幾乎就再沒有重起的王朝，也就大唐氣運過於強大，國都六陷，天子九逃，仍舊能夠一次又一次站起來。
方臘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勢力膨脹到最強大的時候，沒有第一時間向北打，攻占潤州鎮江府以及建康江寧府，卻把長江渡口讓給了朝廷，任由童貫領兵過江。
方臘選擇了向秀、蘇二州進兵，非得先弄死朱勔不可。若是能守住長江天險，朱勔就是甕中鱉、池中魚，這個巨大的戰略失誤導致了方臘現如今的地步。
隻那時恰逢著高俅第三次領兵來攻，王倫也沒有精力去提醒方臘，更何況這位也未必肯聽從他的建議，於是便不去想，而是仍舊注重在登州的改革。
大宋朝的稅賦，大致上可以分為五類，即：公田、民田、城郭、丁口、雜變。
十六國南北朝時，北魏統一北方，畢竟是漁獵、遊牧民族入主中原，所以北魏前期的官員，是沒有俸祿的，官員從某種意義而言，就是一支部落兵的頭領，通過戰爭掠奪、戰功賞賜獲得錢財。
但隨著北方統一，北魏孝文帝不得不改革製度，開始了漢化進程，但“太和改製”有一點沒有完全解決，那就是官員俸祿的問題。
於是從北魏到北齊，就出現了公廨田、公廨錢，即朝廷給州郡縣的官衙，按照官員品級，劃分官田，雇傭百姓耕作，土地的產出大部分直接交給本地官員，以充當俸祿，同時還允許官府麵向民間進行“高利貸”行為。
這一製度被隋唐沿用，大宋朝開國後，官衙仍舊有公田，但大宋承認土地私有，故而國有土地並不多，公田提供的賦稅也不算多。
王倫在登州的改革，就取消了公田，將之分配給了無地的農民，因為這一點兒土地，實在不值當官府專門派人經營管理。
所以王倫改革的第一個大頭，就是民田。他已經通過均分土地，征收夏秋兩稅，初步推行了下去。
自古以來，或者說從漢朝以來，官府對民間收稅，大致有三類：土地稅、人頭稅、商稅。兩漢對人頭稅，是按照成年百姓來計的，不分男女，比如西漢時百姓每年按照人頭要繳納一百二十文錢。
到了東漢末年，曹操占領青州之後，推行改革，將人頭稅轉為戶稅，即不按人頭，而是按照戶口，以一夫一妻計，繳納的也不是錢，而是土地產出的實物。
同時兩漢還有財產稅，但唐朝德宗皇帝時，名相楊炎改革，提出了“兩稅法”，就將官府在冊的百姓，以每戶資產、家中人丁、以及擁有土地數量綜合收稅。
大宋朝又做了一番改革，土地稅單獨收，人口、戶稅也隻在部分州縣，通過身丁錢、米錢的名義收取。
看似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是，大宋朝推行各種鹽鐵醬醋國營，實際上的人口稅、戶稅都分攤到了農稅、商稅以及各種雜稅中去了，實際征收比例反而更高。
王倫就聽聞，王安石變法之後，江南的部分州縣，當地官員就已經建議，將兩浙路“丁錢隨田稅帶納”，隻是朝廷議論後並未通過。
這實際上就是要求“攤丁入畝”，即將人口、戶稅與百姓擁有土地多寡形成了綁定，王倫在登州也開始了推行。
同時王倫又按照隋朝的製度，將統計在冊的百姓人口按照年齡劃分，三歲以下為黃，也就是常說的“黃口小兒”；三到十歲為小；十到十七歲為中；十八歲到六十歲為丁；六十歲以上為老。
登州的土地改革，均分人口主要針對丁男和丁女，中男則分二十畝地，成年後再分一次田；老年也有二十畝，但身死後土地就迴收。
王倫的土地政策，可謂是從北魏孝文帝改革以來，一直到滿清雍正時期的大雜糅，這樣征東將軍府名下占據的未分配土地，大約隻有六分之一左右，山林水澤，則實行承包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