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後，宋遼兩國迎來了百年和平，大宋朝的戰事，就主要集中在了西北，攻打青唐吐蕃以及黨項人建立的西夏。
和平太久，於是內地州縣的一切都開始鬆弛起來，且不論駐守州縣的官兵武備不全，各州城、縣城的城池，官員們也少有修繕維護的。
就好比巨野縣城，濟州州治所在，因為人口的繁衍、市民經濟的繁榮、商業的興盛、大宋朝嚴重的土地兼並，就有許多鄉村百姓為了討口飯吃，選擇進城務工。
於是縣城城牆外，就出現了百姓們自由搭建的窩棚、房屋，亂七八糟，雖然後來被知縣、知州等派人整治，仍舊如同貧民窟一般。
王倫之所以攻打巨野縣城時選擇西門，就是因為東門外已經形成了大片的聚集生活區，反而不如西門這裏攻城方便一些。
濟州城這裏還好，先前王倫去東京城，那裏城外百姓的住宅、房屋，延綿十餘裏，城外熱鬧一如城內。
袁朗與鈕文忠兩人各領兵馬，前往攻取任城、金鄉二縣，也並未遇到多大阻力。兩縣的城牆都不甚高，身手敏捷的頭領和士卒們，仗著一杆樸刀，很輕鬆就能跳上去。
故而兩縣的衙役、軍漢們一看見梁山的旗號，先自膽怯了，被步兵們扛著長梯衝到城下，順勢攀爬，一鼓作氣就拿下了兩座城池。
等到兩縣來不及逃走的知縣、縣尉等官吏都被押送到了巨野縣城，濟州三縣之地就正式被梁山占據並接管了。
這讓王倫不住地搖頭，也難怪如王慶、田虎、方臘等人，舉事之初，往往一兩個月就能攻占數個縣城，一兩個大州，這攻城略地的難度也忒小了。
占城奪地不難，難的是要能守得住。
如何守住其實也不難，無非是法治公正、廢除一切苛捐雜稅、讓治下的百姓們都能有個相對的公平，不強掠、不擾民而已。
自去年拒絕詔安後，王倫在梁山做的主要有兩件事：第一自然是仍舊苦練兵；第二就是與諸軍師、頭領們商議如何治理百姓。
於是卞祥就任巨野縣臨時知縣後，以梁山的名義下達了第一條命令，就是廢除了五十多種雜稅，似農稅田賦、商稅、交易稅這樣的正稅，仍舊嚴格執行，隻是這一次百姓不需要交給官府，而是交給梁山了。
孫定和藺仁被調來，開始接手濟州的民事、刑事案件，於是一批被俘虜的濟州官吏相繼受審，各按大宋律令，或被砍頭，或被抄家，或被罰款。
王倫一直覺得，大宋朝處於華夏曆史時期的一個重要節點，但可惜我大宋竟然連一個機會都沒有抓住，曆史賦予的任務，一個都沒有完成，一個王朝混到這種地步，實在可笑。
比如大宋朝就處於熱兵器的萌芽發展階段，以時代科技水平，火炮本應該是黑火藥最主要的發展方向，但大宋朝追求多而全，不敢肉搏戰，就把火藥技術全點到了箭矢拋射上麵。
結果由於管理不善，朝廷不重視，就出現了各種毫無殺傷力的火箭、火器，在戰場上的作用就是製造噪音和煙霧，完全沒有任何黑火藥該有的輔助功能。
又比如九品中正製以來，官與吏分家，官都是流動任職的流官，吏卻變成了以本地人任職的坐地戶，導致官的權力被吏分去了相當一部分。
但至少還有可以改進的機會，因為吏這一群體，還沒有經過大元朝徹底放權給地方的洗禮，沒有形成明朝那樣根深蒂固的本地小吏群體，小吏還沒有形成世襲製，還是有可以改革的機會的。
又比如宋遼兩國長期對峙，導致了南北漢人的分化隔絕，這種統一南北、融合彼此的任務，大宋朝無能為力，遼國無動於衷，就這麽把大好機會給浪費了。
再比如大唐臨死前，拖著殘軀硬生生打殘了漠南漠北草原的遊牧民族，假設大宋朝靠譜一些，契丹基本沒有坐大的機會，但我大宋朝就是能讓遼國崛起，順便讓黨項人獨立建國，還能讓已經衰敗成為散沙的吐蕃，又建立了一個青唐政權。
現如今的草原，幾乎沒有一個統一的部族，但大宋朝無能，遼國也好不到哪裏去，能放任女真人崛起，轉頭就去欺壓一盤散沙的草原部落，金國滅了遼國成為北方霸主，學遼國學得像模像樣。
於是草原部落就硬生生地被逼著彼此混戰，養蠱一般養出了蒙古大帝國。
宋、遼、金三國但凡有一個稍微靠譜一些，不敢說蒙古絕對不會出現，至少草原再次出現一個統一的部落，也會推遲個一兩百年的。
故而王倫這一次在濟州待了一個月，梁山曆次大戰的傷員和一部分士卒，就地轉業，成為各縣的吏員。
不知道該怎麽做事？梁山別的不缺，唯獨有朝廷小吏任職過往的頭領和士卒不少，王倫就集合起來，先開個學習班和培訓班，然後就匆匆上任。
裴宣部下的軍法官，也轉業了一批，於是三個縣的基層官吏就這麽搭建了起來。
王倫並沒有第一時間急著均分土地，為了將梁山的勢力下沉到鄉村基層，他做了兩件事：
第一，繼續招兵，兵員主要從各鄉村招募選拔，並在各鄉村張貼梁山對士卒的一係列待遇和優惠。
除了正常的按月發放俸祿軍餉，不帶一絲克扣外，戰時立功的賞賜，也列得清楚明白，而且戰死、受傷的士卒，撫恤、優待都不少，若是入軍滿年限後，可以提出歸鄉，曆年賞賜一並帶迴外，還可以優先出任本地的裏正、保長。
第二，則是在各鄉村開設小規模的供應鋪，專賣鹽、酒、醋、醬、針線等以及梁山鐵器作坊打造的農具。
商鋪下鄉，其實就是耳目下鄉，這樣梁山就可以吸納一部分遊鄉走村的小商販，將情報網布滿整個濟州。
和平太久，於是內地州縣的一切都開始鬆弛起來，且不論駐守州縣的官兵武備不全，各州城、縣城的城池，官員們也少有修繕維護的。
就好比巨野縣城，濟州州治所在，因為人口的繁衍、市民經濟的繁榮、商業的興盛、大宋朝嚴重的土地兼並，就有許多鄉村百姓為了討口飯吃，選擇進城務工。
於是縣城城牆外，就出現了百姓們自由搭建的窩棚、房屋，亂七八糟，雖然後來被知縣、知州等派人整治，仍舊如同貧民窟一般。
王倫之所以攻打巨野縣城時選擇西門，就是因為東門外已經形成了大片的聚集生活區，反而不如西門這裏攻城方便一些。
濟州城這裏還好，先前王倫去東京城，那裏城外百姓的住宅、房屋，延綿十餘裏，城外熱鬧一如城內。
袁朗與鈕文忠兩人各領兵馬，前往攻取任城、金鄉二縣，也並未遇到多大阻力。兩縣的城牆都不甚高，身手敏捷的頭領和士卒們，仗著一杆樸刀，很輕鬆就能跳上去。
故而兩縣的衙役、軍漢們一看見梁山的旗號，先自膽怯了，被步兵們扛著長梯衝到城下，順勢攀爬，一鼓作氣就拿下了兩座城池。
等到兩縣來不及逃走的知縣、縣尉等官吏都被押送到了巨野縣城，濟州三縣之地就正式被梁山占據並接管了。
這讓王倫不住地搖頭，也難怪如王慶、田虎、方臘等人，舉事之初，往往一兩個月就能攻占數個縣城，一兩個大州，這攻城略地的難度也忒小了。
占城奪地不難，難的是要能守得住。
如何守住其實也不難，無非是法治公正、廢除一切苛捐雜稅、讓治下的百姓們都能有個相對的公平，不強掠、不擾民而已。
自去年拒絕詔安後，王倫在梁山做的主要有兩件事：第一自然是仍舊苦練兵；第二就是與諸軍師、頭領們商議如何治理百姓。
於是卞祥就任巨野縣臨時知縣後，以梁山的名義下達了第一條命令，就是廢除了五十多種雜稅，似農稅田賦、商稅、交易稅這樣的正稅，仍舊嚴格執行，隻是這一次百姓不需要交給官府，而是交給梁山了。
孫定和藺仁被調來，開始接手濟州的民事、刑事案件，於是一批被俘虜的濟州官吏相繼受審，各按大宋律令，或被砍頭，或被抄家，或被罰款。
王倫一直覺得，大宋朝處於華夏曆史時期的一個重要節點，但可惜我大宋竟然連一個機會都沒有抓住，曆史賦予的任務，一個都沒有完成，一個王朝混到這種地步，實在可笑。
比如大宋朝就處於熱兵器的萌芽發展階段，以時代科技水平，火炮本應該是黑火藥最主要的發展方向，但大宋朝追求多而全，不敢肉搏戰，就把火藥技術全點到了箭矢拋射上麵。
結果由於管理不善，朝廷不重視，就出現了各種毫無殺傷力的火箭、火器，在戰場上的作用就是製造噪音和煙霧，完全沒有任何黑火藥該有的輔助功能。
又比如九品中正製以來，官與吏分家，官都是流動任職的流官，吏卻變成了以本地人任職的坐地戶，導致官的權力被吏分去了相當一部分。
但至少還有可以改進的機會，因為吏這一群體，還沒有經過大元朝徹底放權給地方的洗禮，沒有形成明朝那樣根深蒂固的本地小吏群體，小吏還沒有形成世襲製，還是有可以改革的機會的。
又比如宋遼兩國長期對峙，導致了南北漢人的分化隔絕，這種統一南北、融合彼此的任務，大宋朝無能為力，遼國無動於衷，就這麽把大好機會給浪費了。
再比如大唐臨死前，拖著殘軀硬生生打殘了漠南漠北草原的遊牧民族，假設大宋朝靠譜一些，契丹基本沒有坐大的機會，但我大宋朝就是能讓遼國崛起，順便讓黨項人獨立建國，還能讓已經衰敗成為散沙的吐蕃，又建立了一個青唐政權。
現如今的草原，幾乎沒有一個統一的部族，但大宋朝無能，遼國也好不到哪裏去，能放任女真人崛起，轉頭就去欺壓一盤散沙的草原部落，金國滅了遼國成為北方霸主，學遼國學得像模像樣。
於是草原部落就硬生生地被逼著彼此混戰，養蠱一般養出了蒙古大帝國。
宋、遼、金三國但凡有一個稍微靠譜一些，不敢說蒙古絕對不會出現，至少草原再次出現一個統一的部落，也會推遲個一兩百年的。
故而王倫這一次在濟州待了一個月，梁山曆次大戰的傷員和一部分士卒，就地轉業，成為各縣的吏員。
不知道該怎麽做事？梁山別的不缺，唯獨有朝廷小吏任職過往的頭領和士卒不少，王倫就集合起來，先開個學習班和培訓班，然後就匆匆上任。
裴宣部下的軍法官，也轉業了一批，於是三個縣的基層官吏就這麽搭建了起來。
王倫並沒有第一時間急著均分土地，為了將梁山的勢力下沉到鄉村基層，他做了兩件事：
第一，繼續招兵，兵員主要從各鄉村招募選拔，並在各鄉村張貼梁山對士卒的一係列待遇和優惠。
除了正常的按月發放俸祿軍餉，不帶一絲克扣外，戰時立功的賞賜，也列得清楚明白，而且戰死、受傷的士卒，撫恤、優待都不少，若是入軍滿年限後，可以提出歸鄉，曆年賞賜一並帶迴外，還可以優先出任本地的裏正、保長。
第二，則是在各鄉村開設小規模的供應鋪，專賣鹽、酒、醋、醬、針線等以及梁山鐵器作坊打造的農具。
商鋪下鄉，其實就是耳目下鄉，這樣梁山就可以吸納一部分遊鄉走村的小商販，將情報網布滿整個濟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