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巍巍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江寒可以肯定，對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多數人都背不下來。
隻有省直工委、組織部等部門檢查的時候，或者是在文明單位創建之前，幹部們才會臨時突擊背一背，記住了那麽幾天，再過幾天就把內容給忘了。
因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太多了，內容雖然都不錯，但是卻很難讓人記住。
自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被提出來，全國各個城市都掀起了一股風潮，都提出各個城市的價值觀或者是形象，並麵向全國征集，最後形成的都是大而全的，並且各大城市都高度雷同。
如果到街頭采訪，人民群眾都會一頭霧水，根本答不上來。
“張院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是24個字：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張院長，黨中央都提出來了自由二字！把自由都列入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但是你卻如此反對自由，有何道理？”
“張院長，毛主席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雙百方針，背景是什麽樣的？”
張巍巍感到江寒在思想文化史很有研究，而他對於“雙百”方針有所了解，但肯定不如江寒詳細，於是就低下頭來不再接話。
“郭沫若和範文瀾兩位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對於科學文化領域的爭論，引起了全國範圍內的論爭，他們的主張又都各有讚成者，一時相持不下。”
“於是，毛主席提出雙百方針，並把他確定為我們黨在科學文化工作中的一條基本方針。”
1956年，劉少奇聽取文化部黨組匯報時指出：“百花齊放，就允許並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
劉少奇講完之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強調吸取蘇聯的教訓。
毛主席當時指出：我們的哲學、經濟學、曆史和文藝批評的研究領域“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著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麵，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
同年，有一位在中國講學的蘇聯學者向中國陪同人員談到他不同意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部分論點，有人提議把這一事件通報給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把這個蘇聯的學者趕迴去。
毛澤東堅決不同意這樣做，當時就此事專門強調：“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有不同意見，什麽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急需黨團結一切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當時數量並不太多的知識分子對於百業待興的新中國就更顯珍貴。與此同時，蘇聯出現“解凍文學”思潮，對文藝的行政命令、官僚主義，文學創作的模式化和“虛假”作風等進行了質疑。這些現象在中國文藝界引起共鳴，大家都認為中國的文學創作存在迴避鬥爭、不敢幹預現實生活、不能真實地描寫生活的缺點。
江寒在迴顧了曆史之後說道：“我們現在，不少知識分子，根本不去了解真實的曆史，就盲目地迎合一些無知無畏的所謂愛國者，進行愛國情緒的消費，反而，這種傾向對於整個社會是非常有害的。”
“這些人當中，麵上極左，其實裏子極右！”
江寒又看向張巍巍：“為什麽出現這種情況？這是因為我們的人民群眾還沒有接受像文藝複興這樣的思想啟蒙。我們總是被一種思想所控製，上層總是向民眾灌輸同一種思想，結果是什麽呢，有人曾說過，我們產生不了人才，隻會產生奴才。”
“幾十年來，人們一直被灌輸這樣一種觀念：工人階級的利益跟資本家的利益是矛盾的，工人和農民的利益，與地主的利益是矛盾的。”
“於是，我們把地主打倒了，把資本家打倒了。”
“結果呢，地主倒下了，農民也沒有富起來。資本家倒下了，工人並沒有增加多少力量。”
“一直說知識分子是臭老九，還時不是地搞批鬥，結果呢，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各種科技突破，全是知識分子搞出來的。有很多知識分子，在工人階級的批鬥之下，在研究科技！”
“看看全球吧，都是這樣，任何消滅資本家的地方，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是最慘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是最沒有保障的。”
說到這裏，張巍巍覺得來了反駁的機會：“張書記，我們的主張就是要最終消滅階級，特別是要消滅資產階段，隻有消滅了資產階段，才能夠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資本家消滅了，資產階級消失了，我們的工人階級才能夠得到平等，才能夠與農民階級一起實現共同富裕。”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才有了公有製，才有了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我們實現消滅剝削、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撐。”
江寒反問道：“張院長，請您告訴我，在國有企業，工人就不被剝削了，就實現平等了，就共同富裕了？請你告訴我，國有企業董事長的勞動時間長，還是普通工人的勞動時間長？董事長的工資高，還是工人的工資高？”
張巍巍不吭聲了。
江寒繼續問道：“按張院長的說法，國企消滅了剝削、實現了平等。那麽請問張院長，現在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國企董事長，一個是國企工人，你選擇哪個？”
張巍巍麵色尷尬，仍然不吭聲。
“現在很多知識分子，利用和迎合民粹主義，四處講課，盲目自誇，而後無底線地貶低別人，其實是在利用一些傻b，割傻b的韭菜，並且這些shab還被割的心甘情願！這些知識分子，看起來很愛國，其實就是——新時代的愛國賊！”
江寒可以肯定，對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多數人都背不下來。
隻有省直工委、組織部等部門檢查的時候，或者是在文明單位創建之前，幹部們才會臨時突擊背一背，記住了那麽幾天，再過幾天就把內容給忘了。
因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太多了，內容雖然都不錯，但是卻很難讓人記住。
自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被提出來，全國各個城市都掀起了一股風潮，都提出各個城市的價值觀或者是形象，並麵向全國征集，最後形成的都是大而全的，並且各大城市都高度雷同。
如果到街頭采訪，人民群眾都會一頭霧水，根本答不上來。
“張院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是24個字：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張院長，黨中央都提出來了自由二字！把自由都列入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但是你卻如此反對自由，有何道理？”
“張院長，毛主席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雙百方針，背景是什麽樣的？”
張巍巍感到江寒在思想文化史很有研究，而他對於“雙百”方針有所了解，但肯定不如江寒詳細，於是就低下頭來不再接話。
“郭沫若和範文瀾兩位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對於科學文化領域的爭論，引起了全國範圍內的論爭，他們的主張又都各有讚成者，一時相持不下。”
“於是，毛主席提出雙百方針，並把他確定為我們黨在科學文化工作中的一條基本方針。”
1956年，劉少奇聽取文化部黨組匯報時指出：“百花齊放，就允許並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
劉少奇講完之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強調吸取蘇聯的教訓。
毛主席當時指出：我們的哲學、經濟學、曆史和文藝批評的研究領域“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著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麵，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
同年，有一位在中國講學的蘇聯學者向中國陪同人員談到他不同意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部分論點，有人提議把這一事件通報給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把這個蘇聯的學者趕迴去。
毛澤東堅決不同意這樣做，當時就此事專門強調：“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有不同意見，什麽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急需黨團結一切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當時數量並不太多的知識分子對於百業待興的新中國就更顯珍貴。與此同時，蘇聯出現“解凍文學”思潮，對文藝的行政命令、官僚主義，文學創作的模式化和“虛假”作風等進行了質疑。這些現象在中國文藝界引起共鳴，大家都認為中國的文學創作存在迴避鬥爭、不敢幹預現實生活、不能真實地描寫生活的缺點。
江寒在迴顧了曆史之後說道：“我們現在，不少知識分子，根本不去了解真實的曆史，就盲目地迎合一些無知無畏的所謂愛國者，進行愛國情緒的消費，反而，這種傾向對於整個社會是非常有害的。”
“這些人當中，麵上極左，其實裏子極右！”
江寒又看向張巍巍：“為什麽出現這種情況？這是因為我們的人民群眾還沒有接受像文藝複興這樣的思想啟蒙。我們總是被一種思想所控製，上層總是向民眾灌輸同一種思想，結果是什麽呢，有人曾說過，我們產生不了人才，隻會產生奴才。”
“幾十年來，人們一直被灌輸這樣一種觀念：工人階級的利益跟資本家的利益是矛盾的，工人和農民的利益，與地主的利益是矛盾的。”
“於是，我們把地主打倒了，把資本家打倒了。”
“結果呢，地主倒下了，農民也沒有富起來。資本家倒下了，工人並沒有增加多少力量。”
“一直說知識分子是臭老九，還時不是地搞批鬥，結果呢，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各種科技突破，全是知識分子搞出來的。有很多知識分子，在工人階級的批鬥之下，在研究科技！”
“看看全球吧，都是這樣，任何消滅資本家的地方，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是最慘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是最沒有保障的。”
說到這裏，張巍巍覺得來了反駁的機會：“張書記，我們的主張就是要最終消滅階級，特別是要消滅資產階段，隻有消滅了資產階段，才能夠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資本家消滅了，資產階級消失了，我們的工人階級才能夠得到平等，才能夠與農民階級一起實現共同富裕。”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才有了公有製，才有了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我們實現消滅剝削、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撐。”
江寒反問道：“張院長，請您告訴我，在國有企業，工人就不被剝削了，就實現平等了，就共同富裕了？請你告訴我，國有企業董事長的勞動時間長，還是普通工人的勞動時間長？董事長的工資高，還是工人的工資高？”
張巍巍不吭聲了。
江寒繼續問道：“按張院長的說法，國企消滅了剝削、實現了平等。那麽請問張院長，現在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國企董事長，一個是國企工人，你選擇哪個？”
張巍巍麵色尷尬，仍然不吭聲。
“現在很多知識分子，利用和迎合民粹主義，四處講課，盲目自誇，而後無底線地貶低別人，其實是在利用一些傻b，割傻b的韭菜，並且這些shab還被割的心甘情願！這些知識分子，看起來很愛國，其實就是——新時代的愛國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