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查處貪官不難，有沈一石的賬本，江南的官商勾結一案幾乎水到渠成，但問題是要是嚴查，就務必牽扯到各方勢力。特別是因為推行改稻為桑，炸開新安江，造成生靈塗炭。
最重要的就是這勢必摸黑嘉靖皇帝，在這個誰都可以有錯，皇帝不能有錯的年代。如果不加以掩飾，別說趙貞吉是裕王座師，就是嚴嵩也為此被嘉靖皇帝責罰。
所以趙貞吉到了浙江後，就把鄭泌昌、何茂才這些嚴黨一網打盡後就不想追究。就連織造局大太監楊金水都放了一馬，但問題是他遇到了海瑞。
海瑞抓住沈一石作坊賤賣一事，攻擊胡宗憲，隻要撬動胡宗憲，嚴黨自斷一臂。
可趙貞吉認為如今江南倭寇未除，胡宗憲還不能倒，而且現在也不是倒嚴的好時候，就處處給海瑞設置調查障礙。
可海瑞是誰，那可是一個連皇帝都敢罵的人，嘉靖皇帝也拿他沒有辦法，是真正做到了無欲則剛的人，趙貞吉不讓查，他偏要查。
楊金水害怕了，怕海瑞查到他才是新安江決堤的幕後主使，想請趙貞吉幫忙，把鄭泌昌與何茂才先押解迴京定案，這樣海瑞就沒辦法繼續調查。
趙貞吉怕草草定案而擔責，沒有答應楊金水的要求，隻是答應把鄭泌昌、何茂才另行關押，海瑞通過走訪，抽絲剝繭，查到了新安江決堤的真相，楊金水嚇得裝瘋賣傻。
這個由改稻為桑引起的貪腐大案，最後以鄭泌昌、何茂才斬首，呂芳被逐出司禮監去監造陵墓而結束，海瑞的結案奏折被嘉靖一把火，最後以海瑞罷官而結束。
如果按照經濟與軍事角度來看，改稻為桑本是善政，在浙江改稻為桑後，倭寇也確實失去了生存空間，最後被戚繼光、俞大酋剿滅，可過程卻太不人道。
實際上，在此案之中，還隱藏著皇家內庫與國庫之間的利益糾紛。因為如果按照楊金水、鄭泌昌讓沈一石兼並了浙江的土地，這些土地就屬於江南織造局的，江南織造局屬於皇家內庫，那麽浙江大部分土地就會被皇家鯨吞。改稻為桑也就沒有士紳什麽事了，這也是一開始，浙江百姓抵製改稻為桑的原因之一，但要是還是種稻而不是種桑，賦稅收入應該上交國庫。
但到了最後，由於楊金水裝瘋賣傻來逃避罪責，江南織造局和杭州市舶司都落在趙貞吉手中，趙貞吉在處理這個案子中，處處提現出為皇家著想，嘉靖於是放心把原本屬於皇家內庫的江南織造局與市舶司交給趙貞吉，從而開啟了文官插手江南織造局的局麵。
按說此案收獲最大的應該是趙貞吉，但實際上趙貞吉由於查辦此案，徹底得罪了嚴嵩一黨，就連胡宗憲也因為趙貞吉沒有信守承諾，保障胡宗憲的親人而斷交，就是自己的徐階那裏，也因為趙貞吉沒有借此徹底推翻嚴黨而不喜。沒過多久，趙貞吉就因為改稻為桑進展不順，被張居正取代，而張居正正是因為改稻為桑推廣順利，一步步走向大明首輔之路。
當然，浙江的士紳並不是關心賦稅是交給國庫還是內庫，他們之所以抵製是因為這麽大的利益不能隻便宜了皇家，換了這麽多巡撫改稻為桑都不能成功，為何張居正能夠成功，也是因為江南織造局和市舶司迴到了文官手中，趙貞吉不敢分出皇家利益給士紳，所以沒辦法推廣，但張居正卻利用了嘉靖迫切改善財政窘迫，讓浙江士紳能從中改稻為桑中分一杯羹，自然能順利推廣。
如今浙江改稻為桑將近百年，經過文官士紳的不斷鯨吞，江南織造局已經不再是皇家獨有。
大量的士紳投身紡織業，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土地兼並也越發嚴重，大量失地農民開始從農民轉化為紡織工，這就是明末資本主義萌芽。
但絲綢畢竟是高檔麵料，大量紡織工的出現，光織絲綢不能養活如此多的紡織工人，於是浙江逐漸開始種植棉花，當越來越多的人發現，麵布雖然便宜，但銷量巨大，利潤並不比種桑養蠶低，於是棉花的種植麵積也是越來越大。從而誕生了鬆江布。
鬆江布不是因為是鬆江產的布，而是鬆江由於地理原因，最後成為了江南棉布的集散中心。
嘉靖皇帝因為自己的貪婪，讓後世子孫失去了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到萬曆帝時不得不四處收取礦稅來維持巨大帝國的開支，文官士紳與皇家經過幾十年的博弈，礦稅也隨著萬曆皇帝而壽終正寢，逼迫天啟動用魏忠賢四處強取豪奪。
無論萬曆天啟用什麽手段來增加內庫收益，收取的目標都是士紳階層，受損的都是有產階級，雖然造成黨爭不斷，但不會危及根本，可到了崇禎這個傻缺，下令收取三大響，第二年就激起農民起義，從而一發不可收拾。
鍾君義在南京雖然幫大商人銷售了大量的鬆江布，但整個浙江積壓的鬆江布還有更多，那些小作坊、織工家裏積壓的鬆江布比起大商人的布匹隻多不少。
隻賣布終究是小格局，鍾君義這次到浙江，主要還是幫助浙江織工改變生產結構，往後浙江隻織不紡，浙江畢竟是江南，江南雨水多，棉花產量與質量都無法和北方棉比。另外就是借此機會，向成衣方麵發展。
東明這兩年雖說發展迅速，但畢竟不靠海，而且缺少成熟的產業工人，而浙江發展紡織業將近百年，已經培養了大量的熟練工人，這些工人都是寶貴的財富。
明末之所以是華夏曆史上的三大浩劫，不光是人口損失將近一半，損失了大量的勞動力，也失去了大量的產業工人，鍾君義希望通過這些產業工人盡早開發出小圓機，織毛衣機等一係列紡織業衍生機械。
最重要的就是這勢必摸黑嘉靖皇帝，在這個誰都可以有錯，皇帝不能有錯的年代。如果不加以掩飾，別說趙貞吉是裕王座師，就是嚴嵩也為此被嘉靖皇帝責罰。
所以趙貞吉到了浙江後，就把鄭泌昌、何茂才這些嚴黨一網打盡後就不想追究。就連織造局大太監楊金水都放了一馬，但問題是他遇到了海瑞。
海瑞抓住沈一石作坊賤賣一事，攻擊胡宗憲，隻要撬動胡宗憲，嚴黨自斷一臂。
可趙貞吉認為如今江南倭寇未除，胡宗憲還不能倒，而且現在也不是倒嚴的好時候，就處處給海瑞設置調查障礙。
可海瑞是誰，那可是一個連皇帝都敢罵的人，嘉靖皇帝也拿他沒有辦法，是真正做到了無欲則剛的人，趙貞吉不讓查，他偏要查。
楊金水害怕了，怕海瑞查到他才是新安江決堤的幕後主使，想請趙貞吉幫忙，把鄭泌昌與何茂才先押解迴京定案，這樣海瑞就沒辦法繼續調查。
趙貞吉怕草草定案而擔責，沒有答應楊金水的要求，隻是答應把鄭泌昌、何茂才另行關押，海瑞通過走訪，抽絲剝繭，查到了新安江決堤的真相，楊金水嚇得裝瘋賣傻。
這個由改稻為桑引起的貪腐大案，最後以鄭泌昌、何茂才斬首，呂芳被逐出司禮監去監造陵墓而結束，海瑞的結案奏折被嘉靖一把火，最後以海瑞罷官而結束。
如果按照經濟與軍事角度來看，改稻為桑本是善政，在浙江改稻為桑後，倭寇也確實失去了生存空間，最後被戚繼光、俞大酋剿滅，可過程卻太不人道。
實際上，在此案之中，還隱藏著皇家內庫與國庫之間的利益糾紛。因為如果按照楊金水、鄭泌昌讓沈一石兼並了浙江的土地，這些土地就屬於江南織造局的，江南織造局屬於皇家內庫，那麽浙江大部分土地就會被皇家鯨吞。改稻為桑也就沒有士紳什麽事了，這也是一開始，浙江百姓抵製改稻為桑的原因之一，但要是還是種稻而不是種桑，賦稅收入應該上交國庫。
但到了最後，由於楊金水裝瘋賣傻來逃避罪責，江南織造局和杭州市舶司都落在趙貞吉手中，趙貞吉在處理這個案子中，處處提現出為皇家著想，嘉靖於是放心把原本屬於皇家內庫的江南織造局與市舶司交給趙貞吉，從而開啟了文官插手江南織造局的局麵。
按說此案收獲最大的應該是趙貞吉，但實際上趙貞吉由於查辦此案，徹底得罪了嚴嵩一黨，就連胡宗憲也因為趙貞吉沒有信守承諾，保障胡宗憲的親人而斷交，就是自己的徐階那裏，也因為趙貞吉沒有借此徹底推翻嚴黨而不喜。沒過多久，趙貞吉就因為改稻為桑進展不順，被張居正取代，而張居正正是因為改稻為桑推廣順利，一步步走向大明首輔之路。
當然，浙江的士紳並不是關心賦稅是交給國庫還是內庫，他們之所以抵製是因為這麽大的利益不能隻便宜了皇家，換了這麽多巡撫改稻為桑都不能成功，為何張居正能夠成功，也是因為江南織造局和市舶司迴到了文官手中，趙貞吉不敢分出皇家利益給士紳，所以沒辦法推廣，但張居正卻利用了嘉靖迫切改善財政窘迫，讓浙江士紳能從中改稻為桑中分一杯羹，自然能順利推廣。
如今浙江改稻為桑將近百年，經過文官士紳的不斷鯨吞，江南織造局已經不再是皇家獨有。
大量的士紳投身紡織業，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土地兼並也越發嚴重，大量失地農民開始從農民轉化為紡織工，這就是明末資本主義萌芽。
但絲綢畢竟是高檔麵料，大量紡織工的出現，光織絲綢不能養活如此多的紡織工人，於是浙江逐漸開始種植棉花，當越來越多的人發現，麵布雖然便宜，但銷量巨大，利潤並不比種桑養蠶低，於是棉花的種植麵積也是越來越大。從而誕生了鬆江布。
鬆江布不是因為是鬆江產的布，而是鬆江由於地理原因，最後成為了江南棉布的集散中心。
嘉靖皇帝因為自己的貪婪，讓後世子孫失去了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到萬曆帝時不得不四處收取礦稅來維持巨大帝國的開支，文官士紳與皇家經過幾十年的博弈，礦稅也隨著萬曆皇帝而壽終正寢，逼迫天啟動用魏忠賢四處強取豪奪。
無論萬曆天啟用什麽手段來增加內庫收益，收取的目標都是士紳階層，受損的都是有產階級，雖然造成黨爭不斷，但不會危及根本，可到了崇禎這個傻缺，下令收取三大響，第二年就激起農民起義，從而一發不可收拾。
鍾君義在南京雖然幫大商人銷售了大量的鬆江布，但整個浙江積壓的鬆江布還有更多，那些小作坊、織工家裏積壓的鬆江布比起大商人的布匹隻多不少。
隻賣布終究是小格局，鍾君義這次到浙江，主要還是幫助浙江織工改變生產結構，往後浙江隻織不紡，浙江畢竟是江南，江南雨水多，棉花產量與質量都無法和北方棉比。另外就是借此機會，向成衣方麵發展。
東明這兩年雖說發展迅速，但畢竟不靠海，而且缺少成熟的產業工人，而浙江發展紡織業將近百年，已經培養了大量的熟練工人，這些工人都是寶貴的財富。
明末之所以是華夏曆史上的三大浩劫，不光是人口損失將近一半，損失了大量的勞動力，也失去了大量的產業工人，鍾君義希望通過這些產業工人盡早開發出小圓機，織毛衣機等一係列紡織業衍生機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