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延佑經理
征服世界的一百五十年 作者：雅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嚴格意義上來講，這次科舉，雖然打開了漢人儒生入仕的通道，但其影響是微乎其微的，畢竟隻有這麽幾十個人進入了朝堂，最高的才不過是個從六品的小官，對於改變整座朝堂的環境來說，根本就是杯水車薪。
但從曆史意義上來說，這件事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首先，就像愛育黎拔力八達預想的那樣，無論這次科舉的最終結果如何，天下人都知道，朝廷又開始接納儒生入朝為官了，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漢法的推行，也使得自金末以來，日漸式微的儒學再次在全國範圍內普及開來。
其次，雖然因為蒙古守舊派官員們的橫加阻撓，導致這次科舉分為了漢榜和蒙古榜；但即便如此，這一批上榜的蒙古和色目官員也都是通曉儒家文化的，他們對於推行漢法也沒有那麽抗拒，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朝堂之中長久以來的蒙漢對立情況也有所緩解，民族矛盾和隔閡也略有消融；更何況，有了他們作為榜樣，勢必會刺激那些沒能上榜的蒙古和色目人，也能促進他們學習漢文化的熱情。
第三，在這次的科舉考試當中，愛育黎拔力八達和李孟等人經過不斷研究與討論，改變了科舉選取製度；自隋朝首創科舉製度以來，取士方式基本上都是以詩詞歌賦為主，唯文采好者為優，這其中的弊端顯而易見，就是會出現一大批精於讀書而疏於理政的書呆子進入朝堂，這對於國家的發展和進步是有很大阻礙的。
早在宋朝時期，王安石變法時的第一件事便是將詞賦取士改為經義取士，這一點連他的死對頭司馬光都非常讚同；然而在他變法失敗後不久，守舊派的官僚們便又改行經義與詞賦兩科並存的製度，並在最終又開始輕經義而重詞賦。
為了解決這種情況，李孟幾人經過商議，決定改以詞賦取士為以經義取士，並且確定了程朱理學在儒學曆史上的統治地位，為未來數百年的科舉發展奠定了基礎，這在當時來說，無異於是一個相當大的進步。
對於這種情況，李孟心裏其實是很興奮的，他在主持了第一次大元帝國的科舉考試之後，非常興奮地做了一首詩，名字叫《初科知貢舉》，裏麵這樣寫道：
百年場屋事初行，
一夕文星聚帝京。
豹管敢窺天下士，
鼇頭誰占日邊名。
寬容極口論時事，
衣被終身荷聖情。
願得真儒佐明主，
白頭應不負平生。
講到這裏，我插幾句題外話，有幾名朋友私信跟我說，想讓我講一下上一章末尾說到的書院製度和教育普及情況。
在元代以前，各地的書院基本都是屬於私人辦學，但自元朝伊始，為了更好地控製占領區和進行思維同化，學院逐漸轉換為公家辦學，並且在每一路、州、縣都設置了學院，對外招收學生。
看到這裏，好多人可能會覺得，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給了許多百姓家的孩子們以讀書識字的機會。
事實則不然，這些書院基本都是由政府撥款興建，受限於有元一朝極其惡劣的經濟形勢，所以規模普遍都不算太大，這也就導致了招生的人數是有很大限製的，所以能夠真正入學讀書的往往是那些有權有勢的大戶人家子弟，寒門子弟很少能夠享受到學院的教育。
為了更好地表述清楚當時的教育普及程度，我特意上網和去圖書館查看了許多關於這方麵的書籍，這裏查詢到一組數據，展現給大家。
（以下部分資料來自於周維強先生於錢江晚報上刊登的文章）
蒙元史學者蕭啟慶依據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廟學典禮》規定的各級學官名額，再添上《元史·選舉誌》裏的書院山長名額，對元朝的全國的地方學校及書院的學官名額數目做了一個估計：教授合計278人，學正合計484人，學錄合計185人，山長合計407人，教諭合計1127人，直學合計2111人。
以上全部加起來，總計4592人。
而元王朝的人口數，據《元史·地理誌》記載，以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統計為例，全國人口總數人，即將近五千九百萬人（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八卷裏的分析，實際人口數目遠不止於此）。姑且據《元史》至元二十七年的人口計算，則學官名額在元王朝總人口中的比率不到萬分之一。
一萬個人中才有一名教育工作者，這是什麽概念？
按照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以城市小學為例，師生比為1：19，也就是說每19名學生就要有一名老師；即便是師資力量比較緊張的農村小學，師生比也要達到1：23的比例。
而根據教育部發布的最新數據，全國目前的教師總數大概有1800萬人左右，以我國14億人口的比例來換算，大概每一千人中就有13名教師，而且這還不算那些課外教學機構中的老師和其餘涉及到教育工作的輔助工作人員。
由此可見，當時的教育普及程度遠遠不像我們通過隻言片語所了解到的那般美好，文盲程度依然高到離譜。
知識，不僅可以改變命運，他還和真理一樣，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閑話少敘，我們迴歸正題。
在徹底將科舉這件事辦妥了之後，愛育黎拔力八達非常開心，他似乎預見到了在不遠的將來，整座大元帝國在自己的治理下變得蒸蒸日上，國富民強。
而自己，也將和自己的父輩們一樣，成為被後世人傳頌景仰的千古明君。
但還沒等他高興起來，又有一件事發生了。
就在大元帝國的第一次科舉轟轟烈烈地在全國範圍內舉行的同時，身為中書省右丞相的鐵木迭兒自感風頭被李孟所掩蓋，於是也想露露臉。
可如今天下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科舉這件事上，又有什麽事情能蓋得過它呢？
思來想去，鐵木迭兒將目光鎖定在了田地的身上。
正所謂國之根本在於民，民之根本在於食。
普天之下，沒有什麽事情比吃飯更重要了吧？
不！
還有一件事，搞錢！
縱觀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曆史，沒有任何一個政權像大元帝國這般貧窮，雖然這其中的原因林林總總，但不可否認的是，大元朝的國庫，確實極度空虛。
也正因如此，大元朝的每一任中書省（或尚書省）一把手在到任之後的第一要務就是搞錢。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因為想要當穩這個大元集團的ceo，首先要確保的就是這個公司不能破產，而不能破產的前提就是用錢來維持。
錢從哪來？
肯定不能從官員豪紳們的手上弄來，畢竟大家都是同一階級，辛辛苦苦打了這麽多年仗為的是啥，不就是為了能吃香喝辣嗎？要是把錢都交給國庫了，那用啥來吃香喝辣？
那就從百姓身上搞吧！
可百姓也大不一樣，作為大元帝國的子民，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草原的百姓是大元帝國立足之根本，同時也是蒙古人的龍興之地，一定要善待。
漢中、京畿地區早就歸順大元，而且地處險要，多年以來一直作為大元帝國堅實的後盾，也不能搜刮的太狠。
波斯與幾大汗國雖然名義上還隸屬於大元帝國治下，但早已聽調不聽宣，就是有個名義上的名分罷了，現在大元皇帝的命令在這幾個國家估計都沒擦屁股紙好使，所以賦稅肯定是不能從他們身上搞了。
思來想去，似乎隻有江南地區還能搜刮出點油水來。
畢竟江南自古以來便是魚米之鄉，而且又是南宋遺土，百姓尚未歸心，正好借此機會敲打敲打這些動不動就出亂子的南方蠻子。
延佑元年十月（公元1214年），在鐵木迭兒的授意下，時任中書平章政事的章閭（又名張驢）向愛育黎拔力八達進諫，主張核查江西、浙江、河南等地的田糧，命令有田產的人家以及寺廟、學校皆要如實填報，不允許偷稅漏稅。
愛育黎拔力八達此時正為日益擴大的財政缺口而煩惱，見到鐵木迭兒如此主動地為自己分憂，十分高興地便答應了，還下令以張驢為首負責前往江浙、尚書昵匝馬丁前往江西，中書左丞陳士英前往河南，務必核實清楚各處田畝，充盈國庫。
嚴格意義上來講，這件事的初衷其實沒有什麽大問題，按照當時的經濟形勢來說，鐵木迭兒這一點也不算是惡意針對江南地區，隻不過是政府急需用錢，而江南恰好稍微富庶一些罷了。
可鐵木迭兒卻沒有想過，政策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如果負責執行政策的人有問題的話，那麽事情的結果和提出的初衷肯定會是天差地別。
張驢，就是那個有問題的人。
作為鐵木迭兒的心腹愛將，他自然知道鐵木迭兒的意思。
去他娘的豐盈國庫，老子管你國庫空不空虛，自己的錢包鼓了才是王道，你鐵木迭兒提出這個政策來，不就是為了貪麽？
懷揣著這樣的思想，張驢在到任之後便開始了他轟轟烈烈的搞錢大業。
在他的“精準指導”之下，各級官吏們力求突破，在經理田籍的過程中從嚴抓、從狠抓、從實抓，絕不放過任何一個平民百姓，也絕不騷擾任何一個官吏鄉紳，誓要將百姓們的血肉都榨幹，好用來充盈空虛的國庫。
一時間，南方各省陷入了一片哀嚎之中，為了完成上級所交代的任務，拿出耀眼的業績，各級官吏層層下壓，開始了慘無人道的橫征暴斂，那些家中田產豐厚的官紳，為了能夠避免多交稅，所以便紛紛對執行田籍普查的官吏們行賄， 官吏們收了好處，自然不再為難他們。
但這下就把那些沒錢行賄的普通百姓們給坑苦了，因為田產的總數是固定的，那些富紳們靠賄賂少報了田產，那麽多出來的這些數目就要分攤到這些百姓頭上，相當於他們種著一畝地卻要交著十畝地的稅，那誰也交不起啊！
麵對著這樣的情況，“貼心”的官吏們有辦法呀！
沒錢好說，拿房子抵稅。
你說啥？交了房子也不夠？
那也好說，拿田抵稅。
什麽？田被充公了也不夠？
那沒辦法了，你隻能賣身還債了！
偉大領袖毛主席曾經說過：“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會有反抗！”
在如此殘酷的剝削下，百姓們終於忍受不住了。
你大元朝廷也太過分了！
驢拉磨還得有個歇息的時間呢，而且為了防止他轉暈還得蒙住眼睛，可你大元朝廷拿老百姓當啥了？每年收稅不說，隔三岔五還得再催征一次，收不上來就明搶，我們老百姓混的還不如一頭驢呢！
於是，就在大元朝第一次科舉結束後僅僅兩個多月，在江西寧都便爆發了以蔡五九為首的農民起義。
此消息一經傳出，頓時朝野震動。
時任禦史中丞的楊朵兒隻立即上奏，彈劾張驢與昵匝馬丁二人，揭發他們橫征暴斂，禍亂民間的情況，並指出此次起義的源頭就是經理田籍所導致。
愛育黎拔力八達也不是昏庸之人，在聽完楊朵兒隻的話之後，馬上便意識到問題的症結所在，於是便立即下詔停止經理，這次史稱“延佑經理”的土地改革便虎頭蛇尾地落下了帷幕。
不過經理田籍一事雖然叫停了，但揭竿而起的起義卻也急需處理，畢竟愛育黎拔力八達再怎麽脾氣好體恤百姓，也不可能容忍有人造反。
於是，在叫停了經理田籍一事之後，他隨即又發出了一道詔書，任命張驢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負責鎮壓以蔡五九為首的農民起義。
蔡五九，江西寧都縣會同鄉人，武藝高強，膽色超群，是寧都地區有名的俠義之士。
但不論怎麽說，蔡五九的骨子裏畢竟就是個農民，即便揭竿而起，依然也隻是揮舞著鋤頭和扁擔的百姓，麵對著正規軍嚴加首位的寧都城時，經過了近一個月的圍攻依然未能破城。
而就在這時，張驢已經率領大軍前往寧都救援。
蔡五九聞訊後，急忙率義軍南下，轉頭進攻福建寧化縣。
如果說蔡五九就是個農民內核的起義軍首領，那麽寧化縣的守軍就是潑皮內核的大元朝軍兵，在絕對的人數壓製下，寧化縣被蔡五九成功攻克。
在攻占寧化縣之後，蔡五九似乎覺得自己又行了，有了跟大元朝正規軍抗衡的實力了，於是便迫不及待地自立為王。
但事實證明，未經過訓練的農民麵對上身經百戰的正規軍，根本就是不堪一擊。
在張驢的指揮下，僅僅兩個月後，蔡五九所率的義軍便被剿滅，他本人也在被俘之後被淩遲處死，起義宣告失敗。
但從曆史意義上來說，這件事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首先，就像愛育黎拔力八達預想的那樣，無論這次科舉的最終結果如何，天下人都知道，朝廷又開始接納儒生入朝為官了，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漢法的推行，也使得自金末以來，日漸式微的儒學再次在全國範圍內普及開來。
其次，雖然因為蒙古守舊派官員們的橫加阻撓，導致這次科舉分為了漢榜和蒙古榜；但即便如此，這一批上榜的蒙古和色目官員也都是通曉儒家文化的，他們對於推行漢法也沒有那麽抗拒，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朝堂之中長久以來的蒙漢對立情況也有所緩解，民族矛盾和隔閡也略有消融；更何況，有了他們作為榜樣，勢必會刺激那些沒能上榜的蒙古和色目人，也能促進他們學習漢文化的熱情。
第三，在這次的科舉考試當中，愛育黎拔力八達和李孟等人經過不斷研究與討論，改變了科舉選取製度；自隋朝首創科舉製度以來，取士方式基本上都是以詩詞歌賦為主，唯文采好者為優，這其中的弊端顯而易見，就是會出現一大批精於讀書而疏於理政的書呆子進入朝堂，這對於國家的發展和進步是有很大阻礙的。
早在宋朝時期，王安石變法時的第一件事便是將詞賦取士改為經義取士，這一點連他的死對頭司馬光都非常讚同；然而在他變法失敗後不久，守舊派的官僚們便又改行經義與詞賦兩科並存的製度，並在最終又開始輕經義而重詞賦。
為了解決這種情況，李孟幾人經過商議，決定改以詞賦取士為以經義取士，並且確定了程朱理學在儒學曆史上的統治地位，為未來數百年的科舉發展奠定了基礎，這在當時來說，無異於是一個相當大的進步。
對於這種情況，李孟心裏其實是很興奮的，他在主持了第一次大元帝國的科舉考試之後，非常興奮地做了一首詩，名字叫《初科知貢舉》，裏麵這樣寫道：
百年場屋事初行，
一夕文星聚帝京。
豹管敢窺天下士，
鼇頭誰占日邊名。
寬容極口論時事，
衣被終身荷聖情。
願得真儒佐明主，
白頭應不負平生。
講到這裏，我插幾句題外話，有幾名朋友私信跟我說，想讓我講一下上一章末尾說到的書院製度和教育普及情況。
在元代以前，各地的書院基本都是屬於私人辦學，但自元朝伊始，為了更好地控製占領區和進行思維同化，學院逐漸轉換為公家辦學，並且在每一路、州、縣都設置了學院，對外招收學生。
看到這裏，好多人可能會覺得，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給了許多百姓家的孩子們以讀書識字的機會。
事實則不然，這些書院基本都是由政府撥款興建，受限於有元一朝極其惡劣的經濟形勢，所以規模普遍都不算太大，這也就導致了招生的人數是有很大限製的，所以能夠真正入學讀書的往往是那些有權有勢的大戶人家子弟，寒門子弟很少能夠享受到學院的教育。
為了更好地表述清楚當時的教育普及程度，我特意上網和去圖書館查看了許多關於這方麵的書籍，這裏查詢到一組數據，展現給大家。
（以下部分資料來自於周維強先生於錢江晚報上刊登的文章）
蒙元史學者蕭啟慶依據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廟學典禮》規定的各級學官名額，再添上《元史·選舉誌》裏的書院山長名額，對元朝的全國的地方學校及書院的學官名額數目做了一個估計：教授合計278人，學正合計484人，學錄合計185人，山長合計407人，教諭合計1127人，直學合計2111人。
以上全部加起來，總計4592人。
而元王朝的人口數，據《元史·地理誌》記載，以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統計為例，全國人口總數人，即將近五千九百萬人（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八卷裏的分析，實際人口數目遠不止於此）。姑且據《元史》至元二十七年的人口計算，則學官名額在元王朝總人口中的比率不到萬分之一。
一萬個人中才有一名教育工作者，這是什麽概念？
按照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以城市小學為例，師生比為1：19，也就是說每19名學生就要有一名老師；即便是師資力量比較緊張的農村小學，師生比也要達到1：23的比例。
而根據教育部發布的最新數據，全國目前的教師總數大概有1800萬人左右，以我國14億人口的比例來換算，大概每一千人中就有13名教師，而且這還不算那些課外教學機構中的老師和其餘涉及到教育工作的輔助工作人員。
由此可見，當時的教育普及程度遠遠不像我們通過隻言片語所了解到的那般美好，文盲程度依然高到離譜。
知識，不僅可以改變命運，他還和真理一樣，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閑話少敘，我們迴歸正題。
在徹底將科舉這件事辦妥了之後，愛育黎拔力八達非常開心，他似乎預見到了在不遠的將來，整座大元帝國在自己的治理下變得蒸蒸日上，國富民強。
而自己，也將和自己的父輩們一樣，成為被後世人傳頌景仰的千古明君。
但還沒等他高興起來，又有一件事發生了。
就在大元帝國的第一次科舉轟轟烈烈地在全國範圍內舉行的同時，身為中書省右丞相的鐵木迭兒自感風頭被李孟所掩蓋，於是也想露露臉。
可如今天下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科舉這件事上，又有什麽事情能蓋得過它呢？
思來想去，鐵木迭兒將目光鎖定在了田地的身上。
正所謂國之根本在於民，民之根本在於食。
普天之下，沒有什麽事情比吃飯更重要了吧？
不！
還有一件事，搞錢！
縱觀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曆史，沒有任何一個政權像大元帝國這般貧窮，雖然這其中的原因林林總總，但不可否認的是，大元朝的國庫，確實極度空虛。
也正因如此，大元朝的每一任中書省（或尚書省）一把手在到任之後的第一要務就是搞錢。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因為想要當穩這個大元集團的ceo，首先要確保的就是這個公司不能破產，而不能破產的前提就是用錢來維持。
錢從哪來？
肯定不能從官員豪紳們的手上弄來，畢竟大家都是同一階級，辛辛苦苦打了這麽多年仗為的是啥，不就是為了能吃香喝辣嗎？要是把錢都交給國庫了，那用啥來吃香喝辣？
那就從百姓身上搞吧！
可百姓也大不一樣，作為大元帝國的子民，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草原的百姓是大元帝國立足之根本，同時也是蒙古人的龍興之地，一定要善待。
漢中、京畿地區早就歸順大元，而且地處險要，多年以來一直作為大元帝國堅實的後盾，也不能搜刮的太狠。
波斯與幾大汗國雖然名義上還隸屬於大元帝國治下，但早已聽調不聽宣，就是有個名義上的名分罷了，現在大元皇帝的命令在這幾個國家估計都沒擦屁股紙好使，所以賦稅肯定是不能從他們身上搞了。
思來想去，似乎隻有江南地區還能搜刮出點油水來。
畢竟江南自古以來便是魚米之鄉，而且又是南宋遺土，百姓尚未歸心，正好借此機會敲打敲打這些動不動就出亂子的南方蠻子。
延佑元年十月（公元1214年），在鐵木迭兒的授意下，時任中書平章政事的章閭（又名張驢）向愛育黎拔力八達進諫，主張核查江西、浙江、河南等地的田糧，命令有田產的人家以及寺廟、學校皆要如實填報，不允許偷稅漏稅。
愛育黎拔力八達此時正為日益擴大的財政缺口而煩惱，見到鐵木迭兒如此主動地為自己分憂，十分高興地便答應了，還下令以張驢為首負責前往江浙、尚書昵匝馬丁前往江西，中書左丞陳士英前往河南，務必核實清楚各處田畝，充盈國庫。
嚴格意義上來講，這件事的初衷其實沒有什麽大問題，按照當時的經濟形勢來說，鐵木迭兒這一點也不算是惡意針對江南地區，隻不過是政府急需用錢，而江南恰好稍微富庶一些罷了。
可鐵木迭兒卻沒有想過，政策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如果負責執行政策的人有問題的話，那麽事情的結果和提出的初衷肯定會是天差地別。
張驢，就是那個有問題的人。
作為鐵木迭兒的心腹愛將，他自然知道鐵木迭兒的意思。
去他娘的豐盈國庫，老子管你國庫空不空虛，自己的錢包鼓了才是王道，你鐵木迭兒提出這個政策來，不就是為了貪麽？
懷揣著這樣的思想，張驢在到任之後便開始了他轟轟烈烈的搞錢大業。
在他的“精準指導”之下，各級官吏們力求突破，在經理田籍的過程中從嚴抓、從狠抓、從實抓，絕不放過任何一個平民百姓，也絕不騷擾任何一個官吏鄉紳，誓要將百姓們的血肉都榨幹，好用來充盈空虛的國庫。
一時間，南方各省陷入了一片哀嚎之中，為了完成上級所交代的任務，拿出耀眼的業績，各級官吏層層下壓，開始了慘無人道的橫征暴斂，那些家中田產豐厚的官紳，為了能夠避免多交稅，所以便紛紛對執行田籍普查的官吏們行賄， 官吏們收了好處，自然不再為難他們。
但這下就把那些沒錢行賄的普通百姓們給坑苦了，因為田產的總數是固定的，那些富紳們靠賄賂少報了田產，那麽多出來的這些數目就要分攤到這些百姓頭上，相當於他們種著一畝地卻要交著十畝地的稅，那誰也交不起啊！
麵對著這樣的情況，“貼心”的官吏們有辦法呀！
沒錢好說，拿房子抵稅。
你說啥？交了房子也不夠？
那也好說，拿田抵稅。
什麽？田被充公了也不夠？
那沒辦法了，你隻能賣身還債了！
偉大領袖毛主席曾經說過：“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會有反抗！”
在如此殘酷的剝削下，百姓們終於忍受不住了。
你大元朝廷也太過分了！
驢拉磨還得有個歇息的時間呢，而且為了防止他轉暈還得蒙住眼睛，可你大元朝廷拿老百姓當啥了？每年收稅不說，隔三岔五還得再催征一次，收不上來就明搶，我們老百姓混的還不如一頭驢呢！
於是，就在大元朝第一次科舉結束後僅僅兩個多月，在江西寧都便爆發了以蔡五九為首的農民起義。
此消息一經傳出，頓時朝野震動。
時任禦史中丞的楊朵兒隻立即上奏，彈劾張驢與昵匝馬丁二人，揭發他們橫征暴斂，禍亂民間的情況，並指出此次起義的源頭就是經理田籍所導致。
愛育黎拔力八達也不是昏庸之人，在聽完楊朵兒隻的話之後，馬上便意識到問題的症結所在，於是便立即下詔停止經理，這次史稱“延佑經理”的土地改革便虎頭蛇尾地落下了帷幕。
不過經理田籍一事雖然叫停了，但揭竿而起的起義卻也急需處理，畢竟愛育黎拔力八達再怎麽脾氣好體恤百姓，也不可能容忍有人造反。
於是，在叫停了經理田籍一事之後，他隨即又發出了一道詔書，任命張驢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負責鎮壓以蔡五九為首的農民起義。
蔡五九，江西寧都縣會同鄉人，武藝高強，膽色超群，是寧都地區有名的俠義之士。
但不論怎麽說，蔡五九的骨子裏畢竟就是個農民，即便揭竿而起，依然也隻是揮舞著鋤頭和扁擔的百姓，麵對著正規軍嚴加首位的寧都城時，經過了近一個月的圍攻依然未能破城。
而就在這時，張驢已經率領大軍前往寧都救援。
蔡五九聞訊後，急忙率義軍南下，轉頭進攻福建寧化縣。
如果說蔡五九就是個農民內核的起義軍首領，那麽寧化縣的守軍就是潑皮內核的大元朝軍兵，在絕對的人數壓製下，寧化縣被蔡五九成功攻克。
在攻占寧化縣之後，蔡五九似乎覺得自己又行了，有了跟大元朝正規軍抗衡的實力了，於是便迫不及待地自立為王。
但事實證明，未經過訓練的農民麵對上身經百戰的正規軍，根本就是不堪一擊。
在張驢的指揮下，僅僅兩個月後，蔡五九所率的義軍便被剿滅，他本人也在被俘之後被淩遲處死，起義宣告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