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一個父親的愛
征服世界的一百五十年 作者：雅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月，答即古阿散等人被忽必烈下旨緝拿，入獄後沒多久便死於獄中。
十一月，盧世榮被處以極刑。
或許是被這血腥的一幕嚇到了，真金竟然產生了幻覺。
他認為，下一個被這樣處死的，或許就是自己了。
因為在他的眼裏，答即古阿散和盧世榮二人，隻不過是政治方向有一些問題就被如此殘忍地殺掉，而自己當初的目標，可是忽必烈屁股下麵的那張龍椅啊。
這個罪行可比他們二人要嚴重多了。
可他卻不知道，忽必烈是不會動他的，別說他還沒有真正威脅到忽必烈的地位，哪怕是他有一天真的進行武力逼宮了，忽必烈也會在鎮壓叛亂之後饒他一命。
原因無他，為了將他培養成一個合格的繼承人，忽必烈已經在他的身上耗費了太多太多的精力了。
而且真金此人，雖然沒有什麽太強的能力，不過他有一顆仁愛的心；同時尊重儒道，也崇尚漢法，而這些東西才是治理好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工具。
忽必烈本人之所以不願意推行漢法，隻是因為自己年齡大了，真金又毫無戰功，而朝中這些文臣武將們實在是能力太強了，他擔心自己死後以真金的個性壓製不住他們。
所以，他便故意停止推行漢法，然後將壓榨百姓之事做到極致，這擺明了就是要將所有的壓力和後世的罵名都背在自己的身上，好讓真金在自己百年之後，能夠依靠推行漢法，施以仁政，造福於天下的百姓，從而獲得他們的擁護，這樣才能夠不看這些朝中大臣的臉色，坐穩這個皇位。
這些，都是來自於一個父親最深沉的愛。
但是，真金卻沒有領會到他所作所為背後的含義。
所以真金十分焦慮，而且很快便將這些焦慮轉化為了憂懼。
在這種憂懼交加的心情下，真金很快便病倒了，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病情還在不斷的加重。
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大元帝國的皇太子真金，死於憂懼交加之中。
他的死，猶如一道晴天霹靂，“轟隆”一聲砸在了忽必烈的腦門上。
他沒想到，自己處心積慮培養出來的接班人，竟然就這樣死了。人生的三大悲劇，他已經全部集齊了。
幼年喪父，中年喪偶，老年喪子。而且由於真金的突然死亡，讓他不得不再次麵臨一個重要的抉擇，那就是立誰當繼承人的問題。
前文中我們曾說過，忽必烈一共生育了十個兒子。
除了長子早逝以外，其餘九個兒子都長大成人了。
由於五皇子忽哥赤在至元八年去世；三皇子忙哥剌在至元十七年病亡；再加上剛剛新逝的真金，忽必烈的兒子還剩下六個。
這六個人裏，四皇子那木罕和八皇子闊闊出因為被海都俘虜過，實在是有辱國體，所以已經被他排除在外；與他一樣提前出局的，還有九皇子脫歡，他則是因為征討安南失敗被忽必烈下令終身不許入覲。
剩下的三個，分別是六皇子愛牙赤、七皇子奧都赤和十皇子忽都魯帖木兒。但他們三個之中，老六身體一直不好（兩年之後也去世了）；老七一直領軍在外，遠離政治中心，對於政務處理一竅不通；老十年齡太小，威望無法壓服眾人。
忽必烈悲哀地發現，偌大的蒙古帝國，竟然找不出一個合適的繼承人。
難道，真的要將皇位在傳給別的宗親麽？
拖雷一係的榮耀，即將在自己的手中斷絕麽？
就在忽必烈一籌莫展的時候，桑哥卻突然提醒他：為什麽非要在兒子中挑選呢？孫子難道就不是你的後代了麽？
這番話可謂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忽必烈突然想到，真金的嫡長子甘麻剌也已經二十二歲了，完全有能力繼承這偌大的帝國。
不過立儲一事畢竟事關國本，忽必烈也不想貿然立一個庸才為太子，所以暫時決定先擱置此事，再仔細觀察一下自己的這些兒孫，看看誰更符合繼承人的條件。
而他現在的首要目標，依然是搞錢。
不得不說，自從忽必烈即位以來，財政問題就一直在困擾著他。
也正是因為財政問題，才會讓他在官員的任免方麵一直以經濟類人才優先，但當時的經濟類人才基本多是商人出身，而商人逐利的天性也就導致他們在上位之後往往都會大貪特貪，先把自己的腰包弄鼓了再說，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阿合馬和盧世榮。
而今，桑哥就成為了第三位代表人物。
在盧世榮垮台之後，桑哥並沒有受到牽連，因為他雖然在忽必烈麵前推薦了盧世榮，但卻並不算盧世榮的同黨，也沒有因為盧世榮的上位而從中獲利，再加上此人極其善於攀附聖意，對於忽必烈的弱點了解的一清二楚，所以常常在他麵前發表一些關於財經方麵的見解，因此在盧世榮死後，桑哥不僅毫發無損，而且忽必烈對他還更加倚重，經常會向他詢問一些國家財政方麵的問題。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七月，忽必烈委任桑哥草擬中書省各級官員的任命名單。
很明顯，這就是要重要桑哥。
但這道旨意一出來，整座朝堂上下盡皆大驚失色。
原因無他，就是因為權力太大了。
中書省，作為大元帝國的中樞係統，其中的官員應該是由左右丞相等中書省首腦來擬定，所選定的官員也基本都是這些人的親信，這樣在頒布各項政策製度之時才能沒有阻礙，方便政令的傳達。
可而今這個任務卻交給了一個負責掌管宗教和吐蕃事務的僧人，實在是讓諸多朝臣們浮想聯翩。
作為中書省的老大，安童對忽必烈做出這個舉動自然十分不滿，但由於在“禪位事件”中他為主動為真金開脫罪責，所以忽必烈現在對他也不是很信任，甚至在內心深處還有著想要將他罷免的想法。
安童心裏也清楚，自己現在的處境很尷尬，即使內心十分不滿，但出於對國家的忠誠，他還是將這份不滿壓在了心底，主動配合桑哥進行中書省官員的選調工作。
可倆人這一配合工作，就出事了。
桑哥這個人，屬於典型的嘴炮選手，讓他動動嘴，忽悠一下忽必烈這種老年人還行，但論起幹實事，尤其是對於官員的選拔和政務的處理，他拍馬也趕不上安童這種經驗豐富的政客。
正因如此，在雙方配合工作的過程中，安童敏銳地察覺到了桑哥身上的缺點。
這樣的人如果上位了，天下的百姓恐怕就又要遭殃了。
出於一個政治家的職業素養，在二人的合作結束之後，安童便主動上書，陳明了這次配合之中他所感受到的問題，而且還主動給忽必烈提了個醒，讓他在任用桑哥的事情上謹慎一些。
但忽必烈對安童本就不滿，再加上二人合作剛剛結束安童就上奏折批評桑哥，所以他下意識地便認為安童是在詆毀桑哥，由此反而對安童的印象更差。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二月，忽必烈決定複立尚書省，用以應對日益加劇的財政危機，以桑哥、鐵木兒為尚書平章政事，阿魯渾撒裏為尚書右丞，葉李為尚書左丞，馬紹、忻都為尚書參知政事，改中書六部為尚書六部，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開始實行兩省並存的製度。
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中書省其實已經形同虛設，真正的權力都歸尚書省所有。
而在這個新一代的國家中樞中，色目人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其中桑哥是吐蕃人（也有說其是畏吾兒人），阿魯渾撒裏也是畏吾兒人，忻都和鐵木兒是蒙古人，馬紹是漢人，葉李是南人。
不過有趣的是，在這最為核心的幾個人裏，阿魯渾撒裏這個色目人卻並不是桑哥的親信，反而在很多政令的推行上都跟他對著幹。
真正和桑哥穿一條褲子的，是蒙古人忻都。
忻都，前文中我們都了解過，武將出身，有勇無謀，在征討日本失敗之後就不太被忽必烈所看重，於是便以重金賄賂了桑哥，希望能夠煥發事業的第二春。
恰好，為了平衡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在朝廷中的比例，新成立的尚書省缺少一個有威望的蒙古人來充數，於是桑哥便推薦了他。
對於他，我們就不多贅述了，畢竟隻是一個充數的，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在舉手表決的時候能多投桑哥一票。
除了他之外，葉李因為在忽必烈詢問他桑哥是否有能力執掌一國中樞的時候表示了肯定，所以也被桑哥視為恩人，在成立尚書省時特意也將他提拔了上來，目的就是為了拉攏他，並將他發展成自己的嫡係。
但令桑哥萬萬沒想到的是，在進入了尚書省後，葉李卻沒有站在他這一邊。
其實不是葉李忘恩負義，也不是他自命清高，不願與桑哥同流合汙。
真正的願意是因為他是安童推薦上來的人，安童才算是他的恩人。
而桑哥與安童水火不容，他自然不願意背棄安童而投入桑哥的麾下。
原來，在真金死後，朝堂之內的漢人勢力失去了最大的倚仗，再也無力與色目人勢力相抗衡，隻能被迫結成一個又一個的政治團夥抱團取暖，再加上此刻桑哥極其受忽必烈重視，大有掌控整個朝堂的態勢。
為了平衡這種極度不均衡的政治局麵，再加上江南地區不斷爆發百姓起義，同時也牽製一下這些北方漢官集團，安童便決定啟動南人入朝為官。
在他的舉薦下，以葉李、趙孟頫為首的一批江南名士和大儒都被征召至大都，並紛紛被委以官職，其中葉李尤受賞識，被任命為禦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
不過這些對於桑哥來說，根本不重要。
哪怕我在朝中一個朋友都沒有又能如何？
你們又能拿我怎麽樣？
我的背後是忽必烈！
但安童偏偏不信邪，當時朝中一直有傳言說忽必烈意欲任桑哥為尚書右丞相，於是安童便上疏道：“臣力不能迴天，乞不用桑哥，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
但他的這一舉動在忽必烈看來，隻不過是背後惡意中傷罷了，所以不僅沒有聽從他的勸諫，反而派內侍前往中書省府衙，當著一眾中書省官員的麵狠狠斥責了他一頓。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一月，在複設尚書省僅僅九個月後，忽必烈便再次下旨，將桑哥升任為尚書右丞相兼總製院使，領功德使司事（功德使司也是掌管佛教事務的機構，與總製院互補）。
次年，總製院更名為宣政院，依然由桑哥統領。
在三番五次被安童上書彈劾之後，桑哥也看清了自己無法跟他和平相處的事實，於是也決定發起反擊。
為了將安童徹底擊倒，他經過冥思苦想，最終構陷出了三條大罪。
第一條罪名是不尊重皇室。
在乃顏之亂被平定後，忽必烈命安童主審隨同叛亂的諸王，安童一一為他們平反，所以這些人心存感激，在退朝之後紛紛向他表示感謝，甚至有一些人還給他牽馬墜鐙，但安童為了避嫌，對這些人的示好不理不睬，於是桑哥便向忽必烈進言道：“宗室雖然有罪，但他們都是太祖的子孫，陛下的親戚，丞相雖然地位尊貴，但卻為人臣，憑什麽如此悖慢？”
第二條罪名是知情不報。
在安童追隨那木罕鎮戍北疆之時，那木罕曾經僭祭嶽瀆（即按照非皇子的標準祭祀五嶽四瀆），安童明知道這個情況卻知情不報，算是刻意隱瞞。（後來查明安童確實是不知道）
第三條罪名是接受偽職。
在被海都扣押的這些年，安童曾在海都的帳下為官，並且多次受到海都的讚賞。
相比於前兩條罪責，這第三條才是最讓忽必烈生氣的。
畢竟，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
對於安童在被俘之後還能在敵方做官這件事，忽必烈就像戴了一頂綠帽子般難受。
幸好此時，身為中書左丞的老臣石天麟挺身而出，為安童辯解道：“海都也是宗室藩王，安童不拒絕他的官職，也是為了讓他不再生疑心，希望能夠在他的身邊引導他歸順朝廷。”
這番話讓忽必烈的怒氣稍微平息了一些，但卻仍然沒有消氣，也由此對於安童的態度更加惡劣。
十一月，盧世榮被處以極刑。
或許是被這血腥的一幕嚇到了，真金竟然產生了幻覺。
他認為，下一個被這樣處死的，或許就是自己了。
因為在他的眼裏，答即古阿散和盧世榮二人，隻不過是政治方向有一些問題就被如此殘忍地殺掉，而自己當初的目標，可是忽必烈屁股下麵的那張龍椅啊。
這個罪行可比他們二人要嚴重多了。
可他卻不知道，忽必烈是不會動他的，別說他還沒有真正威脅到忽必烈的地位，哪怕是他有一天真的進行武力逼宮了，忽必烈也會在鎮壓叛亂之後饒他一命。
原因無他，為了將他培養成一個合格的繼承人，忽必烈已經在他的身上耗費了太多太多的精力了。
而且真金此人，雖然沒有什麽太強的能力，不過他有一顆仁愛的心；同時尊重儒道，也崇尚漢法，而這些東西才是治理好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工具。
忽必烈本人之所以不願意推行漢法，隻是因為自己年齡大了，真金又毫無戰功，而朝中這些文臣武將們實在是能力太強了，他擔心自己死後以真金的個性壓製不住他們。
所以，他便故意停止推行漢法，然後將壓榨百姓之事做到極致，這擺明了就是要將所有的壓力和後世的罵名都背在自己的身上，好讓真金在自己百年之後，能夠依靠推行漢法，施以仁政，造福於天下的百姓，從而獲得他們的擁護，這樣才能夠不看這些朝中大臣的臉色，坐穩這個皇位。
這些，都是來自於一個父親最深沉的愛。
但是，真金卻沒有領會到他所作所為背後的含義。
所以真金十分焦慮，而且很快便將這些焦慮轉化為了憂懼。
在這種憂懼交加的心情下，真金很快便病倒了，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病情還在不斷的加重。
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大元帝國的皇太子真金，死於憂懼交加之中。
他的死，猶如一道晴天霹靂，“轟隆”一聲砸在了忽必烈的腦門上。
他沒想到，自己處心積慮培養出來的接班人，竟然就這樣死了。人生的三大悲劇，他已經全部集齊了。
幼年喪父，中年喪偶，老年喪子。而且由於真金的突然死亡，讓他不得不再次麵臨一個重要的抉擇，那就是立誰當繼承人的問題。
前文中我們曾說過，忽必烈一共生育了十個兒子。
除了長子早逝以外，其餘九個兒子都長大成人了。
由於五皇子忽哥赤在至元八年去世；三皇子忙哥剌在至元十七年病亡；再加上剛剛新逝的真金，忽必烈的兒子還剩下六個。
這六個人裏，四皇子那木罕和八皇子闊闊出因為被海都俘虜過，實在是有辱國體，所以已經被他排除在外；與他一樣提前出局的，還有九皇子脫歡，他則是因為征討安南失敗被忽必烈下令終身不許入覲。
剩下的三個，分別是六皇子愛牙赤、七皇子奧都赤和十皇子忽都魯帖木兒。但他們三個之中，老六身體一直不好（兩年之後也去世了）；老七一直領軍在外，遠離政治中心，對於政務處理一竅不通；老十年齡太小，威望無法壓服眾人。
忽必烈悲哀地發現，偌大的蒙古帝國，竟然找不出一個合適的繼承人。
難道，真的要將皇位在傳給別的宗親麽？
拖雷一係的榮耀，即將在自己的手中斷絕麽？
就在忽必烈一籌莫展的時候，桑哥卻突然提醒他：為什麽非要在兒子中挑選呢？孫子難道就不是你的後代了麽？
這番話可謂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忽必烈突然想到，真金的嫡長子甘麻剌也已經二十二歲了，完全有能力繼承這偌大的帝國。
不過立儲一事畢竟事關國本，忽必烈也不想貿然立一個庸才為太子，所以暫時決定先擱置此事，再仔細觀察一下自己的這些兒孫，看看誰更符合繼承人的條件。
而他現在的首要目標，依然是搞錢。
不得不說，自從忽必烈即位以來，財政問題就一直在困擾著他。
也正是因為財政問題，才會讓他在官員的任免方麵一直以經濟類人才優先，但當時的經濟類人才基本多是商人出身，而商人逐利的天性也就導致他們在上位之後往往都會大貪特貪，先把自己的腰包弄鼓了再說，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阿合馬和盧世榮。
而今，桑哥就成為了第三位代表人物。
在盧世榮垮台之後，桑哥並沒有受到牽連，因為他雖然在忽必烈麵前推薦了盧世榮，但卻並不算盧世榮的同黨，也沒有因為盧世榮的上位而從中獲利，再加上此人極其善於攀附聖意，對於忽必烈的弱點了解的一清二楚，所以常常在他麵前發表一些關於財經方麵的見解，因此在盧世榮死後，桑哥不僅毫發無損，而且忽必烈對他還更加倚重，經常會向他詢問一些國家財政方麵的問題。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七月，忽必烈委任桑哥草擬中書省各級官員的任命名單。
很明顯，這就是要重要桑哥。
但這道旨意一出來，整座朝堂上下盡皆大驚失色。
原因無他，就是因為權力太大了。
中書省，作為大元帝國的中樞係統，其中的官員應該是由左右丞相等中書省首腦來擬定，所選定的官員也基本都是這些人的親信，這樣在頒布各項政策製度之時才能沒有阻礙，方便政令的傳達。
可而今這個任務卻交給了一個負責掌管宗教和吐蕃事務的僧人，實在是讓諸多朝臣們浮想聯翩。
作為中書省的老大，安童對忽必烈做出這個舉動自然十分不滿，但由於在“禪位事件”中他為主動為真金開脫罪責，所以忽必烈現在對他也不是很信任，甚至在內心深處還有著想要將他罷免的想法。
安童心裏也清楚，自己現在的處境很尷尬，即使內心十分不滿，但出於對國家的忠誠，他還是將這份不滿壓在了心底，主動配合桑哥進行中書省官員的選調工作。
可倆人這一配合工作，就出事了。
桑哥這個人，屬於典型的嘴炮選手，讓他動動嘴，忽悠一下忽必烈這種老年人還行，但論起幹實事，尤其是對於官員的選拔和政務的處理，他拍馬也趕不上安童這種經驗豐富的政客。
正因如此，在雙方配合工作的過程中，安童敏銳地察覺到了桑哥身上的缺點。
這樣的人如果上位了，天下的百姓恐怕就又要遭殃了。
出於一個政治家的職業素養，在二人的合作結束之後，安童便主動上書，陳明了這次配合之中他所感受到的問題，而且還主動給忽必烈提了個醒，讓他在任用桑哥的事情上謹慎一些。
但忽必烈對安童本就不滿，再加上二人合作剛剛結束安童就上奏折批評桑哥，所以他下意識地便認為安童是在詆毀桑哥，由此反而對安童的印象更差。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二月，忽必烈決定複立尚書省，用以應對日益加劇的財政危機，以桑哥、鐵木兒為尚書平章政事，阿魯渾撒裏為尚書右丞，葉李為尚書左丞，馬紹、忻都為尚書參知政事，改中書六部為尚書六部，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開始實行兩省並存的製度。
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中書省其實已經形同虛設，真正的權力都歸尚書省所有。
而在這個新一代的國家中樞中，色目人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其中桑哥是吐蕃人（也有說其是畏吾兒人），阿魯渾撒裏也是畏吾兒人，忻都和鐵木兒是蒙古人，馬紹是漢人，葉李是南人。
不過有趣的是，在這最為核心的幾個人裏，阿魯渾撒裏這個色目人卻並不是桑哥的親信，反而在很多政令的推行上都跟他對著幹。
真正和桑哥穿一條褲子的，是蒙古人忻都。
忻都，前文中我們都了解過，武將出身，有勇無謀，在征討日本失敗之後就不太被忽必烈所看重，於是便以重金賄賂了桑哥，希望能夠煥發事業的第二春。
恰好，為了平衡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在朝廷中的比例，新成立的尚書省缺少一個有威望的蒙古人來充數，於是桑哥便推薦了他。
對於他，我們就不多贅述了，畢竟隻是一個充數的，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在舉手表決的時候能多投桑哥一票。
除了他之外，葉李因為在忽必烈詢問他桑哥是否有能力執掌一國中樞的時候表示了肯定，所以也被桑哥視為恩人，在成立尚書省時特意也將他提拔了上來，目的就是為了拉攏他，並將他發展成自己的嫡係。
但令桑哥萬萬沒想到的是，在進入了尚書省後，葉李卻沒有站在他這一邊。
其實不是葉李忘恩負義，也不是他自命清高，不願與桑哥同流合汙。
真正的願意是因為他是安童推薦上來的人，安童才算是他的恩人。
而桑哥與安童水火不容，他自然不願意背棄安童而投入桑哥的麾下。
原來，在真金死後，朝堂之內的漢人勢力失去了最大的倚仗，再也無力與色目人勢力相抗衡，隻能被迫結成一個又一個的政治團夥抱團取暖，再加上此刻桑哥極其受忽必烈重視，大有掌控整個朝堂的態勢。
為了平衡這種極度不均衡的政治局麵，再加上江南地區不斷爆發百姓起義，同時也牽製一下這些北方漢官集團，安童便決定啟動南人入朝為官。
在他的舉薦下，以葉李、趙孟頫為首的一批江南名士和大儒都被征召至大都，並紛紛被委以官職，其中葉李尤受賞識，被任命為禦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
不過這些對於桑哥來說，根本不重要。
哪怕我在朝中一個朋友都沒有又能如何？
你們又能拿我怎麽樣？
我的背後是忽必烈！
但安童偏偏不信邪，當時朝中一直有傳言說忽必烈意欲任桑哥為尚書右丞相，於是安童便上疏道：“臣力不能迴天，乞不用桑哥，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
但他的這一舉動在忽必烈看來，隻不過是背後惡意中傷罷了，所以不僅沒有聽從他的勸諫，反而派內侍前往中書省府衙，當著一眾中書省官員的麵狠狠斥責了他一頓。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一月，在複設尚書省僅僅九個月後，忽必烈便再次下旨，將桑哥升任為尚書右丞相兼總製院使，領功德使司事（功德使司也是掌管佛教事務的機構，與總製院互補）。
次年，總製院更名為宣政院，依然由桑哥統領。
在三番五次被安童上書彈劾之後，桑哥也看清了自己無法跟他和平相處的事實，於是也決定發起反擊。
為了將安童徹底擊倒，他經過冥思苦想，最終構陷出了三條大罪。
第一條罪名是不尊重皇室。
在乃顏之亂被平定後，忽必烈命安童主審隨同叛亂的諸王，安童一一為他們平反，所以這些人心存感激，在退朝之後紛紛向他表示感謝，甚至有一些人還給他牽馬墜鐙，但安童為了避嫌，對這些人的示好不理不睬，於是桑哥便向忽必烈進言道：“宗室雖然有罪，但他們都是太祖的子孫，陛下的親戚，丞相雖然地位尊貴，但卻為人臣，憑什麽如此悖慢？”
第二條罪名是知情不報。
在安童追隨那木罕鎮戍北疆之時，那木罕曾經僭祭嶽瀆（即按照非皇子的標準祭祀五嶽四瀆），安童明知道這個情況卻知情不報，算是刻意隱瞞。（後來查明安童確實是不知道）
第三條罪名是接受偽職。
在被海都扣押的這些年，安童曾在海都的帳下為官，並且多次受到海都的讚賞。
相比於前兩條罪責，這第三條才是最讓忽必烈生氣的。
畢竟，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
對於安童在被俘之後還能在敵方做官這件事，忽必烈就像戴了一頂綠帽子般難受。
幸好此時，身為中書左丞的老臣石天麟挺身而出，為安童辯解道：“海都也是宗室藩王，安童不拒絕他的官職，也是為了讓他不再生疑心，希望能夠在他的身邊引導他歸順朝廷。”
這番話讓忽必烈的怒氣稍微平息了一些，但卻仍然沒有消氣，也由此對於安童的態度更加惡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