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興建大都與八斯巴文字的誕生
征服世界的一百五十年 作者：雅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首都，在作為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的同時，往往也是一個國家的經濟中心。
所以對於都城的營建與選擇，在曆朝曆代都是一件大事。
但作為一個草原上崛起的強大帝國，因為其民族特性的不同，在成吉思汗建國之時其實是沒有首都的，如果硬要強製選擇一個首都的話，那麽斡難河老營可以勉強算是。
直到1235年，在蒙古帝國建立29年之後，窩闊台才下令將哈剌和林確定為蒙古帝國的首都。
其實作為一個受漢法影響比較深的帝王，忽必烈早在擔任親王的時候就在開平開創了自己的府衙，也就是金蓮川幕府，再加上後來常年經略漢地的經驗，使得忽必烈深刻意識到，一個國家如果想要強盛，擁有一個固定的首都是必不可少的。
隨著忽必烈即位之後，政治及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和林的地理位置過於深入漠北，對於治理廣袤而又富饒的漢地則顯得有些鞭長莫及，所以忽必烈便衍生出了想要重新建都的想法。
公元1263年，忽必烈將開平升為上都，取代和林成為大元帝國新都城，同時將其作為駐夏的納缽（行營的意思）。
公元1264年八月，忽必烈又下詔將燕京恢複金朝時中都之名，並將其定為陪都，學習中原王朝開始施行兩京製度。
但實際上，忽必烈自從開平即位之後，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中都度過的，不過由於成吉思汗當年攻陷中都時將其內的宮殿大部分焚毀或者拆除，並且破壞了城內的供水係統，導致整座城市連日常所需的用水都時常出現不足的情況，忽必烈便居住在中都城外的金代離宮（皇帝在都城之外的宮殿，最著名的譬如承德避暑山莊）——大寧宮內。
但忽必烈心知，中都燕京的位置其實要遠勝於上都開平，當初施行兩京製目的就是為了將政治中心平穩過渡至中都，再加上自己常年居住在離宮內終究多有不便，故此忽必烈對於修建新都的想法便越來越強烈。
但修建一座城市與蓋一間房屋不同，無論是設計、規劃，還是選址、風水，方方麵麵都有很多的講究，尤其是蒙古舊俗忌諱極多，他們認為在廢棄的古城遺址上修建新的宮殿是非常不詳的一件事，在蒙語中將這種被廢棄的古城遺址稱之為“馬兀八裏”，馬兀是壞或者惡的意思，八裏是突厥語，意思為城；馬兀八裏，就是罪惡之城。
不僅如此，修建一座城市可不是一件輕鬆的活，裏裏外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操心，忽必烈作為一國之主，自然沒有那麽多的精力和時間來操心這些事，於是他便將這件事委托給了他身邊最信任的人——‘聰書記’劉秉忠。
之選擇劉秉忠，忽必烈也不是腦袋一熱，胡亂指派的，他也是經過了仔細地思考才將這個重擔交給他的。
一是因為在忽必烈以親王之身總領漠南漢地軍事的時候，他所開府的開平城就是由劉秉忠負責修建的，算是有營造城市的經驗。
第二是因為劉秉忠此人忠心且能幹，不僅追隨了自己數十年之久，而且還為自己推薦了無數的人才，在朝中很有威望，讓他主持大局，幾乎沒有人不服，也省去了營造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繁縟之事。
第三則因為劉秉忠是個和尚，而且是個精通儒、釋、道等多種學派的和尚，可以融合諸派的風水理論，來為大元的都城選擇一塊隆運昌盛的寶地。
而劉秉忠在接受這個任務後，也是兢兢業業地開始了自己的工作，他先是將中都城周圍的所有山川河流盡皆丈量了一遍，並且仔細考察了遼、金兩代舊都，最終決定在原金中都的東北方建設一座規模宏大的新都城——元中都。
在向忽必烈詳細匯報了選址的情況，給他砍了新中都的規劃圖之後，忽必烈十分滿意，於1266年十二月，正式任命劉秉忠為總負責人，色目人也黑迭兒為總設計師，郭守敬擔任都水監，負責修治中都至通州的運河，滿足新都城的用水之需，安肅公張柔、工部尚書段天佑主管工程建設，開始正式修建兩都，其中中都為新建，上都為擴建，主要工作重點為中都。
至元四年初（1267年），築城工作正式開始，由於有著忽必烈的大力支持，在修建過程中十分順利，工程進度神速，至四月時，新宮城（皇城城牆稱之為宮城）已經初具端倪，到了第二年的十月，宮城主體便修建完畢。
至元七年，因為當年鬧饑荒，遣散了一部分的民夫迴家種地抗災，工程進展略微緩慢；但第二年又加快了進度，快到了什麽地步呢？
至元八年八月十七開始動工修建大內（皇宮），僅用時六個半月，至第二年三月五日即修建完工，要知道，這六個半月之中，還有近四個月的冬季，以現在的建築工藝，在北方入冬之時所有的建築工地尚且要停工，更遑論那可是八百多年前，這實際意味著，僅僅用時不到三個月，便修起了一座皇宮。
至元九年二月，忽必烈突然心血來潮，親自帶人去工地參觀了一圈，在見到新都的建設雛形之後十分高興，下旨將中都更名為大都。
在參與大都的選址、設計、規劃的一眾人中，有一個人值得一提，這個人叫做八思巴。
有的朋友們可能還記得，前文之中我們曾提到過這個人，他是藏傳佛教大師薩迦班智達的親侄子，曾追隨薩班一同前往涼州覲見蒙古親王闊端，參與過著名的‘涼州會盟’。
1251年，就在蒙哥即位之後幾個月，薩班於涼州去世，年僅十八歲的八思巴繼承了他的職位，成為薩迦派的新任首領，因為其同樣通曉五明，所以同樣被稱為班智達。
1253年，忽必烈率軍南征大理，屯兵於六盤山，因為久聞八思巴佛法精深，於是忽必烈便邀請他前往六盤山一見。
八思巴應邀前去，與忽必烈進行會麵。兩人見麵之後，忽必烈先是詢問了藏族曆史和薩迦班智達的情況，隨後話鋒一轉，表示要派人去吐蕃攤派兵役，收取珍寶。
八思巴聞言急忙勸道：“吐蕃不過是偏遠之地，土地貧瘠、百姓窮苦，還請王爺不要攤派兵役了吧。”
但忽必烈認為他所言皆為托詞，於是便充耳不聞，八思巴見狀，便開口說道：“既然王爺執意如此，那藏地之內的僧人們便沒有必要來此住坐了，請王爺放我們迴去吧。”
此話隱隱有著威脅的意味在裏麵，因為藏地大部分都信奉佛教，而且薩迦派是藏地之中信徒最多、影響力最大的教派之一，他們如果離開涼州，迴去組織僧侶與牧民們堅決抵抗蒙古人的話，那麽藏地將成為蒙古帝國背後的定時炸彈，時刻威脅他們的後方。
可忽必烈話已經放出去了，此時收迴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臉？於是二人便僵持在這裏。
眼看著場麵陷入了僵局，隨軍出征的忽必烈之妻——察必出來打了圓場，對忽必烈說道：“八思巴的功德與學識遠勝許多老僧，咱們應該將他留下。”
見察必如此說，忽必烈也就坡下驢，朝著八思巴問道：“你的祖先有何功業？”
八思巴便將唐朝時鬆讚幹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講給他聽，為了驗證他的話，忽必烈親自翻閱典籍，確認他說的是真的，於是又與他交談了一番，仔細了解了吐蕃的曆史與藏傳佛教的教義，不由得大為震撼，對八思巴欽佩有佳，並請求他為自己灌頂（佛教的一種儀式），但八思巴卻說道：“受灌頂之後，上師當坐上座，要以身體禮拜，聽從上師之言語，不違上師之心願。”
忽必烈一聽，我隻不過是想灌個頂，你卻拿我當雞蛋灌餅，想隨意擺布我，那可不行！於是便表示難以接受。
但察必深知，忽必烈其實內心非常想得到吐蕃一係的支持，於是便再次出來當和事佬，勸解道：“我看不如這樣，沒有外人的時候，上師坐上座。但若有朝中勳貴、官員等外人在時，王爺坐上座。”
這個提議得到了忽必烈的同意，八思巴也不好過於蹬鼻子上臉，於是也點頭答應，忽必烈遂拜八思巴為上師，八思巴為忽必烈一家二十五人傳授密宗灌頂。
自此之後，八思巴便一直以上師的身份追隨忽必烈，為其提供了不少的幫助，忽必烈也投桃報李，在開平即位之後，封年僅22歲的八思巴為國師，並授予玉印，讓他統領天下釋教，成為全國佛教的領袖。
除此之外，因為考慮到藏地與內地交通不便，道路不暢，對於中央的管理和商旅的往來通行都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再加上如果忽必烈繼續南征的話，從藏地繞攻四川是一個很好的路線，但後勤補給卻因為道路的問題難以供應得上，所以忽必烈下令建設通往藏地的驛站。
這種能夠造福藏地的舉措，八思巴自然沒有意見，而且非常支持，甚至在吐蕃佛教界特意頒布了一道法旨，傳令整個藏地都要全力配合建設。
於是，一條從青海到薩迦，由27個大型驛站組成的青藏連接路就此建成，極大地加強了藏地與內地之間的交流與暢通。
公元1264年，忽必烈又設置了總管天下佛教兼治吐蕃之事的專門機構——總製院，命八思巴以國師之位兼管總製院事，同時下令封其弟恰那多吉為白蘭王，命其為藏地三區總法官，賜金印及同知左右兩部衙署，並將公主莫麥卡頓賜婚給他。
在大肆封賞二人的背後，忽必烈也有著更深層次的含義，因為藏地雖然名義上歸附了大元朝廷，但實際上很多地方還在中央的控製之外，甚至在後藏地區還有很多藏民視蒙古人為敵，更有甚者還出兵打劫來往的大元商隊和使者，為了加強對於藏地的統治，忽必烈在封賞二人之後即命令他們返迴藏地，完成建立吐蕃行政體製的任務。
他們二人的分工也很明確，八思巴作為薩迦派領袖，更多起到的是精神上的帶頭作用，而擁有白蘭王職位在身的恰那多吉則是大元朝廷在藏地的代言人，負責治理百姓。
在臨走之前，忽必烈再一次召見了八思巴，交給了他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說簡單也簡單，說難也難，因為這個任務是造字。
此時的大元內部通行的是成吉思汗時期，由畏吾兒人塔塔統阿創行的畏吾兒蒙古文，雖然經過了不斷的修改和添加，此時已經能拚寫出大部分的文字，但依然有些文字無法用蒙古文拚寫，所以在發行各類旨意和法規之時，在除蒙古草原外的各統治區內，不得不選用各地區的獨有文字，比如漢字、契丹文、畏吾兒文以及波斯文等。
不過蒙古人作為統治者，卻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來頒布法令，這件事在忽必烈的心中一直是一根刺，於是忽必烈便想讓八思巴替他創行出一種全新的蒙古文字，作為大元帝國的官方文字來使用。
說造字簡單，是因為此時的蒙古文字已經有了雛形，隻不過是有一些音無法通過其餘的文字書寫出來，就像q音，就無法用漢字來書寫，因為漢字屬於象形文字，q這個音節所代表的意思是無法用形狀來表現的，正所謂“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天下之聲，有聲而無字者甚多。”
說造字難，則是因為忽必烈的要求，他要求新的蒙古文能夠“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但世界上的語言何止萬千？
再加上大元帝國的疆土橫跨亞歐大陸，甚至連遠在非洲的埃及也跟他們接壤，不可能有任何一種文字能夠翻譯所有的語言，即便是直到21世紀的今天，也不斷有新誕生的字加入到漢字群體之中。
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八思巴還真的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蒙文——八思巴蒙文。
他以藏文字母衍化出最早的拚音字，自上而下直寫，自右向左而行，一共有四十多個通用字母，既能用來拚寫蒙語，也能用來拚寫漢字，隻不過在拚寫這兩種文字的時候，有些發音會變得不太一樣。
公元1269年，八思巴迴到大都，向忽必烈獻上了這種新文字，在經過詳細講解之後，忽必烈十分滿意，下令在諸路設立蒙古字學，第二年又在各學之中設立了蒙古字學教授，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推廣。
至元八年正月（1271年），忽必烈又下詔成立京師蒙古國子學，命令朝中的蒙古權貴、漢人百官及各怯薛歹官員選派子弟入學，將《通鑒節要》（即《資治通鑒》要點節選）用新蒙文譯寫之後作為教材，教習眾人。並傳旨各地，以後各省、部、台所用印信及頒發的鋪馬劄子（在驛站換乘驛馬所用的憑證）並用蒙古字，各地官府所上奏折皆用新蒙文書寫。
但即便如此，民間卻依然難以推行新蒙文，整個元朝一代，八思巴蒙文始終被定為官方文字，但實際所用者卻極為稀少，有史記載，最後一次可考的該文字書寫年份為1352年。
從那之後，八思巴文徹底退出了曆史的舞台，逐漸淪為了一種“死文字”，不過所幸的是，我們今天仍然可以在一部分元代文物和八思巴文錢幣上看到他們。
所以對於都城的營建與選擇，在曆朝曆代都是一件大事。
但作為一個草原上崛起的強大帝國，因為其民族特性的不同，在成吉思汗建國之時其實是沒有首都的，如果硬要強製選擇一個首都的話，那麽斡難河老營可以勉強算是。
直到1235年，在蒙古帝國建立29年之後，窩闊台才下令將哈剌和林確定為蒙古帝國的首都。
其實作為一個受漢法影響比較深的帝王，忽必烈早在擔任親王的時候就在開平開創了自己的府衙，也就是金蓮川幕府，再加上後來常年經略漢地的經驗，使得忽必烈深刻意識到，一個國家如果想要強盛，擁有一個固定的首都是必不可少的。
隨著忽必烈即位之後，政治及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和林的地理位置過於深入漠北，對於治理廣袤而又富饒的漢地則顯得有些鞭長莫及，所以忽必烈便衍生出了想要重新建都的想法。
公元1263年，忽必烈將開平升為上都，取代和林成為大元帝國新都城，同時將其作為駐夏的納缽（行營的意思）。
公元1264年八月，忽必烈又下詔將燕京恢複金朝時中都之名，並將其定為陪都，學習中原王朝開始施行兩京製度。
但實際上，忽必烈自從開平即位之後，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中都度過的，不過由於成吉思汗當年攻陷中都時將其內的宮殿大部分焚毀或者拆除，並且破壞了城內的供水係統，導致整座城市連日常所需的用水都時常出現不足的情況，忽必烈便居住在中都城外的金代離宮（皇帝在都城之外的宮殿，最著名的譬如承德避暑山莊）——大寧宮內。
但忽必烈心知，中都燕京的位置其實要遠勝於上都開平，當初施行兩京製目的就是為了將政治中心平穩過渡至中都，再加上自己常年居住在離宮內終究多有不便，故此忽必烈對於修建新都的想法便越來越強烈。
但修建一座城市與蓋一間房屋不同，無論是設計、規劃，還是選址、風水，方方麵麵都有很多的講究，尤其是蒙古舊俗忌諱極多，他們認為在廢棄的古城遺址上修建新的宮殿是非常不詳的一件事，在蒙語中將這種被廢棄的古城遺址稱之為“馬兀八裏”，馬兀是壞或者惡的意思，八裏是突厥語，意思為城；馬兀八裏，就是罪惡之城。
不僅如此，修建一座城市可不是一件輕鬆的活，裏裏外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操心，忽必烈作為一國之主，自然沒有那麽多的精力和時間來操心這些事，於是他便將這件事委托給了他身邊最信任的人——‘聰書記’劉秉忠。
之選擇劉秉忠，忽必烈也不是腦袋一熱，胡亂指派的，他也是經過了仔細地思考才將這個重擔交給他的。
一是因為在忽必烈以親王之身總領漠南漢地軍事的時候，他所開府的開平城就是由劉秉忠負責修建的，算是有營造城市的經驗。
第二是因為劉秉忠此人忠心且能幹，不僅追隨了自己數十年之久，而且還為自己推薦了無數的人才，在朝中很有威望，讓他主持大局，幾乎沒有人不服，也省去了營造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繁縟之事。
第三則因為劉秉忠是個和尚，而且是個精通儒、釋、道等多種學派的和尚，可以融合諸派的風水理論，來為大元的都城選擇一塊隆運昌盛的寶地。
而劉秉忠在接受這個任務後，也是兢兢業業地開始了自己的工作，他先是將中都城周圍的所有山川河流盡皆丈量了一遍，並且仔細考察了遼、金兩代舊都，最終決定在原金中都的東北方建設一座規模宏大的新都城——元中都。
在向忽必烈詳細匯報了選址的情況，給他砍了新中都的規劃圖之後，忽必烈十分滿意，於1266年十二月，正式任命劉秉忠為總負責人，色目人也黑迭兒為總設計師，郭守敬擔任都水監，負責修治中都至通州的運河，滿足新都城的用水之需，安肅公張柔、工部尚書段天佑主管工程建設，開始正式修建兩都，其中中都為新建，上都為擴建，主要工作重點為中都。
至元四年初（1267年），築城工作正式開始，由於有著忽必烈的大力支持，在修建過程中十分順利，工程進度神速，至四月時，新宮城（皇城城牆稱之為宮城）已經初具端倪，到了第二年的十月，宮城主體便修建完畢。
至元七年，因為當年鬧饑荒，遣散了一部分的民夫迴家種地抗災，工程進展略微緩慢；但第二年又加快了進度，快到了什麽地步呢？
至元八年八月十七開始動工修建大內（皇宮），僅用時六個半月，至第二年三月五日即修建完工，要知道，這六個半月之中，還有近四個月的冬季，以現在的建築工藝，在北方入冬之時所有的建築工地尚且要停工，更遑論那可是八百多年前，這實際意味著，僅僅用時不到三個月，便修起了一座皇宮。
至元九年二月，忽必烈突然心血來潮，親自帶人去工地參觀了一圈，在見到新都的建設雛形之後十分高興，下旨將中都更名為大都。
在參與大都的選址、設計、規劃的一眾人中，有一個人值得一提，這個人叫做八思巴。
有的朋友們可能還記得，前文之中我們曾提到過這個人，他是藏傳佛教大師薩迦班智達的親侄子，曾追隨薩班一同前往涼州覲見蒙古親王闊端，參與過著名的‘涼州會盟’。
1251年，就在蒙哥即位之後幾個月，薩班於涼州去世，年僅十八歲的八思巴繼承了他的職位，成為薩迦派的新任首領，因為其同樣通曉五明，所以同樣被稱為班智達。
1253年，忽必烈率軍南征大理，屯兵於六盤山，因為久聞八思巴佛法精深，於是忽必烈便邀請他前往六盤山一見。
八思巴應邀前去，與忽必烈進行會麵。兩人見麵之後，忽必烈先是詢問了藏族曆史和薩迦班智達的情況，隨後話鋒一轉，表示要派人去吐蕃攤派兵役，收取珍寶。
八思巴聞言急忙勸道：“吐蕃不過是偏遠之地，土地貧瘠、百姓窮苦，還請王爺不要攤派兵役了吧。”
但忽必烈認為他所言皆為托詞，於是便充耳不聞，八思巴見狀，便開口說道：“既然王爺執意如此，那藏地之內的僧人們便沒有必要來此住坐了，請王爺放我們迴去吧。”
此話隱隱有著威脅的意味在裏麵，因為藏地大部分都信奉佛教，而且薩迦派是藏地之中信徒最多、影響力最大的教派之一，他們如果離開涼州，迴去組織僧侶與牧民們堅決抵抗蒙古人的話，那麽藏地將成為蒙古帝國背後的定時炸彈，時刻威脅他們的後方。
可忽必烈話已經放出去了，此時收迴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臉？於是二人便僵持在這裏。
眼看著場麵陷入了僵局，隨軍出征的忽必烈之妻——察必出來打了圓場，對忽必烈說道：“八思巴的功德與學識遠勝許多老僧，咱們應該將他留下。”
見察必如此說，忽必烈也就坡下驢，朝著八思巴問道：“你的祖先有何功業？”
八思巴便將唐朝時鬆讚幹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講給他聽，為了驗證他的話，忽必烈親自翻閱典籍，確認他說的是真的，於是又與他交談了一番，仔細了解了吐蕃的曆史與藏傳佛教的教義，不由得大為震撼，對八思巴欽佩有佳，並請求他為自己灌頂（佛教的一種儀式），但八思巴卻說道：“受灌頂之後，上師當坐上座，要以身體禮拜，聽從上師之言語，不違上師之心願。”
忽必烈一聽，我隻不過是想灌個頂，你卻拿我當雞蛋灌餅，想隨意擺布我，那可不行！於是便表示難以接受。
但察必深知，忽必烈其實內心非常想得到吐蕃一係的支持，於是便再次出來當和事佬，勸解道：“我看不如這樣，沒有外人的時候，上師坐上座。但若有朝中勳貴、官員等外人在時，王爺坐上座。”
這個提議得到了忽必烈的同意，八思巴也不好過於蹬鼻子上臉，於是也點頭答應，忽必烈遂拜八思巴為上師，八思巴為忽必烈一家二十五人傳授密宗灌頂。
自此之後，八思巴便一直以上師的身份追隨忽必烈，為其提供了不少的幫助，忽必烈也投桃報李，在開平即位之後，封年僅22歲的八思巴為國師，並授予玉印，讓他統領天下釋教，成為全國佛教的領袖。
除此之外，因為考慮到藏地與內地交通不便，道路不暢，對於中央的管理和商旅的往來通行都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再加上如果忽必烈繼續南征的話，從藏地繞攻四川是一個很好的路線，但後勤補給卻因為道路的問題難以供應得上，所以忽必烈下令建設通往藏地的驛站。
這種能夠造福藏地的舉措，八思巴自然沒有意見，而且非常支持，甚至在吐蕃佛教界特意頒布了一道法旨，傳令整個藏地都要全力配合建設。
於是，一條從青海到薩迦，由27個大型驛站組成的青藏連接路就此建成，極大地加強了藏地與內地之間的交流與暢通。
公元1264年，忽必烈又設置了總管天下佛教兼治吐蕃之事的專門機構——總製院，命八思巴以國師之位兼管總製院事，同時下令封其弟恰那多吉為白蘭王，命其為藏地三區總法官，賜金印及同知左右兩部衙署，並將公主莫麥卡頓賜婚給他。
在大肆封賞二人的背後，忽必烈也有著更深層次的含義，因為藏地雖然名義上歸附了大元朝廷，但實際上很多地方還在中央的控製之外，甚至在後藏地區還有很多藏民視蒙古人為敵，更有甚者還出兵打劫來往的大元商隊和使者，為了加強對於藏地的統治，忽必烈在封賞二人之後即命令他們返迴藏地，完成建立吐蕃行政體製的任務。
他們二人的分工也很明確，八思巴作為薩迦派領袖，更多起到的是精神上的帶頭作用，而擁有白蘭王職位在身的恰那多吉則是大元朝廷在藏地的代言人，負責治理百姓。
在臨走之前，忽必烈再一次召見了八思巴，交給了他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說簡單也簡單，說難也難，因為這個任務是造字。
此時的大元內部通行的是成吉思汗時期，由畏吾兒人塔塔統阿創行的畏吾兒蒙古文，雖然經過了不斷的修改和添加，此時已經能拚寫出大部分的文字，但依然有些文字無法用蒙古文拚寫，所以在發行各類旨意和法規之時，在除蒙古草原外的各統治區內，不得不選用各地區的獨有文字，比如漢字、契丹文、畏吾兒文以及波斯文等。
不過蒙古人作為統治者，卻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來頒布法令，這件事在忽必烈的心中一直是一根刺，於是忽必烈便想讓八思巴替他創行出一種全新的蒙古文字，作為大元帝國的官方文字來使用。
說造字簡單，是因為此時的蒙古文字已經有了雛形，隻不過是有一些音無法通過其餘的文字書寫出來，就像q音，就無法用漢字來書寫，因為漢字屬於象形文字，q這個音節所代表的意思是無法用形狀來表現的，正所謂“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天下之聲，有聲而無字者甚多。”
說造字難，則是因為忽必烈的要求，他要求新的蒙古文能夠“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但世界上的語言何止萬千？
再加上大元帝國的疆土橫跨亞歐大陸，甚至連遠在非洲的埃及也跟他們接壤，不可能有任何一種文字能夠翻譯所有的語言，即便是直到21世紀的今天，也不斷有新誕生的字加入到漢字群體之中。
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八思巴還真的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蒙文——八思巴蒙文。
他以藏文字母衍化出最早的拚音字，自上而下直寫，自右向左而行，一共有四十多個通用字母，既能用來拚寫蒙語，也能用來拚寫漢字，隻不過在拚寫這兩種文字的時候，有些發音會變得不太一樣。
公元1269年，八思巴迴到大都，向忽必烈獻上了這種新文字，在經過詳細講解之後，忽必烈十分滿意，下令在諸路設立蒙古字學，第二年又在各學之中設立了蒙古字學教授，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推廣。
至元八年正月（1271年），忽必烈又下詔成立京師蒙古國子學，命令朝中的蒙古權貴、漢人百官及各怯薛歹官員選派子弟入學，將《通鑒節要》（即《資治通鑒》要點節選）用新蒙文譯寫之後作為教材，教習眾人。並傳旨各地，以後各省、部、台所用印信及頒發的鋪馬劄子（在驛站換乘驛馬所用的憑證）並用蒙古字，各地官府所上奏折皆用新蒙文書寫。
但即便如此，民間卻依然難以推行新蒙文，整個元朝一代，八思巴蒙文始終被定為官方文字，但實際所用者卻極為稀少，有史記載，最後一次可考的該文字書寫年份為1352年。
從那之後，八思巴文徹底退出了曆史的舞台，逐漸淪為了一種“死文字”，不過所幸的是，我們今天仍然可以在一部分元代文物和八思巴文錢幣上看到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