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大哉乾元
征服世界的一百五十年 作者：雅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徹底坐穩了皇位之後，忽必烈便開始著手進行改革，早在他於開平即位的詔書裏，就曾提出過“祖述變通”這一建政綱領。
但改革談何容易，作為一個以少數征服多數，以落後征服先進的民族，如果想要保證絕對的統治，那麽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保證本民族的階級特權，而且在保證特權的同時，還要利用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差異與隔閡來平衡統治階級下各民族的關係，這之間的度不是誰都能把握好的。
忽必烈非常想推行漢法，但他也知道，漢法是把雙刃劍，施行漢法固然可以讓國家實力更上一層樓，但過度的‘漢化’也會使自己的統治地位受到嚴重威脅。
因此，既要保護蒙古貴族的實際利益，又要行漢法的同時還得防止漢化，是擺在忽必烈麵前的一個大問題。
經過了一番冥思苦想，再加上借鑒了金朝時的一些做法，忽必烈最終推出了三條全新的製度：
第一是保留了蒙古舊製中的斡爾朵製度、怯薛製度等，以此來保證了蒙古貴族的特權利益。
第二是在某些領域或者地區，實行蒙古製與漢製並行的策略，比如說宮廷的禮儀、婚喪嫁娶的禮製、百姓穿著的服飾樣式以及顏色等等。
第三則是完全效仿中原王朝的製度所建立的機構與法令，比如設置中書省、樞密院，或者是前文中的諸路鹽課稅使等等，但在這些官員的任命上，卻依然以蒙古人或色目人為正職，漢人大多擔任副職。
公元1264年12月18日，忽必烈將國號由“大蒙古國”改為“大元”，正式邁出了施行漢法的第一步。
早在更改國號前一年，忽必烈便將開平升為上都，作為駐夏的納缽（行營的意思）。
1264年八月，忽必烈下詔將燕京恢複金朝時中都之名，準備開始在此建都。
為了快速恢複因連年征戰而衰弱的國力，忽必烈也做出了很多應對的舉措，首先他下令禁止軍人及權閥貴胄人家侵害桑稼；不許各路軍馬、使臣入州城、村居、鎮市，防止他們擾及良民；對於已經被軍隊搶占為牧場的民田，他責令這些人限期退牧還耕，還讓兀良合台之子阿術擔任蒙古軍的懲戒官，專門負責監督各路軍馬是否有奪取民田為牧場的事情。
除此之外，忽必烈又重新製定了地方官員的晉升機製，規定縣官“以五事考較而為升殿：戶口增、田野辟、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平”，其中五事都達標者優先提拔，完成其中三項的為中選，五件事都沒完成的直接罷黜。
除此之外，忽必烈還下令在全國實行屯田製度，用來充實國庫，為以後的大戰積累軍糧，而且這次屯田不僅針對在四川、江淮等前線以及京畿地區的漢軍，漠北與中亞等地的蒙古軍同樣也要屯田。
但正所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忽必烈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極力加強了民族特權，使得蒙古貴族在朝堂之中占據了幾乎全部的正職，但因為他大力推行漢法的緣故，行政實權卻基本都掌握在以漢人為主的官僚集團之中。
但漢人之中也並不是鐵板一塊，因為學派觀點與政治觀念的不同，他們之間的矛盾也非常深，甚至淩駕於民族矛盾之上。
在忽必烈於開平即位之時，對他起到最重要作用的其實並不是劉秉忠與姚樞這些老臣，而是王文統，也就是李璮的嶽父。
此人能夠發跡，說起來還跟賈似道有點關係，在忽必烈當年圍攻鄂州時，曾經麵對著他的柵欄戰術發出過“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的感歎，劉秉忠、張易和廉希憲等人趁勢便向忽必烈推薦了王文統，說此人才智堪用，後來在忽必烈北歸開平之後，立即便召其前來，二人經過一番麵談，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於是忽必烈便十分重視他，在初建中書省時，第一個便將他提拔為平章政事，由此可見對他的寵信。
而王文統此人也確實有真本事，忽必烈登基之後發出的一係列指令，如成立十路宣撫司，頒布諸多政律條款，於潁州、漣水等地設立互市等措施，皆是出自他手，史稱“元之立國，其規模法度，世謂出文統之功為多”。
但王文統此人也有一個缺點，就是專權。
專權到什麽程度呢？在中書省剛成立時，張文謙擔任左丞，此人素來以安國利民為己任，所以在很多觀點上都與王文統不合，王文統便總是找機會在忽必烈麵前說他的壞話，最終在他的攛掇之下，張文謙以左丞之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就此離開了中書省。
值得一提的是，張文謙也是被劉秉忠推薦給忽必烈的，所以在派係上來看，他們其實相當於是盟友。
對盟友尚且如此，對其他人可想而知。
可他的所作所為就使得信奉“程朱理學”的姚樞、竇默以及許衡等一眾大儒十分不滿，他們認為聖人所訓應當是崇尚義理而鄙薄功利，王文統如此功利自任，與聖人所言相去甚遠。
其中反應最激烈的便是竇默，他曾對忽必烈上疏道：“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為子孫久遠之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誌，斯可矣。若夫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
此番話不可謂不毒，雖然沒有提王文統的名字，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奏折中所提到的小人是誰，簡直是將王文統貶損的體無完膚，但忽必烈對於這種臣子之間的爭鬥十分滿意，這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情景，對於竇默的奏折置之不理，反而繼續重用王文統。
見忽必烈不搭理自己，在一次與忽必烈麵談朝政之時，當著姚樞、王鶚等重臣的麵，竇默再一次彈劾起了王文統，這次甚至點名道姓地說道：“王文統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
忽必烈反問道：“那你認為誰可以擔任他的職位呢？”
竇默迴答道：“臣認為許衡可以。”
很多人都不知道，竇默不僅是一個著名的理學家、教育家，他還是一個相當牛掰的針灸名家，他的“流注八穴”、“補泄在於手指”、“莫如用針”、“氣至沉緊”等針灸學說，對於後世的針灸學發展頗有影響，其所著的《針經指南》甚至被收錄在《針灸四書》中，作為後世中醫針灸學生必讀的書籍之一。
但正所謂渡人難度己，醫者難自醫，竇默肯定沒給自己紮過針灸，或者說最起碼沒給自己的腦袋紮幾針，因為他但凡給自己紮上幾針疏通一下，也不能說出這麽缺心眼的話來。
許衡，是竇默和姚樞的弟子，是“程朱理學”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與劉因、吳澄在後世被並稱為“元朝三大理學家”。
主動推薦許衡代替王文統，竇默也是真可謂是舉賢不避親了。
但忽必烈是何等人物，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儒家學說隻是他用來統治天下的一個手段而已，在快速充盈國庫方麵，他更看重王文統之流的任術之士，所以對於竇默的建議，忽必烈再次將其束之高閣，沒過多理會。
隻是竇默幾人的所作所為卻徹底激怒了王文統，為了將他們逐出權力核心，他主動上疏，提議將姚樞任命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以示尊崇。
不得不說，王文統的政治水平明顯比竇默、許衡這幾個老學究強得多，他名義上將三人舉薦到從一品的“東宮三師”之位上，實際卻打的是個“明升暗降”的算盤，讓他們徹底遠離忽必烈，從而淡化他們的政治影響。
在這三人中，姚樞無疑是最聰明的那一個，他知道自己已經被王文統嫉恨上了，即便不去東宮就職，以後肯定還會有其他的理由攻擊自己，於是便主動找到竇默，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兩人準備一同去赴職。
但許衡卻不這麽認為，他對二人說道：“根據禮儀，師傅與太子的座位東西相對，師傅坐，太子才能坐。但以蒙古帝國如今的習俗，你們認為太子能做到這一點麽？如果做不到的話，那麽師道則是自我們三人起而形同虛設，這是萬萬不行的！”
這一番話，可謂是準確地命中了二人的命門，他們可以接受自己被逐出權力核心，但卻不能允許亂了禮法，於是三人一同去麵見忽必烈請辭“東宮三師”之位，忽必烈也認為以三人的智商，留在朝堂之中也能更好的輔佐自己，於是將姚樞改任為大司農，竇默為翰林侍講學士，許衡為國子祭酒。
這番任命忽必烈也用了很多心思在裏麵，他清楚地認識到，這些漢人大儒實在是不適合風波詭譎的朝堂，所以除了能力最強的姚樞掌管財政外，竇默、許衡二人都成為了專門負責教育的官員，也算是物盡其用。
但因為李璮叛變，王文統受到牽連而死，忽必烈感覺自己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於是便開始追究王文統的來路。
劉秉忠、張易、廉希憲等舉薦他的人自然都受到了懷疑，甚至連誇獎過他的商挺與趙良弼等人也被暗中調查是否與王文統有所勾結。
除此之外，漢軍世侯中與王文統關係密切者亦有不少，這一切都使忽必烈對於漢人的戒備之心越來越重。
恰巧此時，在朝中一直被漢人強壓一頭的色目人覺得自己的機會來了，他們趁機上書挑唆道：“迴迴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
這句話算是‘神補刀’，讓忽必烈就此開始疏遠麾下的漢人臣子，甚至連金蓮川幕府時期就跟隨他的劉秉忠、姚樞等人都不能幸免。
“色目”一詞，始見於《唐律疏議》，表麵意思為“異色眼睛的人”，後來代指西域諸民族的統稱，包括中亞、西亞乃至歐洲人都被稱為色目人。
但色目人一詞正式在元代作為專名出現實際是在至元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287年，是在忽必烈滅亡南宋之後確立四等人種時才確立下來的，這個我們後文會講，此時的色目人被稱為迴迴人，主要指的就是信奉伊斯蘭教的中亞諸民族，但也有一些信奉基督教的阿速人也被稱為“綠睛迴迴”。
為了淡化漢人在朝中的影響力，色目人自然是不錯的選擇，而且為了更好地利用民族矛盾，將色目人正式推到了與漢人進行政治鬥爭的第一線上來無疑是最好的選擇，畢竟蒙古人實在是太少，而且還要在朝中保持著超然的地位，實在是不便直接下場與漢人官僚集團進行肉搏。
在這些色目人中，阿合馬是最受忽必烈寵信的。
阿合馬，迴迴人，本來是忽必烈之妻察必皇後之父按陳那顏的陪嫁奴隸，但他本人有著超乎常人的經商頭腦，為察必皇後經商賺了許多錢，並由此得到了忽必烈的賞識。
公元1261年，阿合馬被任命為開平同知兼太倉使，忽必烈派他去慶典燕京府庫中的貨物錢財，他提議在開平建立和糴所（和糴，是政府強製收購民間糧食的官買製度，可以理解為政府強買百姓的糧食，糴讀作di，音同‘敵’），用來增加庫府的糧食儲備。中書省則根據他的提議，任命曹州人李亨去幹這件事，並更名為規措所。
因為他在財政方麵的卓越能力，1262年十月，朝廷成立中書左右部，忽必烈便將阿合馬升為領部，並兼領諸路都轉運使，專門讓他負責財政賦稅這一方麵的政務。
公元1264年十一月，中書左右部並入中書省，阿合馬便水漲船高，成為了中書平章政事，正式進入了大元朝廷的核心層，開始了他長達18年的攫權之旅。
但改革談何容易，作為一個以少數征服多數，以落後征服先進的民族，如果想要保證絕對的統治，那麽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保證本民族的階級特權，而且在保證特權的同時，還要利用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差異與隔閡來平衡統治階級下各民族的關係，這之間的度不是誰都能把握好的。
忽必烈非常想推行漢法，但他也知道，漢法是把雙刃劍，施行漢法固然可以讓國家實力更上一層樓，但過度的‘漢化’也會使自己的統治地位受到嚴重威脅。
因此，既要保護蒙古貴族的實際利益，又要行漢法的同時還得防止漢化，是擺在忽必烈麵前的一個大問題。
經過了一番冥思苦想，再加上借鑒了金朝時的一些做法，忽必烈最終推出了三條全新的製度：
第一是保留了蒙古舊製中的斡爾朵製度、怯薛製度等，以此來保證了蒙古貴族的特權利益。
第二是在某些領域或者地區，實行蒙古製與漢製並行的策略，比如說宮廷的禮儀、婚喪嫁娶的禮製、百姓穿著的服飾樣式以及顏色等等。
第三則是完全效仿中原王朝的製度所建立的機構與法令，比如設置中書省、樞密院，或者是前文中的諸路鹽課稅使等等，但在這些官員的任命上，卻依然以蒙古人或色目人為正職，漢人大多擔任副職。
公元1264年12月18日，忽必烈將國號由“大蒙古國”改為“大元”，正式邁出了施行漢法的第一步。
早在更改國號前一年，忽必烈便將開平升為上都，作為駐夏的納缽（行營的意思）。
1264年八月，忽必烈下詔將燕京恢複金朝時中都之名，準備開始在此建都。
為了快速恢複因連年征戰而衰弱的國力，忽必烈也做出了很多應對的舉措，首先他下令禁止軍人及權閥貴胄人家侵害桑稼；不許各路軍馬、使臣入州城、村居、鎮市，防止他們擾及良民；對於已經被軍隊搶占為牧場的民田，他責令這些人限期退牧還耕，還讓兀良合台之子阿術擔任蒙古軍的懲戒官，專門負責監督各路軍馬是否有奪取民田為牧場的事情。
除此之外，忽必烈又重新製定了地方官員的晉升機製，規定縣官“以五事考較而為升殿：戶口增、田野辟、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平”，其中五事都達標者優先提拔，完成其中三項的為中選，五件事都沒完成的直接罷黜。
除此之外，忽必烈還下令在全國實行屯田製度，用來充實國庫，為以後的大戰積累軍糧，而且這次屯田不僅針對在四川、江淮等前線以及京畿地區的漢軍，漠北與中亞等地的蒙古軍同樣也要屯田。
但正所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忽必烈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極力加強了民族特權，使得蒙古貴族在朝堂之中占據了幾乎全部的正職，但因為他大力推行漢法的緣故，行政實權卻基本都掌握在以漢人為主的官僚集團之中。
但漢人之中也並不是鐵板一塊，因為學派觀點與政治觀念的不同，他們之間的矛盾也非常深，甚至淩駕於民族矛盾之上。
在忽必烈於開平即位之時，對他起到最重要作用的其實並不是劉秉忠與姚樞這些老臣，而是王文統，也就是李璮的嶽父。
此人能夠發跡，說起來還跟賈似道有點關係，在忽必烈當年圍攻鄂州時，曾經麵對著他的柵欄戰術發出過“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的感歎，劉秉忠、張易和廉希憲等人趁勢便向忽必烈推薦了王文統，說此人才智堪用，後來在忽必烈北歸開平之後，立即便召其前來，二人經過一番麵談，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於是忽必烈便十分重視他，在初建中書省時，第一個便將他提拔為平章政事，由此可見對他的寵信。
而王文統此人也確實有真本事，忽必烈登基之後發出的一係列指令，如成立十路宣撫司，頒布諸多政律條款，於潁州、漣水等地設立互市等措施，皆是出自他手，史稱“元之立國，其規模法度，世謂出文統之功為多”。
但王文統此人也有一個缺點，就是專權。
專權到什麽程度呢？在中書省剛成立時，張文謙擔任左丞，此人素來以安國利民為己任，所以在很多觀點上都與王文統不合，王文統便總是找機會在忽必烈麵前說他的壞話，最終在他的攛掇之下，張文謙以左丞之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就此離開了中書省。
值得一提的是，張文謙也是被劉秉忠推薦給忽必烈的，所以在派係上來看，他們其實相當於是盟友。
對盟友尚且如此，對其他人可想而知。
可他的所作所為就使得信奉“程朱理學”的姚樞、竇默以及許衡等一眾大儒十分不滿，他們認為聖人所訓應當是崇尚義理而鄙薄功利，王文統如此功利自任，與聖人所言相去甚遠。
其中反應最激烈的便是竇默，他曾對忽必烈上疏道：“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為子孫久遠之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誌，斯可矣。若夫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
此番話不可謂不毒，雖然沒有提王文統的名字，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奏折中所提到的小人是誰，簡直是將王文統貶損的體無完膚，但忽必烈對於這種臣子之間的爭鬥十分滿意，這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情景，對於竇默的奏折置之不理，反而繼續重用王文統。
見忽必烈不搭理自己，在一次與忽必烈麵談朝政之時，當著姚樞、王鶚等重臣的麵，竇默再一次彈劾起了王文統，這次甚至點名道姓地說道：“王文統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
忽必烈反問道：“那你認為誰可以擔任他的職位呢？”
竇默迴答道：“臣認為許衡可以。”
很多人都不知道，竇默不僅是一個著名的理學家、教育家，他還是一個相當牛掰的針灸名家，他的“流注八穴”、“補泄在於手指”、“莫如用針”、“氣至沉緊”等針灸學說，對於後世的針灸學發展頗有影響，其所著的《針經指南》甚至被收錄在《針灸四書》中，作為後世中醫針灸學生必讀的書籍之一。
但正所謂渡人難度己，醫者難自醫，竇默肯定沒給自己紮過針灸，或者說最起碼沒給自己的腦袋紮幾針，因為他但凡給自己紮上幾針疏通一下，也不能說出這麽缺心眼的話來。
許衡，是竇默和姚樞的弟子，是“程朱理學”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與劉因、吳澄在後世被並稱為“元朝三大理學家”。
主動推薦許衡代替王文統，竇默也是真可謂是舉賢不避親了。
但忽必烈是何等人物，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儒家學說隻是他用來統治天下的一個手段而已，在快速充盈國庫方麵，他更看重王文統之流的任術之士，所以對於竇默的建議，忽必烈再次將其束之高閣，沒過多理會。
隻是竇默幾人的所作所為卻徹底激怒了王文統，為了將他們逐出權力核心，他主動上疏，提議將姚樞任命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以示尊崇。
不得不說，王文統的政治水平明顯比竇默、許衡這幾個老學究強得多，他名義上將三人舉薦到從一品的“東宮三師”之位上，實際卻打的是個“明升暗降”的算盤，讓他們徹底遠離忽必烈，從而淡化他們的政治影響。
在這三人中，姚樞無疑是最聰明的那一個，他知道自己已經被王文統嫉恨上了，即便不去東宮就職，以後肯定還會有其他的理由攻擊自己，於是便主動找到竇默，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兩人準備一同去赴職。
但許衡卻不這麽認為，他對二人說道：“根據禮儀，師傅與太子的座位東西相對，師傅坐，太子才能坐。但以蒙古帝國如今的習俗，你們認為太子能做到這一點麽？如果做不到的話，那麽師道則是自我們三人起而形同虛設，這是萬萬不行的！”
這一番話，可謂是準確地命中了二人的命門，他們可以接受自己被逐出權力核心，但卻不能允許亂了禮法，於是三人一同去麵見忽必烈請辭“東宮三師”之位，忽必烈也認為以三人的智商，留在朝堂之中也能更好的輔佐自己，於是將姚樞改任為大司農，竇默為翰林侍講學士，許衡為國子祭酒。
這番任命忽必烈也用了很多心思在裏麵，他清楚地認識到，這些漢人大儒實在是不適合風波詭譎的朝堂，所以除了能力最強的姚樞掌管財政外，竇默、許衡二人都成為了專門負責教育的官員，也算是物盡其用。
但因為李璮叛變，王文統受到牽連而死，忽必烈感覺自己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於是便開始追究王文統的來路。
劉秉忠、張易、廉希憲等舉薦他的人自然都受到了懷疑，甚至連誇獎過他的商挺與趙良弼等人也被暗中調查是否與王文統有所勾結。
除此之外，漢軍世侯中與王文統關係密切者亦有不少，這一切都使忽必烈對於漢人的戒備之心越來越重。
恰巧此時，在朝中一直被漢人強壓一頭的色目人覺得自己的機會來了，他們趁機上書挑唆道：“迴迴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
這句話算是‘神補刀’，讓忽必烈就此開始疏遠麾下的漢人臣子，甚至連金蓮川幕府時期就跟隨他的劉秉忠、姚樞等人都不能幸免。
“色目”一詞，始見於《唐律疏議》，表麵意思為“異色眼睛的人”，後來代指西域諸民族的統稱，包括中亞、西亞乃至歐洲人都被稱為色目人。
但色目人一詞正式在元代作為專名出現實際是在至元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287年，是在忽必烈滅亡南宋之後確立四等人種時才確立下來的，這個我們後文會講，此時的色目人被稱為迴迴人，主要指的就是信奉伊斯蘭教的中亞諸民族，但也有一些信奉基督教的阿速人也被稱為“綠睛迴迴”。
為了淡化漢人在朝中的影響力，色目人自然是不錯的選擇，而且為了更好地利用民族矛盾，將色目人正式推到了與漢人進行政治鬥爭的第一線上來無疑是最好的選擇，畢竟蒙古人實在是太少，而且還要在朝中保持著超然的地位，實在是不便直接下場與漢人官僚集團進行肉搏。
在這些色目人中，阿合馬是最受忽必烈寵信的。
阿合馬，迴迴人，本來是忽必烈之妻察必皇後之父按陳那顏的陪嫁奴隸，但他本人有著超乎常人的經商頭腦，為察必皇後經商賺了許多錢，並由此得到了忽必烈的賞識。
公元1261年，阿合馬被任命為開平同知兼太倉使，忽必烈派他去慶典燕京府庫中的貨物錢財，他提議在開平建立和糴所（和糴，是政府強製收購民間糧食的官買製度，可以理解為政府強買百姓的糧食，糴讀作di，音同‘敵’），用來增加庫府的糧食儲備。中書省則根據他的提議，任命曹州人李亨去幹這件事，並更名為規措所。
因為他在財政方麵的卓越能力，1262年十月，朝廷成立中書左右部，忽必烈便將阿合馬升為領部，並兼領諸路都轉運使，專門讓他負責財政賦稅這一方麵的政務。
公元1264年十一月，中書左右部並入中書省，阿合馬便水漲船高，成為了中書平章政事，正式進入了大元朝廷的核心層，開始了他長達18年的攫權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