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從何而來呢？
齊國公室在列國之中算是相當富裕的了。
比如說齊國公室祭祀用的牛，就不用半夜從鄰國那裏牽來。
但是，根據諸兒的計算，以公室現有的積蓄，要供給伐紀的軍需，恐怕不過半個月的功夫，自齊侯以下，都隻能吃糠咽菜了。
先君莊公以來，至當今齊侯，共計將近百年的時間，齊國一直秉持著輕徭薄賦的政策，公室手中掌握的財富，相比於整個齊國民間蘊藏的，隻是九牛一毛而已。
關鍵在於，如何從齊國的眾多小貴族和富裕的商賈平民手中，把滅紀所需的資金籌集起來。
加稅——當然是不可能加的。諸兒還指望著國人士庶盡忠為國，踴躍參戰呢，先把人家手裏的錢給占為己有了，讓人家如何為公室忠心效力？
不能把齊人的錢占為己有，卻又切實要花這些錢...
花別人的錢...
那就是舉債嘛。
不能加稅，那就加杠杆罷！
舉債，大規模地舉債，舉國債。
然後用舉債得來的錢滅掉紀國，再用滅掉紀國的收益來填平債務，把滅紀之事，從公室報自己的仇怨，變成一項舉國上下共同參與的公共事業。
上下同欲，事無不成！
隻是，舉債總是需要信用的。齊國公室的信用，究竟能不能支撐起大規模的債務呢？
就在諸兒惴惴不安之時，臨淄城中，些許變化也在悄然發生。
那日，諸兒在主幹道上馳車而過，城中多有目擊之人。
按照周禮，城中道路上是不允許馳車的。車輛正確的行駛操作應當是居於道路中央，讓馬匹緩步前行。
市井之中，於是多有批評之聲。
好在平時達官貴人們馳車過街者比比皆是，諸兒這也不過是眾多案例中的一個而已。
直到太子為友人跪請寬恕的消息不脛而走，輿論出現了戲劇般的反轉。
五日之後，一篇新詩在坊間流傳開來。
篇名為《駟車》。
駟車馳馳，齊道攸直。
君子逾製，乃為憐子。
閑人非訾，不知其思。
憂心忡忡，執轡馭驄。
小人洶洶，不為所動。
良友是恭，幹城股肱。
短短數日之間，《駟車》之篇便已成為臨淄之人口頭傳誦的齊風民歌之新寵。
招待友人赴宴之時，《駟車》也成了必奏的曲目。
正是瞌睡時有人送來了枕頭。
諸兒逾禮違矩的這一下子，竟成了有德君子的典範代表。
後世之人看得通透。有道是：
仁，然後禮。禮而不仁，其非禮哉；仁而不禮，其尚仁哉！
先有了仁，然後才能有禮。內心沒有仁，再講禮儀也是無所謂有禮的；內心有了仁，即便行為不符合禮，那至少還有仁啊。
王九年六月，齊國國都，由太子諸兒親自設立的臨淄錢莊開始了營業。
錢莊設立的同時，齊國又公布了一項新的法令。
通貨法。
素帛，糧食，海鹽，這三種大宗商品獲得了與錢幣等同的地位，皆稱為“通貨”，彼此的價格互相綁定，不得任意變動。
公室規定了“通貨”的法定規格：
素帛是未經染色的布料，寬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標準的一匹布；
糧食主要是粟米，也就是小米。標準的單位是“石”，相當於一個壯勞力一個月的需求量，也就是三十公斤左右*。
海鹽以“升”為單位，相當於後世二百毫升略少*，是一個壯勞力五六天的消耗量。鹽必須是精製過的細鹽，那些粗製濫造的劣鹽則是沒有通貨地位的。粗鹽的顆粒太大，盛滿“豆”的銅量器，重量比精致鹽要輕上不少。
一石粟米，與一匹素帛等價，又與十六升細鹽等價。
凡是使用符合規格的“通貨”進行交易，不得以“隻收銅錢”為由拒絕。
“通貨”可以用於納稅，也可以在錢莊進行存取。
錢莊的存貨利率，定為一年二厘，借出利率，則定為一年六厘。
相比於城中原有私營的錢莊，存貨的利率雖然稍低，但有太子乃至整個齊國公室的信譽背書，不怕黑心商人卷錢跑路，而借出利率更是低於所有其他錢莊，即便是償還不上，也不用擔心被催債的惡棍打斷手腳，隻需要為公室義務勞動來掙取還債的資金即可。
至於在臨淄錢莊借了通貨，打算卷起鋪蓋逃亡到別國去的壞分子，諸兒自然也有應對的手段。
錢莊借出貨物，隻能使用，不能交易，也不能跨城運輸。借出的粟米之中，混有少量的大麥，隻要粟米出城，必在城門處嚴加檢查，一旦發現混有既定比例的麥粒，當即將這些粟米扣押；同樣的手法也用於布帛，錢莊借出的布帛，皆以朱紅標記，海鹽則幹脆隻允許登記在冊的鹽商運輸販售，而鹽商的家小都掌握在公室的名冊之中，以為人質。
錢莊的存取憑證頗為講究，小額的存貨，以木製的契券作為憑證，大額的，則以小片素帛作為憑證，寫上存貨的人名和額度，再定下取貨或是償還的日期。齊侯之女孟薑親自繪製了太子馳車畫像，由臨淄最好的玉匠轉刻至玉印之上，作為防偽的印記，敲在素帛的一角。
臨淄錢莊剛剛投入營業，大筆的存貨便從臨淄乃至附近城邑和鄉野的社會各界集中了起來。
名義上，這些存貨當然還是屬於原本的主人，但存期之內，這些貨物資源的使用權，卻被讓渡到了諸兒的手中。
入秋，天降暴雨，淄水、濟水水位暴漲。
洪水衝垮堤壩，淹沒水岸兩旁的田地，田埂和水渠遭到破壞，亟待修繕。
大風吹垮了不少破舊的房屋，光是臨淄城中，就有近萬名國人無家可歸。
齊國卿族國氏的末子，不幸在淄水中翻船溺亡。
聞知噩耗，已經久病臥床的國卿口吐鮮血，當夜便在家中逝世。
齊侯祿甫極為重視此次的災情，暴雨成災之時，不等次日上朝，便臨時召開了朝議。
議題便是，動員公室的財政和眾卿大夫的家資，全力賑災。
齊國公室在列國之中算是相當富裕的了。
比如說齊國公室祭祀用的牛，就不用半夜從鄰國那裏牽來。
但是，根據諸兒的計算，以公室現有的積蓄，要供給伐紀的軍需，恐怕不過半個月的功夫，自齊侯以下，都隻能吃糠咽菜了。
先君莊公以來，至當今齊侯，共計將近百年的時間，齊國一直秉持著輕徭薄賦的政策，公室手中掌握的財富，相比於整個齊國民間蘊藏的，隻是九牛一毛而已。
關鍵在於，如何從齊國的眾多小貴族和富裕的商賈平民手中，把滅紀所需的資金籌集起來。
加稅——當然是不可能加的。諸兒還指望著國人士庶盡忠為國，踴躍參戰呢，先把人家手裏的錢給占為己有了，讓人家如何為公室忠心效力？
不能把齊人的錢占為己有，卻又切實要花這些錢...
花別人的錢...
那就是舉債嘛。
不能加稅，那就加杠杆罷！
舉債，大規模地舉債，舉國債。
然後用舉債得來的錢滅掉紀國，再用滅掉紀國的收益來填平債務，把滅紀之事，從公室報自己的仇怨，變成一項舉國上下共同參與的公共事業。
上下同欲，事無不成！
隻是，舉債總是需要信用的。齊國公室的信用，究竟能不能支撐起大規模的債務呢？
就在諸兒惴惴不安之時，臨淄城中，些許變化也在悄然發生。
那日，諸兒在主幹道上馳車而過，城中多有目擊之人。
按照周禮，城中道路上是不允許馳車的。車輛正確的行駛操作應當是居於道路中央，讓馬匹緩步前行。
市井之中，於是多有批評之聲。
好在平時達官貴人們馳車過街者比比皆是，諸兒這也不過是眾多案例中的一個而已。
直到太子為友人跪請寬恕的消息不脛而走，輿論出現了戲劇般的反轉。
五日之後，一篇新詩在坊間流傳開來。
篇名為《駟車》。
駟車馳馳，齊道攸直。
君子逾製，乃為憐子。
閑人非訾，不知其思。
憂心忡忡，執轡馭驄。
小人洶洶，不為所動。
良友是恭，幹城股肱。
短短數日之間，《駟車》之篇便已成為臨淄之人口頭傳誦的齊風民歌之新寵。
招待友人赴宴之時，《駟車》也成了必奏的曲目。
正是瞌睡時有人送來了枕頭。
諸兒逾禮違矩的這一下子，竟成了有德君子的典範代表。
後世之人看得通透。有道是：
仁，然後禮。禮而不仁，其非禮哉；仁而不禮，其尚仁哉！
先有了仁，然後才能有禮。內心沒有仁，再講禮儀也是無所謂有禮的；內心有了仁，即便行為不符合禮，那至少還有仁啊。
王九年六月，齊國國都，由太子諸兒親自設立的臨淄錢莊開始了營業。
錢莊設立的同時，齊國又公布了一項新的法令。
通貨法。
素帛，糧食，海鹽，這三種大宗商品獲得了與錢幣等同的地位，皆稱為“通貨”，彼此的價格互相綁定，不得任意變動。
公室規定了“通貨”的法定規格：
素帛是未經染色的布料，寬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標準的一匹布；
糧食主要是粟米，也就是小米。標準的單位是“石”，相當於一個壯勞力一個月的需求量，也就是三十公斤左右*。
海鹽以“升”為單位，相當於後世二百毫升略少*，是一個壯勞力五六天的消耗量。鹽必須是精製過的細鹽，那些粗製濫造的劣鹽則是沒有通貨地位的。粗鹽的顆粒太大，盛滿“豆”的銅量器，重量比精致鹽要輕上不少。
一石粟米，與一匹素帛等價，又與十六升細鹽等價。
凡是使用符合規格的“通貨”進行交易，不得以“隻收銅錢”為由拒絕。
“通貨”可以用於納稅，也可以在錢莊進行存取。
錢莊的存貨利率，定為一年二厘，借出利率，則定為一年六厘。
相比於城中原有私營的錢莊，存貨的利率雖然稍低，但有太子乃至整個齊國公室的信譽背書，不怕黑心商人卷錢跑路，而借出利率更是低於所有其他錢莊，即便是償還不上，也不用擔心被催債的惡棍打斷手腳，隻需要為公室義務勞動來掙取還債的資金即可。
至於在臨淄錢莊借了通貨，打算卷起鋪蓋逃亡到別國去的壞分子，諸兒自然也有應對的手段。
錢莊借出貨物，隻能使用，不能交易，也不能跨城運輸。借出的粟米之中，混有少量的大麥，隻要粟米出城，必在城門處嚴加檢查，一旦發現混有既定比例的麥粒，當即將這些粟米扣押；同樣的手法也用於布帛，錢莊借出的布帛，皆以朱紅標記，海鹽則幹脆隻允許登記在冊的鹽商運輸販售，而鹽商的家小都掌握在公室的名冊之中，以為人質。
錢莊的存取憑證頗為講究，小額的存貨，以木製的契券作為憑證，大額的，則以小片素帛作為憑證，寫上存貨的人名和額度，再定下取貨或是償還的日期。齊侯之女孟薑親自繪製了太子馳車畫像，由臨淄最好的玉匠轉刻至玉印之上，作為防偽的印記，敲在素帛的一角。
臨淄錢莊剛剛投入營業，大筆的存貨便從臨淄乃至附近城邑和鄉野的社會各界集中了起來。
名義上，這些存貨當然還是屬於原本的主人，但存期之內，這些貨物資源的使用權，卻被讓渡到了諸兒的手中。
入秋，天降暴雨，淄水、濟水水位暴漲。
洪水衝垮堤壩，淹沒水岸兩旁的田地，田埂和水渠遭到破壞，亟待修繕。
大風吹垮了不少破舊的房屋，光是臨淄城中，就有近萬名國人無家可歸。
齊國卿族國氏的末子，不幸在淄水中翻船溺亡。
聞知噩耗，已經久病臥床的國卿口吐鮮血，當夜便在家中逝世。
齊侯祿甫極為重視此次的災情，暴雨成災之時，不等次日上朝，便臨時召開了朝議。
議題便是，動員公室的財政和眾卿大夫的家資，全力賑災。